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驾崩，因武宗无子嗣，所以由内阁首辅杨廷和根据“皇明祖训”寻找皇位继承人，而武宗唯一弟弟朱厚炜幼年夭折，于是上推至武宗父明孝宗一辈。孝宗两名兄长皆早逝无子嗣，四弟兴王朱祐杬虽已死，但有二子，兴王长子（朱厚熙）已死，遂以“兄终弟及”的原则立次子朱厚熜为嗣，即明世宗。
一、少年天子
1521年4月21的这一天，风和日丽，云淡风轻，却在明代历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这天即在正德皇帝死去两天以后。一个由司礼监、勋贵、皇室、内阁及帝国朝廷代表组成的使团前往湖广省的安陆。年轻的朱厚熜在他们到达时迎接他们，拿到太后的诏书即皇帝位，朱厚熜还恍然如梦，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首辅杨廷和是这期间最重要的政局核心人物，在明武宗去世后，他总揽朝政37天，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陆续清理正德皇帝朱厚照的政治烂摊子，把过去陪伴他玩耍的豹房的武僧、教坊乐人都予以遣散；第二件事很重要，逮捕了当时民愤极大、掌控特务实力的江彬，消除了政局隐患。
朱厚熜登基后的第六天，就下诏群臣讨论如何尊崇他的亲生父母。当杨廷和以既定的“承祧”原则提醒他时，这位15岁的皇帝拉下脸来狡辩说：“孝宗本是伯父，如何变成了父亲？兴献王本是朕生父，如何又变成了叔父？这样绕来绕去不妥当。”这就是在历史上被称为“大礼议”的事件。
作为他皇位继承的主持人杨廷和，由此才发现这个孩子太狡猾，本来已经商定好的事却被他抵赖，在名分与皇位之间，他做出了极为强烈的反弹。只此一个称呼和尊号，让整个帝国政治核心都为之争斗。原兵科给事中史道升任山西佥事，赴任前夕，上疏给小皇帝：“先帝（正德皇帝）自称威武大将军，廷和未尝力争。今于兴献帝一皇字、考字，乃欲以去就争之，实为欺罔。”紧接着就回忆了一个相关的事情。想当初，正德皇帝朱厚照违反祖制自称威武大将军，身穿铠甲，头戴银盔，腰佩宝剑，骑乘在一匹枣红马上，威风凛凛，神采飞扬。群臣匍匐道左，高呼万岁。大学士杨廷和不但不以违反祖制加以阻止，还代表大臣进酒一杯，表示祝贺，皇帝一饮而尽，对杨廷和高声说道：“朕在榆河曾亲斩虏首一级！”杨廷和赶紧叩头，赞扬道：“皇上圣武无比，臣民备感欣幸！”这个关于违反祖制的往事在世宗朱厚熜看来实在太及时了。杨廷和终于受不了，上疏自辩，并请求辞职回家。朱厚熜考虑到让他离职的时机并不成熟，下诏安抚他说：“及国势危疑之际，又能计擒逆彬，俟朕从容嗣统，功在社稷。”（《世宗实录》卷二十一）表面如此，他们君臣矛盾却日益不可调和，两个非常固执的人都开始布局隔空发力。
终于在嘉靖三年（1524年），朱厚熜再次将“大礼议”问题交付文武群臣集议，杨廷和见朱厚熜又开始否决他们之间的“既定方针”，加之其他提议也被否决，于是再次上疏请求退休。这时候，朱厚熜已经掌握了所有权力，厌倦了杨廷和的跋扈难治，于是顺水推舟，同意他回家养老。杨廷和的退休是新帝旧臣之争的重大转折，使体会到权力味道的朱厚熜开始越来越自信。“大礼议”是矛盾爆发点，左顺门是明世宗的“大礼议”的收官之作，展示了他已经大权在握，有能力掌控政局。
7月，包括九卿23人，翰林20人，给事中21人，御史30人等共200余人的庞大队伍，集体跪在左顺门外，大呼明孝宗。哭声，喊声震天。
朱厚熜此时正在靠近朝堂的文华殿，他听说左顺门外有骚动，立即派几个太监去让群臣散去。但是群臣推说他们没有得到书面的诏令便拒绝离开。但当诏书随要随有时，群臣仍然拒绝走开。于是朱厚熜立即下令逮捕了为首的8人。一时群臣情绪更加激愤。左顺门前出现混乱，声震阙廷。朱厚熜杀心顿起，派人将员外郎马理等134人逮捕，86人待罪。一时间锦衣卫从四面八方围来，左顺门瞬间被染红。这些血迹清楚地表明了18岁的朱厚熜的意志，他的旨意是不能被逆转的。在被打的文臣里，有个叫做杨慎的人，他是杨廷和的儿子。这是世宗第一次与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文官彻底决裂，为此他开始重新构建绝对服从自我的官僚体系。
二、靡不有初
嘉靖前期推行了改革，成效显著。河南道御史刘安说：“今明天子综核于上，百执事振于下，丛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气耳。”朱厚熜以其智商和能力，在励精图治的精神下，把大明王朝引向一个繁荣稳定的局面并非只是梦想。
