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宇宙的华夷新辨(《书城》2009年5月号) - 书城的日志 - 网易博客

2009-05-08

狄宇宙的华夷新辨(《书城》2009年5月号) 2009-05-06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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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文
随着近几十年西方学术界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热潮,在西方汉学界中摆脱“中国中心论”的倾向也颇成气候。曾主编过《中亚战争中的战争》(Warfare in Inner Asian Warfare)的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几年前出版的专著《古代中国及其敌人:游牧民族在东亚历史中的崛起》(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此书从先秦时代中原与北方诸民族的关系讲起,最后落实到汉王朝与匈奴的冲突,到汉武帝时代卫青、霍去病的北征收笔,试图把东亚和中亚历史连为一体,以审视北方诸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塑造作用,颇有些挑战性的论断。
这本书试图挑战的,首先是在中国文化中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自近代西方到来之前,“中华”一直是东亚地区最高的文明。中华文明的传播,也是刺激周边民族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和何炳棣在《亚洲学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曾就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充满感情色彩的辩论。其起因是罗友枝综合多年来中国研究和中亚研究的成果,挑战所谓的“汉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历史上虽然不断有北方民族征服中国,但这些民族对中国统治的成功,在于他们放弃了自己落后的文化和习俗而“汉化”。从“五胡乱华”所造就的北方政权,到蒙古、清朝都无不如此。在罗友枝们看来,这些北方民族的“汉化”虽然是个事实,但绝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本民族的文化和习俗。事实上,他们在“汉化”过程中特别注意保持自己的文化优势,甚至将之当作统治集团所垄断的秘密武器而珍藏。他们从自己的传统中发展出来的统治技术,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至于他们的“汉化”,有时则不过是“以汉制汉”而已。这也可以说是北方民族版本的“以夷制夷”之术。何炳棣则对这一学说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并使用大量中文历史文献,证明“汉化”乃这些北方征服王朝进化的基本策略。
这场辩论的胜负一时没有定评。不过,罗友枝所总结的确实是国际东亚、中亚研究之大势。比如,日本学者早就揭示,满族在入关之前,就是非常精明的商人,在白银贸易等方面非常先进,对外来技术也如饥似渴,这和他们入关后的成功也有关。西方许多学者也指出,清朝统治者把中国的版图扩张了一倍,其统治的种种技术问题绝非一个“汉化”所能解决。以清朝的奏折为例,满汉文本并不是简单的对译。满文奏折在统治集团中自有其优越独特的功能。大清帝国也不能狭隘地定义为一个中华帝国,而更是一个中亚和东亚的帝国。日本蒙古学研究的一名健将杉山正明,上个世纪末写了上下两册的畅销书《蒙古帝国的兴亡》,大力鼓吹“蒙古中心说”,认为蒙古帝国是全球化的先锋,有着最为兼容并包的文化和最先进、开放的经济。比如在这个帝国中以白银为媒介的贸易和欧亚之间海路陆路交通之连接,把中国纳入了当时的世界经济体系。反而是明朝的建立,把中国从这种多元开放的世界中拉出回了封闭的国度,构成历史的大倒退。类似的学说,细数下去层出不穷。说到底,在解读中国历史的时候,是把世界史(特别是欧亚大陆的历史)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还是把中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塑造着学者们的视角。中国传统史学以及现代史学的主流,多属于前者。而在国际汉学和中亚学界,则是后者来势汹汹。
