在写《华夏文明究竟有没有断层》一文之时，当写到“南明亡”一节之时忽然想到，最终守护南明的并非当年大明的官军，这些官军早已倒戈变成了清朝的官军，而为大明流完最后一滴血的竟然是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军，真是莫大的讽刺！
为何清朝视李自成攻破北京为大明的灭亡之日？
因为这些大明的朝臣大半都做了贰臣，唯有将大明灭亡之日放在公元1644年，方能重新视李自成和张献忠为大清的流寇，方能为剿灭南明、勒死永历帝找到一个遮羞布。
清初入关的兵力非常有限，其实单凭八旗兵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征服整个大明，孔有德、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这些人的军队才是最终征服大明的主力。
公元1644年，清初入关后，李自成的大顺军迅速失败，并非领导层变质，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变质成为官绅阶层的代言人，因此无法联合原来的大明官僚抗清，也无法驾驭明朝降将，当山海关之战败后，明朝降将全部叛变成为清军，大顺军只能一路败退回陕西。
当崇祯帝自缢于北京城，历史便进入了南明时间。
南明初期的弘光政权，执行的是“联虏平寇”的国策，这与当年宋朝“联金灭辽”“联元灭金”如出一辙。
如果说大明初年曾经展现出“治隆唐宋、远迈汉唐”的雄姿，那么到了末年则与软弱的宋朝没有两样，甚至亡国都如此相似。
南明的军事力量其实并不弱
南明继承了明朝所有的弱点，尤其是党争和内耗，最著名的便是何腾蛟、瞿轼耜的楚党和堵胤锡的吴党。
南明从未建立一个真正的统治中心，最终被清军各个击破。
农民军与南明政权的联合曾一度给中兴大明带来希望。
公元1645年，大顺军的李过、高一功的“忠贞营”与当时南明隆武政权联合，成为南明抗清的主力。
公元1649年，大西军的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归顺大明。
瞿轼耜的楚党以大明正统自居，排斥农民军，堵胤锡的吴党则主张联合大顺和大西，并认为唯有如此方能中兴大明。
朝廷的党争使南明的联合农民军从一开始便蒙上了一层阴影，但大西军的李定国确实曾是大明唯一的希望。
至公元1651年，大西军的孙可望完成了对南明永历政权的整合，从此南明的主体便是大西军。
同年，孙可望和李定国出贵州，攻入湖南，并占领湖南大部。
公元1652年，李定国攻破广西桂林，城中的定南王孔有德自杀，随后广西全境光复。
公元1653年，清顺治帝急派谨亲王尼堪南下，衡阳一战，李定国击毙尼堪。
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败之，可望之肉足食乎！
这是当时黄宗羲对当时局势的评价，既指出了李定国“两蹶名王”的战绩，也写明了南明功败垂成的原因——孙可望的妒贤嫉能和膨胀的野心。
孙可望和李定国的决裂，郑成功的“依朝鲜例”使南明注定是一个短命的政权
李定国的节节胜利换来的却是孙可望认为其“功高震主”，孙可望密谋以召开军事会议之名拘捕李定国，李定国得知消息后远走广西，从此大西军决裂。
之后，飞扬跋扈的孙可望阴谋篡位，永历帝密诏李定国救驾，李定国和刘文秀保护永历帝进入昆明，孙可望投降清军。
李定国和郑成功是大明最后的名将，但与李定国以中兴大明为己任不同，郑成功最想做的是“依朝鲜例”割据一方。
当李定国邀郑成功共同北伐之时，郑成功并不积极，二人若能联合，大明或许仍有希望，但事与愿违，共同北伐只是李定国的一厢情愿。
孙可望挑起内讧后兵败降清，使清朝对南明洞若观火，加速了南明的覆亡。
公元1662年，吴三桂在云南昆明用弓弦勒死永历帝。
同年，李定国病逝，临终叮嘱其部将“宁死荒徼，无降也！”
同年，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病逝。
永历帝、郑成功、李定国逝于同一年，是历史的巧合，表明南明中兴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李定国
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明清之际的李定国无疑是不世出的名将，其它任何人包括郑成功都无法望其项背。
永历帝之后，仍在抗清的只有大顺军的“夔东十三家”
农民军中，与大西军掌控了南明政权不同，大顺军在李自成死后始终没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但却是战斗到最后的大明军队。
至公元1664年，李来亨、郝摇旗、刘体纯、袁宗第等大顺军将领或战败自杀，或被俘而死，从此大陆的抗清力量全部被灭。
曾经的农民军成了大明官军，而曾经的大明官军却变成了大清官军，官军确实最终打败了农民军，但明朝已经变成了清朝，每每读史至此，总会叹息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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