朱厚熜通过“大礼议”提拔了一批低级官僚，借重他们的力量张扬皇权，并最终战胜了内阁。杨廷和集团开始走向覆灭，张璁等新兴势力迅速崛起，明朝统治阶级内部借助“大礼议”平台开始有序而及时的吐故纳新，成功实现新旧势力的更替。
首先，他革除镇守中官。宦官出镇各地，是前朝的一大弊政。宦官领兵镇守，掌握兵权，多施横暴。又往往牵制主帅，贻误军机，甚至与朝廷内宦互相勾结，酿成祸患。《明史·宦官·张永传》记载：“世宗习见正德时宦侍之祸，即位后御近侍甚严。”“帝又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终四十余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可以说，朱厚熜此时励精图治之心绝对清晰可见，而且抓住了要害。通过一系列的革除旧弊，对宦官势力严加抑制，影响是深远的。
其次，清理勋戚庄田。张璁作为内阁首辅，不仅在“大礼议”斗争上给了他极大帮助，在早期施政上出力亦不小。1529年，奉命编修《会典》的官员上疏说：“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明史·食货志》额田即是民田，大量减少就是因为地主豪强的欺隐和宪宗成化以来，诸王勋戚依仗权势，扩展庄田。朱厚熜敕令“有分外强占者，俱给原主”，今后不准妄行，这种比较务实的抑制兼并的土地政策，完整地体现了为政之初的朱厚熜颇有治国之才。
第三，由于土地被贵戚过度兼并，朝廷的赋税收入减少，民间的赋役也因土地兼并而负担不均。朱厚熜在得到相关奏报后，着手研究，初步推出了“一条鞭法”，“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守，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朱厚熜只要认真做的事，几乎没有推动不下去的政令，
最后是抑制外戚。外戚专权是传统封建社会的巨大难题，历代外戚专权弄权者大有人在，朱厚熜对此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
▲嘉靖皇帝画像
明朝以来，后妃家多封授高官，爵至公侯，并允许世袭。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认为“戚里如此恩泽，近古所无”。历朝外戚，多为权贵豪门，形成一个严密的既得利益庞大群体，中国有历史记载以来，外戚专权乱国、亡国者大有人在。明孝宗张皇后父张峦及其弟张鹤龄、张延龄，爵位到了侯伯，占田经商，恣意妄为，朝廷不能管制。世宗继位后，张鹤龄因定策有功，晋封昌国公。张氏兄弟得张太后纵容，权势显赫一时。
张延龄在正德皇帝时期，就被人指告图谋不轨。1533年，张延龄杀死与此事有关的人员后，被人告发。朱厚熜闻讯大怒，将张延龄下狱，欲以谋反罪，处以族灭。首辅张璁上疏说，张延龄是个守财奴，怎能谋反？如坐谋反罪，恐怕伤及皇太后。司法审讯后，又揭出张延龄占买官田，私杀奴婢，朱厚熜于是以违制杀人罪将其处死。张太后要面见朱厚熜求情，这一次他再次显示出乾纲独断的风格，避而不见，与此同时削去张鹤龄公爵。鹤龄三年后也被告发，死于狱中。
与皇族贵戚斗争，明世宗朱厚熜显示出极其强大的自信和决心，之后他开始着手将取消外戚特权制度化：“及今已封，姑与终身，子孙俱不准承袭，著为令。”就连他的亲生母亲蒋太后家及皇后陈家，均不准承袭封爵。万历时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谈论此事说：“本朝外戚世爵，至世宗尽革之。”一个“尽”字显示出世宗处理此事的干净利落。
正如《明史》评价他为政之初：“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这绝不是假话。但他道教的小嗜好，毁了嘉靖时代的大格局。
三、天下摄静
不能否认，朱厚熜初年奉道，还是在于求雨祈福，以此巩固皇位。明太祖曾封授龙虎山张道陵后裔张正常为真人。明成祖以后历代皇帝都崇奉武当山真武神，凡即位登基，都要派近臣到武当山祭告，宪宗、孝宗两朝也多次封授他姓道士为真人。可以说，至此的明朝上下弥漫着浓烈的道教气息。
1524年，整个帝国都陷入了干旱之中，经人推荐，世宗召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入京，看着仙风道骨、道袍飘飘、似欲飞升的邵元节登上法坛操纵着法器，事隔凑巧，果然雨雪飘飘起来，那一刻他有着说不清楚的赞叹、欢喜。宫中设醮，他也参与到祈禳中来，在邵元节不住地颂赞下，说皇帝才是真正的神仙下凡，到下界做皇帝更要做神仙等等，朱厚熜显出少有的得意，亲自封授他为致一真人，总领道教。
