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老覃在网络上接收到了很多推送来的“某某战役被西点军校写入教材”的系列文章。
这些“某某战役”五花八门，有说是长津湖战役的，有说是上甘岭战役的，有说是平型关大捷的，有说是塔山阻击战的，有说是神头岭战役的，有说是四渡赤水的，还有说是林彪的六大战术的……
如果这些说法都成立。
那么，我们不得不感叹，自称世界上军事第一的美国，真的是在内心深处把我们当成了老师了。
但是，老覃看过一期由央视制作、国防大学教授徐焰主讲的《讲武堂》，里面清清楚楚地讲：“上甘岭战役是唯一列入美国西点军校教材的中国战例。”
如果徐焰教授讲的属实，那么，其它的说法都不靠谱了。
当然，老覃也看过一些辟谣文章，说所谓“上甘岭战役是唯一列入美国西点军校教材的中国战例”的说法最先来自国防大学教授乔良。
乔良教授曾撰文说，朝鲜停战协议签字几十年后，美国西点军校研究人员，试图用计算机仿真再现“上甘岭战役”，但都弄不明白失败的原因。因此，“上甘岭战役”被西点军校列为世界最著名军事战例，成为唯一列入教科书的“中国战例”。
乔良教授有一句话“露馅”了，他说，美军在上甘岭被打怕了，称上甘岭为“伤心岭”。
辟谣文章抓住了这一点，说“伤心岭”朝鲜东部位于大愚山和白石山之间的851高地，是北朝部队与美军的一次激战后，由美国记者喊出来的，该战役于1951年9月，而上甘岭战役发生在1952年。另外，美军战史中没有“上甘岭战役”和“金化攻势”的说法，“上甘岭战役”是“白马山战役”的一部份。
由此可见，“上甘岭战役是唯一列入美国西点军校教材的中国战例”的说法也是可疑的。
不管如何，老覃都觉得，“某某战役被西点军校写入教材”的系列文章所提到的“某某战役”，都是世界战争史上的杰作。西点军校有没有把它们列入教材，都不会影响它们的成色。
话说回来，上面提到的这些“某某战役”，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仗都打得非常艰苦、非常激烈，并且都是在以弱对强的情况下赢了。
但老覃认为，这其中的四渡赤水，除了打得苦、打得激烈，还打得巧、打得妙、打得奇，打得神，堪称神来之作。
实际上，毛主席也将四渡赤水视为自己平生第一得意之作。
曾在二战期间担任盟军集团军群司令伯纳德劳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在1960年5月来中国拜会了毛主席，他称赞毛主席是“中国两千年来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者”，说他“无论是小范围周旋的四渡赤水”，还是“大兵团会战的三大战役，以及后来的韩战”，都表现了超凡的智慧。
毛主席明确告诉他：四渡赤水是我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本文就来详细讲一讲四渡赤水。
话说，1930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后，毛主席担任了总政治委员，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而当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他就被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致使红一方面军遭遇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本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毛主席还提出过两次堪可挽狂澜、扭乾坤的建议：一次是在福建事变发生后，他提出抓住有利时机，把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但“左”倾领导坐视不听，错失良机；另一次是在广昌之战后，中央苏区的大门被打开，毛主席又提出将红军主力转到外线，“向湖南中部前进，调江西敌人至湖南消灭之”，同样未被采纳。
这样，红一方面军只能开展无比悲壮的长征了。
当然，刚一开始，长征并不叫长征，叫战略大转移，是由博古、李德等少数人决定下来的。
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到湘鄂西去同二、六军团会合，并没想到会走很远，所以，转移的方式大搬家式的。
这个战略意图太明显。
敌人在我们前面设置了五道封锁线。
突破敌人了四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已由出发时的八万人锐减到了三万人。
博古、李德等人却是撞了南墙也不肯回头，明知敌人用五倍于我的兵力在湖南的武冈绥宁和广西的龙胜一带构筑了第五道封锁线，还要继续往前冲。
