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意蕴的圣哲之言】（转载）
 

“ 言不尽意”说，即就是说“言语”不能准确地表达真正的“意思”， 表明了言语表达上的局限性；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中的热门话题。《论语》中说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文学者，民族精神之所寄也。凡是一民族形成之时期，其哲人臣子之言论风采，往往影响与其民族于其民族精神，流风余韵，千百年，故于此时其中，能深求一代名哲之主张于其民族文学之得失，思过半矣。此其人虽不必以文学批评家论，而影响之大往往过一般之批评家远甚。话说回来，“言不尽意”之说，即人的语言和心意之间的关系问题，长久以来对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它几乎成了贯穿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鉴赏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一学说可上溯到庄子。

庄子名周，宋国蒙（今商丘）人，战国时期有名的哲学家，他继承了发展了老子的天道自然观，成为道家学派的第二号人物。庄周的哲学思想比较完整的保存在《庄子》一书之中。鲁迅有云，庄子的文章，“汪洋恣肆，仪态万方”；思路奇特，想象丰富，是先秦诸子中最具文学性的哲学著作。“言不尽意”为其所提出的最具代表性的言论之一。陆机《文赋》中谈到创作最艰难最根本的是“意不称物，文（言）不逮意”；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谈到艺术思维，艺术想象都已意的把握与言的运用最为重要，他说：“神居胸臆，而志气（意）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可见“言”的十分重要性。《天道》篇中有这样的阐释：
 
“世之所贵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哉！
 
“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门到怒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庄子。知北游》
 
认为在表述道的方面，语言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庄子》于此作了更详细的说明！认为：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者，不期精粗焉。”——《秋水》。所谓“不起精粗焉”者，郭象注云“唯无而已”，成玄英疏云“妙理也”，其实就是指“道”；他不但不能用语言表述，而且也难以用心意，思虑加以领会，把握。又如上《天道》篇所说；真正可贵的是道，而道是不可闻见，也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天道》篇接着述说了轮扁的故事，说明了“言”与“意”的道理；“意”乃语言之根本。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为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又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术）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而已夫！”
 
庄子这里说“圣人之言”是“糟粕”，亦他〈秋水〉篇所说的“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又伦扁得故事说明了圣人经典的有限意义，它不是圣人之道本身。圣人之道，正想象  斫轮之数（术）一样只能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不能用语言直接传达。如果把圣人的书当教条，忘掉了个体生命的感知把握，那就不能真正的得意得道。就像轮扁自称轮时“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一样。亦仍是要说明语言的局限性，说明道不可言传，轮之术尚且不可言传，何况于道。《外物》篇中又论及“言”与“意”的关系道：
 
  “荃（捕鱼具）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碲（捕兔具）所以在兔，得兔而忘碲；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庄子》的意思是说，言与意两者常常并不一致，虽然言是达意的工具，但若拘执于言，往往反而不能真正的领会其意；为了把握意，有时到必须“忘言”，即不拘执于言，这也是关于语言局限性的一种观点。而此学说，即该观点对于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如：

   魏晋玄学家对于“言”，“意”的关系问题是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们用上述《庄子》的关于语言的局限性的思想去讨论，理解《周易系辞》关于“言”，“意”，“象”关系的表述，《系辞》虽然也说“言不尽意”但又说拥立象系辞的方法便可以尽圣人之意。而魏晋时荀粲却说“精意妙理”是立象系辞也无法表达的，“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注》引何劭《荀彧传》）王弼则说，虽然“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但为了真正领会其意，又必须不拘执于“象”和“言”；“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内，大致说来，晋宋时期人们在讨论创作中言意关系时，还只是叹惋言不能尽意。到了后来，人们这对这一学说的概叹更为广泛；由于创作和鉴赏能力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诗的特色，诗的美正在于能传达一种无法说尽却令人吟味不已的悠然意趣。如唐人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说，诗歌“义得而言哀，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司空图《与极浦书》说，“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其容易可谈哉？”宋杨万里《颐庵诗稿序》说善诗者不仅“去词”，而且“曲意”。他说：“至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认为诗之美不在于文字，也不在于直接说出来的“意”，而在于难以表达的回味。元人刘将孙《如禅集序》说：“今夫山川草木，风烟云月，皆有耳目所共知识。其如于吾语也，使人爽然而得其味于意外焉，悠然而悟其境于言外焉。”请人王士禛《香祖笔记》说：“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如此之类，其审美情趣从根本上说来自鉴赏和创作的实践，但在形成和表达此种审美观点时，是受到《庄子》和玄学家言论影响的，皆“言不尽意”，各有所表。后世于审美上亦有所体现；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云：
 
   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切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他在开门见山的提出“境界”这一范畴，并加以多方阐释之前，即表明自己源于沧浪，渔洋而又扬弃之的诗学理想。他实质上已经指出，严羽的“兴趣”也罢，王士祯的“神韵”也罢，都未曾捕捉到盛唐诗歌以及北宋词的诗美本质，而反是描述了他们的美学面目。我想，王国维的这一批评是耐人寻味的；既意犹未尽。

    而盛唐诗歌之美，不管是体现在李，杜身上，还是体现在王，孟身上，都可视之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理想境界。王国维先生以北宋词比之于盛唐之音，或许有些崇尚词体的意思，但其肯定诗唐的艺术境界。当然这还是一代文学巨人对于诗歌词作的审美之见，见解独到，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佳作。总之，即在于诗歌的审美上既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表达上也是不例外的。如晚唐，李商隐的诗歌，不同的读者就有不同的见解。在诗歌〈锦瑟〉中——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
 
   争议颇大，究竟诗人作此诗时是何意思；我想这应该是千古之谜了；后人就有再多的见解也不一定能审到诗人那时的情感。况且，既是诗人也不一定能全“言”及“意”。有时候，是很难能做到言已尽意的，反之就是“言不尽意”了；所表达的也是一部分思想情感。本诗中，很多人认为时悼亡之作，即是为怀念过世的妻子而做，琴瑟有喻夫妇之义；此是一解。还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篇托物言志的诗作，即借这篇作品来表达政治上的失意等。各持己见，到底是什么呢？还是那句话，只有诗人自己清楚了。我想，在于审美上，诗歌也好；词作也罢，审美之人欣赏作品，是“言不尽意”的；作者创作也一样，用《庄子》的话说，能记录出来的“书”则充其量也只能得其“粗”者，因此，虽圣贤之文章著作（书）也只能是“糟粕”而已，理应鄙弃之。庄子的这一观点看似偏激，确有一定的道理。不管所著书是否“糟粕”不论，“言不尽意”是乎是肯定的，从古到今，也一直以“热门话题”的身份居于中国古今的文学批评界。当然若不观乎国界之分，其意义更显。审美者，作者，皆“言不尽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