狄宇宙的书,是以后者为出发点,试图用世界史的眼光分析北方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互动。这是此书对习惯于“中国中心”史观的读者的新意所在。不过,他以讨论司马迁的历史哲学和匈奴史观而结束,似乎无意中又回归了“中国中心”,气魄一下子小了许多,甚至显得虎头蛇尾。我倒不是要贬低“中国中心”史观,而是觉得世界史的眼光一直是西方汉学之长,狄宇宙如果立足于此,就可以对中国学者突破传统的史学框架提供许多启发。可惜,他在那里大谈司马迁,虽然并非全无新意,但多半还是平淡之论,未免让我的期望落空。不过,读罢全书冷静思考一下,此书贡献仍然可贵。下面不妨就从其贡献讲起。
“中国中心”史观的一个基本预设是:中国的农耕社会,是比北方游牧社会更高级的一种生产形态。中华文明与北方诸民族的分野,也是基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结构,其中自有高低之分。长城基本上就是双方的生态、经济、政治、和军事的边界。早在汉高祖就知道“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之”的道理。在当今一般人的常识中,马背上的文明无疑是个过分简单落后的文明。
狄宇宙的书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奋,也许就是从这里开始。在当今全球化的自由经济时代,人们都知道交通之便利、信息与技术传播之充分,乃是发达社会的基础。用这种观念看待历史,人们也往往得出海洋文明优于内陆文明的结论。比如古代希腊、罗马的文明是建筑在地中海经济圈的基础上。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崛起,也是威尼斯等以海洋贸易立国的城市国家来打头阵。英国工业革命的展开,大背景则是欧洲经济的重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最后殖民主义的扩张和西方对世界的主宰,无不建立在对海洋的征服和控制上。中国近代的落后,也被许多人归结为面对海洋裹足不前的结果。无疑,海洋运输、旅行比陆路便利得多,有助于贸易的发展和技术的传播,也带来了文化的互动。直到今天,世界的经济核心基本还集中在沿海地带,内陆总给人以封闭落后的印象。
可惜,人们经常会忘记:在古代,游牧民族的马,和航海民族的船一样,都给人类的交通带来极大的便利,加速了贸易和技术的传播。特别是古代中国世界的海洋基本是文明的边界,而非对外交通的高速公路。在这种情况下,草原的游牧民族,在与其他民族沟通时比起农耕的中原地带就有明显的优势。马比人走得远、跑得快、负载的东西多。游牧文明比起农耕文明来,覆盖的领域大,接触的文化多,技术传播也可能快一些。
狄宇宙综述了迄今为止关于游牧民族的研究来阐述这一问题。十九世纪的学者追随达尔文的学说,把人类社会按狩猎、游牧、农耕来分为三种不同水平的文明阶段。这也符合中国传统上农耕优于游牧的共识。不过,到十九世纪末,学者就对这种简单的模式提出质疑。比如S.I. Vejnshtein就提出,驯化动物需要长期的实验和技术积累,需要社会具有生产剩余的粮草的能力,因此离开定居的生活条件是不可能的。更为可能的假设是,初级的农业是驯化动物的先决条件。二十世纪中期,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延续这一思路,强调绿洲的农耕经济对中亚草原游牧民族形成的决定性作用。他提出这样的假设:绿洲的生态条件对农业和牧业同样优惠。在草原上抓获的大型动物,可以送到绿洲中饲养驯化,然后再返回草原。人们由此发现游牧乃是适应当地生态环境更有效生存和生产的方式。这就是游牧民族崛起的原因。
考古发现虽然没有证实拉铁摩尔的假设,但揭示出绿洲对于农耕畜牧混合经济的出现的决定性作用。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欧亚大草原上农耕和游牧之间的明确界限仍然是含混不清的。哈赞罗夫(Khazanov)则把草原游牧社会的发展分为四阶段:第一,定居的动物饲养;第二,半定居的放牧;第三,远距离放牧;第四,半游牧或游牧。T. David又进一步补充:第一阶段出现了早期的养马业。骑马最早出现在第二阶段,时间在公元三千多年以前。第三阶段是公元两千多年前,马车已经出现了。骑马此时也有。但有多普及则很难判断。第四阶段从公元前一千年开始,骑马已经发展到成熟的形态。总之,草原民族的发展与十九世纪达尔文主义者的理解几乎相反:他们不是从游牧“进化”到农耕,而更象是从农耕“进化”到游牧。
