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所处的阶层令他们更容易遭遇痛苦。比如她们的生育之苦，不仅来自分娩本身，还来自她们的社会处境。——题记
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对于母亲乃至一个家庭来说，应当是充满喜悦的事。医疗技术的发展给生育带来了更加安全的保障，甚至能够减少分娩的痛苦，然而并不是谁都有能力获得这种“赦免”，比如打工妈妈。她们在生育这一重要的阶段上所遭遇的精神与身体的双重疼痛远不止分娩之痛那么简单，在“生”这一件看似最无辜的事情上，打工妈妈必须面对比别人更多的苦难。
寒冬腊月，深夜走路去医院生孩子
英，江西赣州人，2004年在东莞一家玩具厂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在外面打了几年工后，英觉得要学些技术才好，于是在2008年回到老家，报了一个中专学校学习软件开发。也是在这个时候，她在网上认识了现在的老公。那时候，英24岁，被家里催着结婚但都没有合适的，和这个人在网上聊了有一年多，见面不到半个月，征得父母的同意后领证结婚了。
结婚后，夫妻俩一起来到深圳。英找了一份工程文员的工作，而她老公在外面开车。英原本和老公商量好，婚后一年再生孩子，但是因为英的公公身体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希望能够看到自己的孙子出生。不忍心违了老人心愿，英只能“怀就怀吧”。婚后2个月，英怀孕了。英的妊娠反应特别大，怀孕2、3个月就开始吐，吐得很厉害，英就辞了自己工程文员的工作回家养胎。英的呕吐反应一直持续到她将孩子生下来。
然而，强烈的妊娠反应只是英苦难的一部分。英的婆家因为水库移民而搬到了更偏僻的山区，车子开不进去，需要步行一段才能到达，而且只有两户人家比邻而居。偏僻的地理位置，给英生孩子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生育那天晚上12点，英开始肚子疼，那时候她感觉肚子里小孩的反应很大，阴道也已经有一些血丝。根据自己买的一本关于生育的书中的介绍，英知道自己这是要生了，于是赶紧叫上婆婆，俩人搀扶着走去医院。
那时正是深冬腊月，天寒地冻，英从家走到医院要20分钟。
“那时候腰好痛，真的好想有一个担架抬我去医院，但是没有人，老公不在家，家公腿脚不方便，邻居也是老人家。后来打电话叫了堂哥，希望他骑摩托车送我去医院。但是他到的时候，我们离医院就只有20米了”，英笑着说。
到了医院，比较专业的医生因为小孩生病回家去了，于是由一个不是很专业的医生接生，而且这个医生态度很凶。
“那时候要生了，腰特别痛，就很想扭屁股缓解疼痛，我一直叫‘好痛好痛啊’，医生就让我两手抓住扶手，像拉大便一样用力就好了，但疼痛让我本能地想扭动，医生就好凶地说‘让你不要动，你听不懂啊’。后来一用力，小孩头出来了，也把大便拉出来了，医生就让我婆婆帮忙擦。小孩头出来后，在里面卡了一会儿，才全部出来，那时候是凌晨1点57分。可能是因为前面走了一段路的缘故，我痛了半个小时就生了，医生说‘生头胎，痛这么一会算是很顺利了。’小孩生出来后，我心里想终于生下来了，感觉轻松多了......之后自己就没有感觉了。因为生产导致阴道撕裂，缝针缝了半个小时，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
坐月子，被跳蚤咬了一身包
刚生完孩子的母亲身体虚弱，需要人照顾，但英却无人照料，而且因为经济原因还提早出院了。生育的整个过程，老公都不在身边，生育之后，英还要一个人面对一切。
