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醴陵釉下五彩花卉纹折肩瓶
清·醴陵釉下五彩浮雕花卉纹瓶
收藏家罗磊光先生热爱传统文化，多年来，苦心求索清末醴陵釉下彩瓷，已有斐然成绩。
对于清末醴陵釉下彩瓷，或许因为其烧造时间短暂，传世作品稀少，距今年份不远，半个多世纪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因实物少见，其研究难以充分开展。罗磊光收藏的醴陵釉下彩瓷，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陶瓷界对醴陵釉下彩瓷的进一步研究。
如何充分评价醴陵釉下彩瓷在中国瓷器烧造历史上的价值意义和历史地位，应是研究清末醴陵釉下彩瓷诸相关问题的核心。我觉得，研究和认识清末醴陵釉下彩瓷的价值意义与历史地位，应着重在两大方面。一是清末醴陵釉下彩瓷在工艺技术方面的历史性创新突破；二是清末醴陵釉下彩瓷在文化精神方面的历史性建树与影响。
关于清末醴陵釉下彩瓷在工艺技术方面的历史性新突破，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湖南省的陶瓷专家对此有比较深刻的研究。我见到一本小册子，名叫《醴陵釉下彩瓷》，是从科技及工艺学方法的角度，对清末至当代的醴陵釉下彩瓷作了专门阐述。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中国瓷器的烧造，先后创烧出高温釉下（铁）褐彩，釉下（钴）蓝彩和釉下（铜）红彩。清朝雍正、乾隆二代，是中国古代瓷器烧造的巅峰时期，几乎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境界，恰于高温釉下彩方面建树甚微。清末醴陵瓷业异常了不起，短短数年便一举创烧出多种高温釉下彩，号称釉下五彩。尤其是创烧出多种复色彩料，以多层次的色阶丰富了醴陵釉下五彩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这是历史性的创新突破，这是对中国瓷器烧造历史的贡献。
关于清末醴陵釉下彩瓷在文化精神方面的历史性建树影响，主要应体现在三个层面上。
第一个层面体现在近代爱国精神方面。鸦片战争后，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益羸弱不堪，清朝末期的维新变法等改良主义运动宣告失败。在探索救中国的政治思潮中，朝野一些有识之士，转而提出“实业救国”的主张，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创办实业，开展劝业运动。清末醴陵瓷的创始人熊希龄先生、文俊铎先生当属这样的近代先进人士。为了抵制洋瓷侵入，振兴民族瓷业，他们以出洋考察宪政官员的身份考察日本，回国后提出“一立学堂，二设公司”的新式主张，在湖广总督端方的赞助下，创立官办“湖南醴陵瓷业学堂”，建立“商办湖南瓷业公司”，锐意改良，创烧上等釉下彩瓷。1909年至1915年间，先后参加武汉劝业奖进会、南洋劝业会、意大利都朗博览会、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分别荣获第一等之金质奖牌、奏奖、最优奖和金牌奖，名声极盛，“风潮所布，举国若狂”，强力振奋了近代中国社会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精神。
第二个层面是体现在近代科学意识方面。熊希龄、文俊铎先生等人自觉吸收近代教育思想，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开办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瓷业学堂，聘请中外教师，教授近代美术学和瓷绘方法，为近代醴陵瓷业迅速臻于成熟培养造就了一批优秀人才。从传世的近代醴陵釉下彩瓷中，可以明显看出，其画面构图、色彩运用及笔法等，都受到近代美术思潮及方法的影响，是以近代美学意识对传统中国瓷器绘画作了科学的继承与发展，开创了瓷器绘画新的时代风格。近代科学意识还体现在瓷绘色料的研制与创新上。正是在创烧釉下五彩中引进了近代化学知识，自觉地进行科学实验，方创烧出多色阶的复色彩料。
第三个层面是体现在近代企业理念方面。熊希龄创办的“商办湖南瓷业公司”，在名称上是近代企业概念，在实际上，是将教学、实验、研发、生产、销售联为一体，体现的是先进的近代企业理念。这也是中国瓷器烧造历史上第一家近代新式企业，并且成功地取得了令“各埠商贩之来此贩运者络绎不绝”的杰出业绩。它的成功在中国瓷业甚而民族产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近代醴陵釉下彩瓷的烧造在旧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中被迫中断了。20年的生命，异常灿烂又异常短暂，犹如昙花一现，更犹如划破黑夜的一颗耀眼流星，令人赞美又令人痛惜。翻检中国瓷器烧造历史，如此生命短暂而又成就不凡的，大概只有北宋汝官瓷器与之相似。但两者相比，文化背景及文化价值意义大相径庭。我觉得，近代醴陵釉下彩瓷的价值意义与历史地位更重要一些。
（作者系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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