骑马技术的发展,对从农牧社会转向为游牧社会具有关键性的意义。骑马可以使很少的几个人控制极大的牧群,大大提高了生产力。骑马也急剧地扩大了人类生活的空间,使更广泛的文化交流和技术传播成为可能。其中最引入注目的技术,就是金属器具。从公元前两千年开始,在以当今河南地区为中心的商文化之外,位于由今日的内蒙古、辽宁、和陕西、山西、河北的北部地区组成的北方地区,存在着一个广阔的文化交流带,成为中原的青铜文化和中亚、南西伯利亚的青铜文化之间的桥梁。其中西北的齐家文化、中北部的朱开沟文化、东北的夏家店文化,早在商代以前就构成了一个青铜文化网络。乃至一些学者假设,青铜冶炼在西北地区的发展要早于中原。另外,商代文化的范围是能够比较清楚地界定的,但北方青铜带则缺乏明显的边界,更像是各种不同的民族共同分享特定的冶炼技术。此时这些社会虽然仍然是农牧社会,但游牧社会的雏形已经浮现。这些北部青铜中心虽然没有像商文化那样融合为一个整体,但彼此交流非常充分,大致也体现了游牧因素活化了技术传播的可能性。
北方的冶铁技术,似乎也比中原要早不少。在今日的新疆地区的察吾乎沟遗址,根据碳十四技术的断代确定为公元前十到七世纪。其中除了金器和青铜外,已经出现了铁器。动物(特别是马匹)的遗骨和农业器具的缺乏也揭示了游牧社会的特征。而在帕米尔和乌鲁木齐等地的考古发现同样揭示了这一地带铁器的分布。当然,西北绝非唯一的铁器带。一般中亚的铁器时代被界定在公元前一千年。同样的时段对蒙古、南西伯利亚等地区也基本适用。在黑龙江和俄罗斯远东沿海地带,公元前九世纪就出现了丰富的铁器。东北的夏家店文化上层,明显受来自北方的冶炼技术的影响,但直到战国时代辽宁地区的夏家店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金属器具还全是青铜。在中原地带,铁器也是到了战国才广泛出现。虽然考古发现还不能证实冶铁技术的传播路线,但冶铁技术南下目前似乎是最有说服力的假设。总之,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中,游牧半游牧社会逐渐诞生,并在中国东北、南西伯利亚、泛贝加尔、蒙古、新疆等广大地区形成了多种族的共同金属文化带。
狄宇宙的这番综述,打破了游牧一定就落后于农耕的成见。接下来他要突破的,则是万里长城的神话。这实际上也有助于解释“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早期的冲突以及匈奴的形成。众所周知,现在的长城实际上是明长城。在战国时代,燕、赵、秦等国都已经开始修筑长城,有的是防范北方的,有的则是彼此防范。后来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派蒙恬北征匈奴,并把过去各国修建的长城连接起来,作为对北方的防范。按传统之定说,长城实际上是南部华夏农耕社会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掠夺的防线,也是两个社会、文化、生态的分野。狄宇宙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长城不仅仅是防御的工事,而且是进攻的设施。长城在早期反映了华夏民族对北方民族的进攻,而非防守。考古发现不断表明,长城的位置,并非在农耕与游牧区的分界线上,而是深入到了游牧区内。长城内侧的大量遗址并非农业社会遗址,而带有强烈的游牧文化色彩。这一点,在文献上也可以印证。华夏民族和北方民族一直冲突不断,互有胜负。西周虽然是为申侯勾结犬戎所灭,春秋时代戎狄也不断使中原诸国告危,但到了战国时代,中原在对戎狄的战争中明显占了上风。比如,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就灭了属于白狄的中山国,并屡屡举并北进,攻击林胡等北方民族,大量运用胡人充实自己的力量。秦国也不断向戎狄之地扩张。更不用说秦灭六国之后蒙恬的大举北攻了。
因为史料缺乏,我们不太能了解北方民族为什么在与中原的竞争中处于下风。不过,拿文献和考古发现互证,多少能找出些线索。狄宇宙指出,此时的北方民族,还没有发展成后来匈奴那种高级阶段的游牧社会,多处于半耕半牧甚至农耕的阶段。骑兵虽然已经发展,但远不像后来那样令人生畏。更重要的是,这些北方民族仍处于分裂状态,内争不断,非常不稳定,经常被已经具有比较完整的国家形态的中原势力所操纵利用。
