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即以收定支与以支定收，是两种不同的理财观，也是财政与财务预算管理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在我国，古代就有关于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思想的论述。西周末年，《礼记·王制》提出，“用地小大，视年之丰秏。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这是量入为出理财观的最早记载。唐代宰相杨炎主张，“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这开了量出为入思想的先河。清朝末年，黄遵宪提出，“权一岁入，量入为出；权一岁出，量出为入，多取非盈，寡取非绌，上下流通，无壅无积，是在筹国计”。这就把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结合了起来。
在西方，也有关于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不同观点。弗里德曼提出的持久收入假说，把人们的收入分为一时性收入与持久性收入，支出分为一时性支出与持久性支出，认为持久性收入才是决定支出的关键因素。这可以说是量入为出观点的代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视支出政策为萧条时期刺激经济增长的相机抉择手段，提出财政支出可以按照有效需求的要求通过赤字来补充。其思想总体上是量出为入的。
其实，无论量入为出还是量出为入，其着眼点都是“入”与“出”即“收”与“支”的关系，重在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
量入为出，关键在“入”，“入”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农业社会，无论政府税收还是家庭收入，都受到农业产出季节性和数量的限制，收入成为硬约束，量入为出是逻辑的必然，也是生产力不发达的反映。同时，在高度集权的封建体制下，“事无巨细皆决于上”，政府的职能边界难以有效界定，财政支出的数量也就难以合理限定，只能通过收入水平来制约。量入为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当时生产关系的反映。
量出为入，关键在“出”，“出”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至少需要两方面的条件：其一，要有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作支撑。其二，支出水平的确定要合法、合理、有效。从国家层面看，就是要通过法定的规则和程序，界定政府的职能和公共预算的规模。从企业层面看，就是要讲求支出的必要性和效益性，保证有投入就有产出。
可见，无论量入为出还是量出为入，都有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局限性。量入为出，强调勤俭节约、收支平衡，意味着有多少收入就安排多少支出，但不能据此引申出能取得多少收入就安排多少支出，甚至为了多安排支出而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同理，量出为入，强调应收才收、收支匹配，意味着支出决定于职能的实现，预算收入为支出提供保证，但不能据此片面地认为支出决定收入，为好大喜功、脱离实际找借口。
我国财政预算体系由公共财政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组成。一方面，“四大预算”的功能定位、收支范围以及管理特征等存在明显区别，彼此之间应保持相对独立；另一方面，它们又应有机衔接，相互可进行适当调剂。因此，既应注重以收定支、量入为出，又应兼顾以支定收、量出为入，不断完善公共财政框架，规范政府职能。
企业财务预算同样应重视收、支关系问题，加强全面预算和分类预算管理，注重运用金融和资本市场及相关工具，多角度思考，多手段协同，努力实现从绝对平衡向相对平衡、从年度平衡向周期平衡、从静态平衡向动态平衡、从局部平衡向集团平衡、从单一收支平衡向经营综合平衡转变，为增强企业财务与经营管理的灵活性、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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