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南
自古以来，儒、道、佛三家之间的纷争未尝有止歇之时。自唐以来，禅宗兴起，蔚然风行。之后历经宋元，其教义越来越向势力最强的儒家思想靠拢，同时也不断为儒家思想所吸收。到明代，禅宗作为佛教的一大分支已经走向式微，渐渐失去其宗教性，然而其哲学思想的影响力却反而增强。明代洪应明所著的《菜根谭》，便是儒道佛思想互相渗透的一个典型。
《菜根谭》是一部集儒道佛三家思想于一炉的小书。既然如此，其中就必然涉及人生观的冲突：儒家讲积极进取，道佛主张消极静观。仅就儒佛而言，对“功”、“名”二字的见解，几乎正好相反。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菜根谭》的作者洪应明又是怎样调和两种观念的呢？
对于“名”，洪应明持的是认可的态度。“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附权势者凄凉万古。故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之寂寞，毋取万古之凄凉。”重身后之名甚于生前之名，其中隐隐有现世苦修换来来世幸福的佛教观念的影子——孔子也谈到“名”，但身后之事，孔子是从来不讲的。这已经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和佛教相结合的很好一例了。
既说“名”，就必然要提到“功”，因为在一般的观念里，“功”是取得“名”的主要途径。但《菜根谭》的作者却认为，“功”是一条非常危险的途径。其中蕴涵了道家的观点，即“功”代表“满”，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所以“功”离开“过”只有一步之遥。但是，就“若业必求满，功必求盈者，不生内变，必召外忧”这句来看，不管怎么说，“功”总还是正面的，只是不可求“满”罢了。
总之，洪应明对于“功名”二事并不反对，这还是一种儒家的积极态度。但是“功名”对人的自我修养有着种种的危险——比如上面提到的，求“名”有“寂寞一时”，也有“凄凉万古”；求“功”有满盈之患；此外还涉及人情冷暖、时运穷通、性情变异等等，这一切，都是要靠佛道思想来调节的。其中的有些话，反映了道家思想，诸如：“真廉无廉名，图名者正所以为贪。”又如：“处世不必邀功，无过便是功。”说的是求功名则可，却不可刻意求之。
尤可玩味的是佛教思想在《菜根谭》中的调节作用。求取功名，自是美事，当然还要取之有道，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然而，作者又据佛教思想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无论有道还是无道，“功名”之事都只是本性之外的俗事。如果说以道德取“功名”胜于以权力取“功名”，那么更高的境界应当是视功名如草芥，如无物，心中保持清净，不为外物所累，从而得以自见本心。
他认为，功名只是劳心之事，有之固然不错，无之则更有闲趣。“矜名不若逃名趣，练事何如省事闲？”“我不希荣，何忧乎利禄之香饵；我不兢进，何畏乎仕宦之危机？”虽然说，“居轩冕之中，不可无山林的气味；处林泉之下，须要怀廊庙的经纶”，但两相比较，则是“羡山林之乐者，未必真得山林之趣；厌名利之淡者，未必尽忘名利之情”，足见情牵名利为易，而得趣山林为难。言下之意是，正因其难，所以尤其可贵。“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瓢，总堕尘情。”佛家以尘世为苦海，“堕尘情”者必然有许多“烦恼”，有许多焦虑。所以又说：“烈士让千乘，贪夫争一文，人品星渊也，而好名不殊好利；天子营家国，乞人号饔飧，位分霄壤也，而焦思何异焦声？”根据儒家思想，将“好名者”与“好利者”分出“人品星渊”，将劳心的统治者和濒死的乞讨者“位分霄壤”；而在佛家看来，“好名”与“好利”同是心为外物所缚，“营家国”者与“号饔飧”者无非“烦恼”二字。想通了这一切之后，结果便是“权贵龙骧，英雄虎战，以冷眼观之，如蚁聚膻，如蝇竞血；是非蜂起，得失猬兴，以冷情当之，如冶化金，如汤消雪”，由此而对一切无动于衷，独持本心，超然世外。
从《菜根谭》的结构来看，前卷以儒家思想占上风，即就功名论功名，功名可以取，只是要取之有道，守之有道。后卷则以佛教思想占上风，认为最高境界是舍弃功名，什么都不取，以保持心性的静默与自由。综合来看，务实和超越并不矛盾：前者是立足点，后者是目标。而无论是以务实为基础还是以超越为目标，其根本都在于自我修炼。换言之，自我修炼的目的，既可以是治国平天下，以赢取功名为结局，也可以是超脱于整个世界，同时抛弃功名。如果这入世和出世之间真的可以随意切换，那么单从个人的本心来看，便是确实达到了理想的自由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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