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一、外媒揭发的屠杀
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入旅顺后制造了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在短短四五天内，近2万国人被残杀。
遗憾的是，一些外国媒体虽然很快报道了日军攻占旅顺的消息，但对大屠杀事件反应普遍很慢。
11月26日，英国《泰晤士报》在其报道中简单提及：“旅顺被攻占后，……据报告发生了大屠杀。”这是最先提及这一事件的报道。
3天后，该报再次刊登了一封电文，其中称“双方均有暴行的报道得到证实。”
也就在这天，纽约《世界报》也报道了这一事件，其中称：
“中国逃亡的难民说，日本人洗劫了旅顺，枪杀了无论老幼所有的人，劫掠和残杀长达三天。他们声称，死者被野蛮地残害，手、鼻子和耳朵被割掉。
人们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但日本兵长达数日四处搜寻，杀害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中国人。难民说，旅顺街道和港口到处都是尸体。”
但直到这时，旅顺屠杀事件仍未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西方媒体和民众仍认为这一事件只是未经证实的传闻。
直到12月3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战地记者科文所亲眼目睹的报道，其中明确表示，在旅顺被攻陷后的4天里，“我看到城内并无任何抵抗，但日本兵洗劫了整个城市，屠杀了市内几乎所有的人。”
紧随科文之后，12月12日纽约《世界报》头版发表了一篇名为《日军大屠杀》的详细报道，该报战地记者克里尔曼以亲身经历的身份讲述了屠杀的惨状：
“日军于11月21日进入旅顺，残酷地屠杀了几乎全部居民。无自卫能力和赤手空拳的居民在其家中被屠杀，他们的躯体被残害之状无法形容。这种肆无忌惮的凶杀持续了3天。……外国记者为这种场面所惊骇，集体离开了［日本］军队。”
报道出来后，各国媒体纷纷转载，“旅顺大屠杀”立刻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直到这时，日本方面才感到紧张，不过他们并非因为屠杀本身而紧张，而是因为《世界报》在评论提出：
旅顺大屠杀“是日本文明的最大污点，日本人在这一事件中重回到了野蛮。把暴行看作事出有因的一切借口都是虚伪的，文明世界将会被屠杀详情震惊。”
12月13日，《世界报》还特别提出，在日本澄清其野蛮行为之前，美国参议院不会批准与日本的新条约。
12月14日，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向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报告，称“《世界报》开始以极强烈的措词攻击我们。”
次日，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前往拜访陆奥宗光，其中对旅顺屠杀事件表示遗憾，称日本政府如不履行一定善后对策的话，“迄今日本所获之名誉，必尽消失。”
在此压力下，日本方面才觉得情况有些不妙，陆奥宗光向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请示如何善后，后者于当晚发下指示：
“旅顺口之事，其后虽与大本营磋商，但究竟问罪一事，颇多危险，亦非上策。似乎置之不理、完全采取辩护手段外，别无良策。”
在此基调下，日本方面决定对屠杀一事不予理睬、死不认账，而为应对之后的舆论风潮，日方更是百般狡辩并采取收买舆论的下作手段，由此上演了一幕幕的丑剧。
二、银弹策略：国内管制，国外收买
为了掩盖罪行，日本方面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其向《泰晤士报》和《世界报》两报发去声明，其中狡辩称：旅顺并未发生屠杀事件，因为日军所杀都是士兵而非平民。
对此，《世界报》并不认同而在日本声明之后继续深度报道，并直接以《日本坦白》为题名加以揭露与评论。
12月20日，《世界报》更是以头版、次版整整两个版面的位置刊登了克里尔曼的重磅报道《旅顺大屠杀》，这篇长篇通讯以亲身经历和准确的数据向世界展示了日军攻陷旅顺后的种种暴行，国际舆论一时为之沸腾！
在克里尔曼的记述下，“日本军如潮水般涌入旅顺，杀尽所见到的一切，我看见跪在地上向士兵乞求慈悲的男人，被刺刀捅穿在地，然后用刀割去首级。
……在我的脚下，有一所挂着红十字旗的医院，日本兵向从医院门口出来的不拿武器的人们开枪。戴着皮帽老人跪在地上，士兵向他开枪时，他用手捂住脸。第二天，当我看见他的尸体时，已被乱刀砍碎，几乎无法辨认。
日本兵闯进家家户户进行抢掠，在海边，他们发现满载逃难人的帆船，一小队士兵排在码头边上开枪射击，直到船上男女老幼全部被打死为止。……”
在无法直视的暴行和惨剧面前，见惯了战火与死亡的克里尔曼也忍不住痛斥：