这只是开始，由于愈加亲近道教，他越来越看不惯佛教的东西，十年后的一天，朱厚熜偶然看到禁中佛殿的佛像，觉得非常不顺眼，说它们有淫亵之状，于是废除佛殿改建内宫，又将佛殿所藏佛牙及佛像等一万三千余斤，在通衢大道公开焚毁。从此宫中不见佛殿，只有道场。也是这一年，他的杜贵妃生皇子朱载垕，朱厚熜认为这就是邵真人的祷祀之功，加授邵元节礼部尚书，这种情况历史上相当罕见。邵元节病死前推荐陶仲文接班，于是这个皇帝又封陶仲文为秉一真人，领道教事。史书记载二人：“见则与上同坐绣墩，君臣相迎送，必于门庭握手方别。”
这时候他已经离不开道士陪侍左右了，正如鱼儿离不开水一样，只不过这水有毒。嘉靖时文士何良俊说，当时的道士有三千六百家，“盖剑术、符水、服金丹、御女、服日月精华、导引、辟谷、搬运、飞精补脑、墨子服气之类皆是，不可以一途限也”。
在朱厚熜这里，用得最多的就是“服金丹”和“御女”而已，服所谓的金丹还有一个小插曲。人到中年的朱厚熜自称多病，服食丹药以求长生。道士段朝用进献自炼的金器，说是作为饮食器皿用，可以长生不死。又自称可以点化金银，补助国家花费。聪明的朱厚熜竟然信以为真，召他入朝。后来证明都是谎言，段朝用被人揭发下狱，死于狱中。宫中斋醮祭天，需要撰写“青词”，即奉祭天神的表文。世宗一开始让文臣代写，后来竟然由内阁大学士撰写供奉。此举似向臣下表面，他是受命于天，可以与上天对话。由于很多人都写得不让他满意，最后把这件事情交给了严嵩，一步步予以提拔重用，为日后明朝的政治危机埋下了巨大的伏笔。
发生在1542年10月的一件事情，是嘉靖时期最重大的分水岭事件，朱厚熜晚上夜宿于曹妃宫中，宫女杨金英等十余人趁他熟睡，企图用绳子把他勒死。皇后闻讯赶到，才救起皇帝，这些宫女被擒处死。史称“壬寅宫变”。这个事情的原委史书记载非常简要，似乎并无重大政治背景。他听邵元节讲主静之说，以“静摄修玄求长生”，据史书记载，他并不像正德皇帝那样淫乐无度。朝鲜《李朝实录》载归国使臣曾这样评价此事：“盖以皇帝虽宠宫人，若有微过，少不容恕，辄加捶楚，因此殒命者多至二百余人，蓄怨积苦，发此凶谋。”又记载有明人的传闻：“皇帝笃好道术，炼丹服食，性浸躁急，喜怒无常。宫人等不胜怨惧，同谋构乱云。”（朝鲜《中宗大王实录》卷十）朝鲜保存的记录，可能更为客观。宫闱秘事，历来难以揣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朱厚熜对待宫女极为刻薄，甚至用她们实验丹药的效果，严重摧残了她们的身心。丹药逐渐将他引向了邪行之路，连他的精神也逐步发生扭曲。
静摄没能办好，却引发了如此灾厄，这件事情对朱厚熜的冲击十分强烈，他很庆幸自己活了过来，并且固执地认为之所以没能被害，全都得益于修道的福报。宫婢之变的次日，朱厚熜即迁出大内，移住西苑，号为专心静摄修玄，从此他把西苑当做了自己的道观，皇帝之位在他看来越来越轻，通往玉京的大道要在紫烟飘渺里寻找，为此他要绝迹宫闱的一切。有了静就能统领一切，有了道法就能无往而不胜，为此他要将修玄静摄进行到底。
离开了皇宫，就等于脱离了祖制上的一切起居礼仪，他不需要别人观察他再给他写个《起居注》，他要活得自在，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独自翱翔，不仅做皇帝，更要做神仙。在他看来，皇帝的诱惑只是一世，而不死的神仙则将与天地齐寿。这种超乎现实世界的极端思维，支配着中年后的朱厚熜，他眼底的丹炉胜过了权力的宝鼎，丹药经卷超过了批阅的奏章。
四、丹炉坍塌
中国历史上，服食所谓的“金丹”被致病、致死的帝王政治家大有人在，如北魏的道武帝、秦朝的秦始皇、汉朝的汉武帝、唐朝的唐太宗和唐宪宗等，都曾因妄想长生服用这种早期的化学产物。根据相关研究，丹丸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这是一种毒性很大的化合物，其中硫的含量为13.0%，汞的含量为60.9%，另有约26.1%的成分目前尚不清楚为何物。有一点可以肯定，此时的明世宗朱厚熜逐步中毒，原本固执、暴躁的性格愈加古怪起来。综合历代服食丹药的病患特征来看，大多都表现为严重躁郁，敏感、多疑，直至精神系统彻底崩溃，或喘息不定、或行步快慢无节、或言语失措，这些都是典型的中毒症状。
世宗虽然相对掌握了服药的药量节奏，但是由于他身体每况愈下，朝政逐渐交由几位内阁大臣处理，间接导致了严重的阁臣倾轧。世宗在西苑守着丹炉之余，幕后遥控朝政。至此，他的思维方法，处事方式都已经全面道教化。他要“无为”，以期达到“无不为”的境界，道教提倡的虚无理论他用整个帝国作为试验品，将其统统都丢进了丹炉之中。