在湘西南的通道县城，毛主席坚决主张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这一次，他得到了洛甫、王稼祥和周恩来的支持。
于是，通道转兵，红军改变了南进的计划，西进贵州，攻占了黎平。
在黎平会议上，中央政治局通过讨论，基本否定了去湘鄂西去同二、六军团会合的作战方针，作出了在川黔边建设新的根据地的决定。
这个决定，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毛主席也因此在遵义会议上重新确立了领导地位。
但是，蒋介石调集了中央军及川黔滇的兵力，接近于40万人，从四面八方围攻遵义。
毛主席因此作出了从遵义北上进四川，与活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开创川西或川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决定。
红军击溃了土城的国民党军，攻占土城。
但是，川军有两个旅四个团正在急匆匆地向土城扑来。
毛主席让彭德怀领导的三军团在青杠坡围歼孤军深入的川军，另由林彪率领一军团前往夺取赤水。
关于青杠坡之战，老覃之前写过《与我两百位将帅交锋不败的“莽子将军”，出川后与新四军配合抗日》一文，文中提到，当时的中央红军里面，包含了后来共和国的三任国家主席、一位国务院总理、五任国防部长、七位开国元帅，以及陈赓、宋任穷等两百名将军，可谓战神云集，将星如雨，被为“史上最豪华阵容”。
而川军方面率军应战的则是有“莽子将军”之称的川军骁将郭勋祺。
由于毛主席得到的情报是敌人只有两个旅四个团，而实际上敌军的参战部队共有四个旅九个团。
所以，仗打得很苦战，局面一直打不开。
毛主席觉察出情报有误，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蔺以南地区前进。
四川军阀刘湘为防止红军入川，集中了36个团于长江南岸，另以12个旅分路追截红军。
此外，薛岳兵团和黔军正从贵州追来，滇军3个旅也在急进靠拢，红军的处境相当凶险。
毛主席准确地判断出敌人的主力大部已被红军吸引至此，黔北兵力空虚，正好回师攻打。
于是，红军放弃渡长江，从二郎滩、太平渡东渡赤水，在五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王家烈主力八个团。
已进至遵义城南的蒋军吴奇伟纵队的两个师，同样被红军击溃。
可笑的是，吴奇伟逃过乌江之后，为了阻止红军追击，下令砍断浮桥，致使其落在后面的1800名部众无路可逃，乖乖做了红军的俘虏。
此战，红军共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士气大振。
桐遵之战后，红军的领导层初步打算在黔境内建立新的根据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红军决定与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进行决战。
但敌人非常狡猾，不轻易出战，坚决执行蒋介石的碉堡战术，不断修建碉堡，步步推进，层层合围。
为了打破僵局，中央军委决定进攻位于打鼓新场的敌军。
老覃在《毛主席在作战表决中只获一票，遭免职后仍坚持真理，最终力挽狂澜》一文中详细讲述了毛主席预算过红军攻打打鼓新场会面临的种种困境，最终凭自己一人之力，改变了一决定，另外制订了向仁怀南的鲁班场周浑元部发起攻击的计划。
同样因为情报有误，国民党中央军入黔的周浑元部共有十二个团的兵力，红军未能将之歼灭。
但经过这一次强攻，周浑元部已不敢露头，红军从容西进北上，由茅台镇三渡赤水河，再次向川南古蔺、叙永前进。
蒋介石料定红军又将北渡长江，急令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由东向西追剿。
这么一来，国民党主力被红军调到了赤水以西地区，蒋介石所在的贵阳空虚，只有两个团的兵力。
红军留九军团在古蔺充当疑兵，主力在太平渡、二郎渡四渡赤水，威逼贵阳。
蒋介石惊得狂吐白沫，赶紧从云南调兵奔赴贵阳。
这正是毛主席所希望看到的。
国民党滇军东调，云南空虚，他的大手一挥，红军挥麾向西，越过湘黔公路向西疾进，直插云南进入昆明。
1935年5月是旬，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将敌军40万追兵全部甩在金沙江南岸。
不得不说，四渡赤水虚实相间，出神入化，奇幻莫测，令人击节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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