日本“表面上诗情画意，本质上却野蛮残忍”；“文明只是一件外衣”，“野蛮支配着整个国家”；“旅顺‘血宴’（原文为Banquet of Blood）只是野蛮欲望从睡眠中唤醒了”；“没有一个文明民族能够做出我在旅顺所看到的这样的暴行！”
克里尔曼之后，一些有良知的外媒记者也相继加入了揭发旅顺大屠杀真相的报道中。1895年1月7日，伦敦《旗帜报》记者维利尔斯发表了《旅顺陷落》的长篇通讯，其中一个子标题即“屠杀市民”。
1月8日，科文也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旅顺陷落后的暴行》一文，其中称：
他乘船离开旅顺后，才庆幸自己“从疯狂漫延开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杀戮中活着逃了出来”，“最后听到的都是枪杀声、大肆杀戮之声，一直持续到大战役结束之后的第五天”。
至此，旅顺大屠杀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世界各国民众“在得悉事件详情的同时，无不对远东的暴行感到战栗、痛心、愤怒”！
面对这种局面，日本方面在发动宣传机器竭力狡辩的同时，随后开始了收买国际舆论的“银弹”攻势。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总共有六十多家媒体、上百名记者前往战地采访，但由于日本政府和军部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这些媒体事实上沦为了侵略战争的鼓吹工具。
对于域外媒体，日本方面很早就采取预防措施，如战争爆发后，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立即分别致电日本驻欧美各国公使，让他们密切关注当地主流媒体和通讯机构的持论倾向，以便有选择性的重金收买，务必压制、隐匿不利于日本的报道，而只发表“对日本产生好感”的新闻。
日方的银弹策略确实很有效，当时英国的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即先后被日本驻英临时代理公使内田康哉用“丰厚的报酬”收买。
在金钱的驱使下，每当有不利于日本的报道出现时，这两家新闻机构通常立即给予反宣传，如路透社压下了本社记者从上海发来的揭露旅顺“野蛮惨害”的电稿，而中央通讯社干脆闭上眼睛，鹦鹉学舌般的成了日本方面的传声筒。
类似的被收买者，还有《华盛顿邮报》、《日本邮报》（外国人在日所办媒体）等。在贿赂《华盛顿邮报》的闹剧中，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报社要价6000美元，日方还价 1500美元，最后以1000日元汇票成交。
由于钱花得太多，内田康哉不得不向陆奥宗光告急：“你能否批准我要求的款子，以开始从事报界行动，我已没有钱可用了！”
三、百般狡辩，只为掩盖罪行
眼见真相无法掩盖，日方随后又开始了各种狡辩。当时日本大本营提出的辩解理由有两点：
一是日军进入市街正是黄昏时分，对清兵与一般居民难以区分，而且清兵脱掉军服后或抵抗或躲入居民家中，故杀人稍多实难避免；
二是只承认杀害俘虏而坚决回避屠戮平民的行为，而杀俘虏是因为被俘清兵不肯服从，不得已而采取惩戒手段。
随着屠杀报道的不断深入，日方随后又倒打一耙，说之所以会发生屠戮事件，责任主要在清兵，因为“中万（德次）中尉等11人战死，当时发生了清兵凌辱日军尸体事件，对我军死者削鼻、挖眼和破腹，造成全军大怒的氛围。据说打进旅顺以后发现了中万中尉的首级”，“对凌辱的报复情绪导致了旅顺屠杀”。
那么，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呢？日方所说的“清军辱尸”事件发生在旅顺被攻占前的土城子之战，但后者只是一场小仗，不足以引发大规模的屠杀事件。
而且，中万德次战死后，其手下军士“恐中尉首级落入敌军手中，挥泪割下，带回部队，顺利假葬”。所以，说攻入旅顺后发现中万中尉首级而引发愤怒情绪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甲午战争中，清军已下达“不准割取首级，割首级者不赏”的命令，但由于各种原因，清军士兵仍不顾军规而割下了中万德次中尉以外的11颗日兵首级。
这种做法，当然是极不文明的，但考虑到“枭首”是古代战争沿袭下来的野蛮习俗，近代因承也不令人吃惊。
至于日方说的“辱尸”，即对敌尸“削鼻、挖眼和破腹”，其真实性也值得怀疑，逻辑极简单：
若是首级被割去，日兵如何能看到“削鼻、挖眼”情形？还有就是“破腹”，日兵战败后，一向有切腹自尽的传统；再有就是暴尸荒郊，“被野狗啃啮”的情况也或有发生。
可见，由此咬定清兵“辱尸”而引发报复的说法，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事实的真相是，“凌辱尸体”事件完全是日本军方一手渲染起来的，而始作俑者并非他人，正是率军攻占旅顺的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
据记载，土城子之战的次日，山地元治看到前仗阵亡的士兵尸体后，即大声叫道:“噫！清兵惨烈何以至此？自今而后，再遇清兵，一人勿许生还！”