“缝完针后，我就一个人扶着墙一步一步地从产房走到病房，看到病房第一张床就躺下来了。医生那时候说这样子会子宫下垂的，还问我家里人呢？那时候因为我在那边没有买医保，家里也穷，所以住院住了两天就回家了。从医院回去的时候，我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叫了一辆摩托送我回家，但那人不认识路，我还要给他指路，真的感觉好委屈啊。”
英讲这段话的时候一直在笑，貌似在回忆一段很“轻松”的过去。
出院后，英在家坐月子，由婆婆照顾。因为居住位置偏僻，旁边没有同龄人可以聊天，家里也没有电视机，英每天只能呆在一个小房间里，给小孩换尿布、喂奶，偶尔看看小说或者打个电话聊聊天，给父母报个平安。
在忍受无聊日子的同时，英也要忍受农村不如人意的条件。
“农村的生活不像深圳这边，农村的马桶是放在屋子里面的，很不方便。最受不了的就是有跳蚤，咬死人了，小孩子被跳蚤咬得一直哭，我自己也被咬得一身包。因为婆婆会经常接触炉灶，身上的跳蚤会比较多。那时候婆婆为了方便照顾我，要和我一起睡。我虽然很不情愿，但又不好意思说，就那么一直忍受着。后来，我自己身体方便些，不用她照顾了，就让她回屋里睡，这才好些，但还是一直有跳蚤。有时候自己也悄悄哭，为什么要过这苦日子。”
小孩出生1个月后，英的老公才回来。回来后，挑了一个日子，把满月酒和结婚的酒席一起办了，请了客人，收了彩礼，夫妻俩在家过完年就回了深圳。
然而，生育给英带来的苦难并没有因空间的变化而消失、终止。
生过小孩，找工作遭歧视
英在深圳又带了一年的小孩后，为了减轻丈夫养家的负担，开始重新找工作。但生育之后的英不再像之前那样有竞争力。
“之前学了软件开发，拿了一个中专文凭，但学了之后马上就结婚了，然后生小孩一年，养小孩一年，学的知识都不用，现在都忘得差不多了，也就没有用了。那时候没生小孩，自己是工程文员，如果继续做，做个几年也许能够做到工程助理。而结婚后重新去找工作，应聘工程文员/仓管，人家都不要了，说生了小孩记忆力会下降。自己的自信心备受打击，之后就没有面试文职类的工作了，而是找了一个按劳动法的小厂做了普工，之后升到小仓管，没想到工厂就倒闭了。后面进了现在的厂，又要从普工开始做，现在好不容易升到品管，又不想做了。”
生育之后，英的职业发展陷入了死局，但她仍必须为补贴家用而重复毫无发展前途的工作，而且多不顺意。
生育就像是一场挥不去的梦魇一样缠绕着英，现在英又面临着被催生二胎的巨大压力，婆婆说，趁着自己年轻还能帮忙带，赶紧生，但是英深知，自己是生不起了。一方面，超生要交社会抚养费；另一方面，二胎将增加他们的生活空间压力。
“深圳那么多高楼大厦都不是自己的，现在虽然住的两房一厅，但是房间里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客厅里东西也是越塞越多，一家三口住着都那么挤了，进去都感觉是一只小麻雀一样，如果再生一个，一家四口怎么住的下。想在家里买块地皮建新房子，但地皮也要10万元，没有那个经济能力。”
身为人母的英对人生充满了迷茫，甚至绝望。“现在想想真的好绝望，当年自己想象得很美好，但却什么都做不了。有时候都有想死的冲动。”
如同大多数女工一样，英的命运从受孕那一刻开始，就被彻底改变了。数不清的打工妈妈正像英一样，因为生育而“毁了自己”。农村的传统与困窘、资本生产体制下的残酷竞争、城乡制度的隔离都给打工妈妈套上巨大的枷锁，她们既要分担家庭的经济压力，也要操心孩子的成长和教育，而在生育这个关节点上，丈夫的缺位、家境的贫困与农村医疗的不完善令她们经历的孤独、疼痛和沉重，给她们的生命增加了挥散不去的苦涩。
在资本和国家将城乡割裂的同时，也制造了更大的不平等与特殊的底层命运，打工妈妈的生育之苦正是底层遭遇的一个环节，在这样失衡的制度之下，打工妈妈一旦决定生育——实际上她们根本无法选择——她们将比其他人付出更大的代价，承受更多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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