至于中原各国向北方地区扩张的动力来自哪里?狄宇宙的论述则不甚充分。不过,中日学者几十年来的研究,则颇能支持他的中原扩张论。我在研究《论语》的近著《学而时习之》一书中,也有过综述。要而言之,春秋战国时代的列国兼并扩张,可以用“国家建设”(state-making)一词来概括,这实际上是后来以官僚制度为基础的君主专制的王朝体制的前奏。这一“国家建设”所要超越的,是西周以来的封建体制,也就是孔子所要维护的周礼社会。封建社会在这种周礼的规范之下,君权非常有限。国家财政主要是通过“王田”的收入来解决,只有非常时期才可以动员社会资源。把全社会的资源通过税收的方式纳入君主的控制之下,属于大逆不道。《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宣王“不籍千亩”,即忽视了王田的经营,国库空虚后想“料民”,也就是对治下的臣民进行人口田土的估算,为税收提供基础。仲山父马上出来反对:“民不可料”,所体现的就是这种封建财政观念。君主受这种财政限制,对外用兵也受限制。比如,《周语上》开篇说:“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 ’。”此段可译为:“当穆王将要讨伐西戎的时候,祭公谋父劝谏说:‘这样不行。先王展示德操而不是炫耀武力。其兵聚集起来,只有到了农闲之时才出动;一出动就威震四方。轻易炫耀武力,则使人懈怠疏忽;懈怠疏忽就不会有威慑力……先王对老百姓,总是鼓励其厚正之德行,听任其滋生财富。’”可见,被儒家津津乐道的所谓“先王取民有制”,使国王无法擅自举事兴兵。
春秋战国之际,你不兴兵则兵来找你,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各国君主正好借机扩张其权力,僭越了周礼的约束,税收制度也越来越成气候。不过,对这种变革,传统力量的抵抗非常大。即使在传统的阻力最小的秦国,商鞅推动变法还以车裂而终。所以,君主扩张自己的权力时,除非不得已,总希望先绕开这些内在的抵抗力量。在国内强制进行资源的再分配,把原来属于贵族的土地直接置于君主的税收权威之下,无异于收夺他人之财产,自然会树敌过多。而对外扩张、攻城掠地,然后把这些不属于国内任何既得利益集团的土地纳为己有,则在国内受到的抵抗会小得多。而通过征伐不断扩大的这些新资源,使君主相对于国内贵族而言势力越来越大,改变了权力的平衡。君主在这种情况下回过头来再来剥夺贵族,贵族们也就无实力抵抗了。所以,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君主的权力随着其领土的扩张而变得越来越绝对化。新征服的土地,也渐渐不分封给子孙、兄弟、和重臣,而是纳入君主的直接控制之下,要么作为县,要么作为郡,派手下的官僚管理。其中人口密集的小块土地往往在被征服后变成了县,地广人稀的新疆域则多变成了郡。从这个角度看,中原各国对北方民族的扩张,不断在新征服的土地上立郡,收编戎狄以充实自己的军力,乃是君主在“国家建设”的竞争中强化自己的绝对权力之必须。可以说,中原对北方民族的进攻,和君主专制的形成互为表里。
长城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进攻性的设施。筑城术表面上看是防守技术,但在世界史中屡屡作为进攻技术而应用。比如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在其名著《军事革命》一书中展示,西方自中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火药在军事上的运用,使传统的城堡失去了防守的有效性。但是,面对这一挑战,筑城术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通过各种技术革命完善其防守效率。最后演化出来的那种坚不可摧的城堡,在西方殖民扩张时代成为重要的进攻技术。那些西方殖民主义者到了印度等人口繁盛之地,经常势单力孤。他们成功的一个关键,就是在海岸港口建立规模小但非常坚固的堡垒,掠夺之后面临本地人的反攻而退居其中进行长期抵抗,等到援军从海上到达,再靠其“船坚炮利”来摧毁当地人的攻势。这一套技术,在欧洲战场长达数月之久的围城战中反复演练,已经达到精熟之境,后来用来征服世界也是所向无敌。在中国上古时代也有类似的发展。宫崎市定、杜正胜等人的研究表明,周代的聚落形态,是周代对商的征服过程中“武装殖民”的结果。周人进入商地后,作为征服者有寡不敌众的危机,于是筑城而立。他们平日在城的周围从事生产,夜晚或危机时刻退守城内。中文中的“国”,最初所指的就是这样的武装据点、堡垒、城池。这看上去是防守的工事,但追根溯源,还是征服者维持其进攻果实的持久性之利器。《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里,就提到“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的“先王之制”。也就是说即使在一国之内,君主的兄弟在自己的领地中筑城,也不能超过君主所在之国都(即“国”)的三分之一,超过了就对君主具有了攻击性的威胁。