由此，第一师团所属军官给日兵下达命令：“见到敌兵，一个不留！”
随同山地元治进入旅顺的日本间谍向野坚一即在日记中坦言：山地元治下达了“除妇女老幼全部消灭掉的命令，因此旅顺实在是惨而又惨，造成了旅顺港内恰似血流成河之感”。
此外，向野坚一还记述称：某次日兵闯入民家杀害平民，“鲜血四溅，溢于庭院”，山地元治看见后非但不加以制止，反倒嘱咐其“不要对外讲”。
事实证明，在进攻旅顺之前，日军已下定决心“不留俘虏”，而这一战法早在平壤之战时即已实行。在旅顺时，日本第二军司令长官大山岩的国际法顾问有贺长雄曾当着西方记者的面承认：
“我们在平壤抓了几百名俘虏，可是我们发现要养活和看护他们，既费钱又麻烦。实际上，我们在这里一个俘虏也不抓。”
如果说山地元治是旅顺大屠杀策划者的话，其所属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及第二旅团长西宽二郎则是屠杀令的积极执行者。往上推的话，日本第二军司令长官大山岩同样是旅顺大屠杀的元凶之一。
旅顺被攻陷后，大山岩在阅兵场主持祝捷会，当军乐队奏起“君之代”时，外面杀戮平民的枪声仍不绝于耳。
据克里尔曼的记载，大山岩非但对此无动于衷，反与诸将校“在奏乐声与枪弹声的错杂中频频碰杯，并微笑地蹬着方步”。
四、谁是舆论场上的败者
不可否认，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对舆论的操控取得了极大成功，通过西方媒体，日军被塑造成了所谓的“文明进步之师”形象。
战后不久，《布莱克伍德的爱丁堡杂志》的一篇文章即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
“日本人从战争开始就希望抓住欧洲媒体来展示自己，在这方面，就像他们在战场上那样凭借其令人钦佩的远见和组织而取得了成功。
他们宣扬自己从事的是一场讨伐黑暗和野蛮的战争，正在传播光明——他们被基督教国家照亮的那种光明，这样他们首先消除了非议。在这种第一印象消失之前，他们又以军事胜利塑造了一个新印象。”
反观当时的中国，除了租界的零星小报，新闻媒体几乎没有发育，因此不但战场失利，舆论场上也是一败涂地。
1895年12月3日，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奏折中报告：“倭自二十四日赴旅后，杀伤兵民甚多。……二十六日又搜山，后面长墙以内及水师营，大加杀戮。墙外各村庄，如有军衣军器者皆杀。逃跑者杀。”
两日后，李鸿章又奏报称：“据从旅顺后城逃出的张万祥称：贼马步实有万余人，商民被杀甚多。”此时距大屠杀已有十余天，而清廷一方的信息仍旧混沌不清。
另一方面，在日本各种手段的作用下，西方媒体对大屠杀的谴责也未能持续下去。随着时间的流逝，血光淡去，国际社会也日渐淡忘了这个血淋淋的历史事件。
1895年3月，日本与美国签订《日美改正条约案》，这也意味着美国继英国之后承认了日本是“文明国家”的一员。在战场上、舆论上和外交上，日本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但是，世界自有公道，日方炮制的“杀人者有理、被杀者该杀”的强盗逻辑和颠倒歪曲事实的丑剧终将被世人所看穿。
当年，《世界报》就直斥日本是“披着文明的外衣，实际是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英国牛津大学法学教授艾伦特也在《清日战争中的国际法》一文中谴责说：
“旅顺虐杀行径暴露了日本人野蛮本性的真面目。如此自誉‘文明国’的日本人，仍需一个世纪以上的文明进化。”
没有道德与信义的“强者生存”逻辑最终会破产，正如鲁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说的，日本在为其战争的“正义性”辩护时，其践踏了“自己要生存，也要让别人生存”的基本准则。
日本近代百年的不断扩张，如果只是给本国与他国民众带来巨大伤害，那强大的意义又何在？
二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耗尽了所有的资源，最终轰然崩塌，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败亡。这正是这种强盗逻辑的最终宿命。
从旅顺大屠杀到南京大屠杀，日本的残暴罪行已钉在了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任何试图抹杀、掩盖、歪曲这段历史的做法都是对国际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公然挑战。
要知道，今日之中国已非昨日之国，中国正不断地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防能力，任何军国主义的鼓吹者都难逃失败的命运！（刊于《中国国家历史》第四期，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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