活在一个虚幻的大房子里，丹炉里焚烧着炽热的神仙大梦，朱厚熜感到心满意足，与此同时，“权力下移”逐渐形成，万历时的沈德符说：“内阁辅臣主看详票而已，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又说自翟銮以后“无不以殿阁大学士为真相”，反映了嘉靖时期大众的看法。
二十年的不上朝，纵容了权臣严嵩，给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损害。夏言和严嵩倾轧斗争，最后被害。严嵩得以独揽朝政，较之过去的宰相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吏治的败坏，严嵩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污受贿，直接干预六部事务，卖官鬻爵、贪赃枉法、侵吞公款，手段不一而足。“严嵩之纳贿，实自古权奸所未有朝廷”他倒台后，籍没其家产，得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银二十六万五千五百两，其他珍宝无数，超过皇室珍藏。这二十年是明朝边患危急的二十年，也是明王朝日益昏暗的二十年。清朝大臣张廷玉在《明史》中将严嵩列入“奸臣传”，说他“窃权罔利”，所谓窃权实为专擅相权，诛除异己。这当与朱厚熜修玄诸事多付内阁，严嵩“独承顾问”有关。在严嵩的把持下，文武官员超编超配，明宪宗成化时，全国武职人员超过八万，文职越二万余。到嘉靖时期增至数倍，自朝廷至地方各级官员行贿送礼，形成不可阻遏的贪风。
在世宗朱厚熜大肆靡费的带领下，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规律下，大明王朝陷入了空前腐化、堕落。早在嘉靖初年，户部官员郑一鹏就奏称：“臣巡视光禄，见一斋醮蔬食，为钱万有八千。”（《明史·郑一鹏传》）同时在《明书》卷八三记载：“嘉靖中岁用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为了修玄，朱厚熜开始大力营造道观。《明史·食货志》说：“世宗营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经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与此同时财政不足就开始要求臣民捐献；捐献不够，开始增加课税。这种恶性循坏，历来都是国家衰退的标志。
朱厚熜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专意斋醮却更为投入，与此同时又继续加大服食方士们所进内含铅硫的丹药，往往烦躁难以控制。他陷于这种沉迷，直到海瑞上“自杀式”的直谏才有些清醒，当时在京为官的海瑞，豁出性命痛斥嘉靖一朝“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吏贪将弱，民不聊生，赋役日繁，万方悬罄。诸臣犹修斋修醮，相率进香”，“陛下之误多矣，大端在修醮”。海瑞指出了皇帝身上太多的错误，然而一切根源都在于他的修醮，接着他大声疾呼“嘉靖、嘉靖，家家皆净”，这种无异于晴天霹雳的警醒，犹如冷水泼头，让他有了少有的羞赧。史载，世宗大怒，命左右“趣执之，无使得遁”，司礼监掌印太监黄锦在旁说：“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世宗默然，在留中不发的这段日子里，他反复取读，略有悔恨地对徐阶说：“海瑞说的都对，朕今病久，哪能视事。假使朕能出御便殿，岂能受此人诟骂！”说完之后，恣意固执的他下令逮捕海瑞入狱，要刑部治他死罪，徐阶等将奏疏截留，海瑞得以不死。
在病危的这段日子里，嘉靖皇帝朱厚熜有所悔悟，内阁所拟谕旨，均亲自修改，但年事日高，国事日非，已处于无可挽救的境地，他已经将大明帝国拖向了悬崖边，丹炉里释放的烟火早已把帝国政治焚烧得一片焦黑，这年的十二月，嘉靖皇帝病死，他在位长达四十五年，终年六十岁。
在皇帝行列里，修道求仙长生的历史道路上，朱厚熜并不孤单，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总第2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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