当然,直到春秋早期,周代各国基本上还属于日本学者所谓的“邑制国家”,即各国以武装的堡垒城池而自立。这样的据点称“邑”,有国都功能的称“国”。“邑”或“国”之外的领地,则渐次有郊、牧、野、林等等之分。郊、牧、野、林之外,则基本超出了“邑”或“国”的势力范围。在这个意义上,各国之间被荒地所隔,也未必接壤。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国家特别是君主权力的扩张,则把间隔各国的荒野之地兼并,渐渐形成领土国家。此时诸侯会盟,往往涉及“毋雍泉”、“毋曲堤”、“无障谷”等等规约,足见领土国家所形成的格局,已经使各国紧密接壤。乃至一国擅自筑堤拦河,就可能以邻为壑,引起外交危机。在这种领土国家中,攻入北方民族的领地后再修筑西周时代“国”那样的城池来据守显然已经过时,能够屏障整块领土的“长城”,也就应运而生了。
总之,领土国家和绝对君主权力的生成,使得中原各国有向北方扩张之必要,长城如同周人在商地武装殖民时建立的“国”和“邑”一样,成为领土国家保持自己进攻和扩张的果实和威慑当地人所必须的工事。长城最初不是华夏对北方民族的防御,而是对之进攻的产物。
那么,这种进攻对北方民族的影响如何?对此,狄宇宙提供了颇有洞见的回答,那就是刺激了北方民族的统一和匈奴帝国的崛起。由于北方民族自己缺乏文献,华夏民族对之也缺乏了解,乃至汉文中的记载也如断烂朝报,据此后人很难理出个线索。但是,根据考古发现和对游牧民族宏观研究,还是能够作出有意义的假设。在狄宇宙看来,此时的北方民族,正处于从半农半牧到游牧的转型的门坎上。骑马已经成熟普及,金属冶炼技术也相当高超。而在这种半农半牧的社会,骑马的武士靠着其在军事技术上的绝对优势而成为统治者,把定居的农耕人口作为其依附。华夏民族的扩张,使这些北方民族失去了传统的牧场和农地,陷入生存危机。作为回应,骑马的武力集团作为最有效的战争机器就必须扩张,并在绝望之中寻找具有奇里斯玛权威的领袖来凝聚在一起以走出困境。这就促成了匈奴在冒顿单于之下的统一。
匈奴和戎、狄、胡等等北方民族究竟什么关系,现在也只能猜想。不过,冒顿时代的匈奴,是个典型的游牧民族。所有的男性,几乎都成了骑马的战士。骑兵在当时就好像二战时期的空军和坦克部队,能随时发动迅雷不及掩耳的“闪击战”,远非中原的步卒或战车所能招架。这一骑在马背上的民族一旦统一,就建立起对中原的巨大军事优势。同时,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使匈奴走向一个非生产的民族,必须到周边地区获取资源。这种获取的方式也只能是军事掠夺。这也就解释了在汉王朝在武帝以前为什么采取和亲政策而对匈奴委曲求全,为什么匈奴欲壑难填、步步近逼。
在狄宇宙的描述下,华夏农耕社会的统一,和北方民族最终以游牧社会的形式在匈奴之下获得统一,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不过,这两个过程中之间又有不停的互动。比如,北方民族从农耕或半耕半牧向游牧社会跃进,自有其草原马背上技术传播的“高速公路”的推动,乃至在金融冶炼、骑马技术、军事组织方面,北方民族有着许多技术优势。他们绝非通过“汉化”来寻求进步。不过,华夏民族对北方民族的侵夺,也刺激了这些民族在自身发展道路上的演化,骑马的武力集团不断壮大,最后到了全民皆兵的程度,进而彻底转型为游牧社会。汉王朝与匈奴的抗争,是统一的华夏农耕社会和统一的北方游牧社会的第一次决战。
当狄宇宙把其历史叙述推到了这样的高峰时,读者自然期待戏剧高潮的到来。可惜,他却在这时让读者失望。在解释汉武帝的胜利时,他似乎完全陷入了“中国中心”的史观,讲述了汉代如何在军事技术等方面追赶匈奴,怎么在内部消除异性王、同姓王之祸患,而能集中精力对付匈奴的威胁等等。但是,他对匈奴一方军事失败的原因,则几乎没有分析。关于匈奴战争对汉代社会的影响,他不过是把《史记》、《盐铁论》上的传统叙述归纳一下而已,很少新意。至于这场战争对匈奴的影响、对北方社会的影响,更具体地说,从匈奴的瓦解到后来“五胡乱华”之间,北方社会究竟经历了什么演变,他都不加讨论。相反,他把最后部分全用来讨论司马迁的史学和“华夷之辨”的意识形态之形成,世界史的眼光几乎全部消失。
不过,不管对此书有多少不满,读完之后,他对长城的解说你是不会忘记的。应该说,他从历史的开端,试图对华夏文化的边界重新界定。在这方面,他的贡献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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