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勇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北京东岳书院顾问。研究领域为明清史，著有《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明代北边防御体制研究——以边操军的演变为线索》等。
公元1644年的甲申之年，是中国历史上时局最动荡、政权更迭最频繁、政局最复杂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共出现了五个政权组织，包括崇祯的明政权、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张献忠的大西政权、顺治的清政权和南明弘光政权，在北京称帝的就有三个。其中，明政权弊病丛生，积重难返，被取代实属必然；清政权最终把握住机遇，建立了统一国家。而先于清军进入北京的李自成却迅速败亡，看似众望所归，却在短短100多天里上演了从“势如破竹”到“兵败如山倒”的大逆转，在北京42天后就仓皇撤离，这其中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一、明朝灭亡的大趋势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年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正月初八，他率大顺军兵发北京，对明王朝发起总攻。二月，大军渡过黄河后，由李自成亲率主力军，经太原、大同、宣府、居庸关，剑指北京城。另一路大军则由大将刘宗敏率领，沿黄河北岸挺进，经怀庆、潞安、大名、邯郸、保定，与主力军形成包围之势。大顺军所到之处，宣传“除暴安良”“蠲租免税”，明朝的官员士绅闻风而降。三月十五日，李自成的大军已抵达北京郊区的居庸关。大顺军这一路，除了在山西的宁武关受到明总兵周遇吉的抵抗外，其余各地均望风而降，像明朝九边重镇之一大同镇的总兵姜瓖便是开城请降的，宣府总兵王承胤早早就派人到大同递上投降书，也难怪时任宣大总督王继谟万分感慨地说：“看此时候，无一兵一将一民不反面向贼。”
王继谟是当事人，他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大明臣民集体倒戈，说明崇祯皇帝和他的明王朝已经众叛亲离，这也恰恰说明李自成进军北京势如破竹的背后，是明朝灭亡的必然。明朝末年所面临的矛盾过于复杂。在政治上，国家机构失效，运转难以为继，停摆只是时间问题。在经济上，明末土地高度集中，严重破坏了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不仅带来财政困难，也影响到了社会的安定。在军事上，明末军制败坏，军队战斗力下降，加之连年用兵，军费不足，士兵大量逃亡，兵变时有发生，崇祯七年(1634年)，陕西巡抚吴甡曾说，“晋中流贼，强半边兵”。在外部环境上，明末自然灾害连年发生，疾病流行，人口锐减，国家救济不力，大量饥民无法生活，也只能铤而走险。
晚明的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关外的后金(清)和关内的农民军交替向明朝的统治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崇祯帝内外交困，疲于应对，对策又一错再错。李自成进军北京能一路畅通，从一个侧面表明，明朝灭亡实属必然，“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
二、四十二天大考不及格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所率主力进抵北京城下，崇祯帝在紫禁城神武门外的煤山上吊自杀。十九日，李自成和他的大顺军进入北京内城，天下易主，新生的大顺政权取代了已存在277年的朱明王朝。进入北京城的李自成以胜利者和新天子的姿态开始了权力接管，然而，他在北京城仅仅待了短短的42天，便不得不撤离。这42天，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如果说他进入北京是一场新的考试，他到底是如何作答的呢?
李自成在北京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内容包括稳定京城的社会秩序，如严禁进城的军兵骚扰百姓，惩治违法乱纪行为；清理明朝在京官员达二三千人之多，甄别后再做处理；清点明朝国库仓储，没收皇族宗亲的财产，对官僚进行追赃助饷；向京外派驻官员和军队，接管地方，并为南下征战做准备；问民疾苦，开始着手解决土地等民生问题；准备即位典礼，制定典制和礼仪等等，工作量不可谓不大。
李自成在北京做的这些事情重要吗?当然重要。初进北京城，必须稳定城内的局势，尽快恢复百姓的正常生活，所以要严明军纪，秉公执法；清算明朝皇亲国戚和旧的官绅贵族，也很有必要，他们是被革命的对象，清算也可以巩固革命的胜利果实；追赃助饷既是对明王朝贪官污吏的打击，也是为了保证新生政权的财政供应。至于外派文武官员、准备南下战争，更显示出大顺政权接管全国的决心和信心。
然而，这些事情却并非都是当时最急迫之大事。李自成进驻北京，崇祯皇帝已死，大顺政权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已经发生了转变。因为，此时的李自成实际上控制了长江以北传统中国的主要区域，从他进军北京的摧枯拉朽之势看，他已被视为新的“真命天子”，明朝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将是他统一中国的重要资本。李自成的首要政治任务，是控制北京的政局，让国家机器运转起来，稳定社会秩序；首要的军事任务，则是防范关外敌对的清军。但李自成未能认清时局，分不清轻重缓急，对明朝旧官僚贵族不能有效地拉拢利用，为自己所用。对关外的局势，他更是估计不足、缺乏必要的警惕，未做必要的军事部署。在1644年的大变革之际，李自成坐失稳定和控制全国的最佳时机，42天的大考，显然是不及格的。
三、胸无大格局
李自成在北京期间未能明察天下大势，没有大格局，也注定了他难有大作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清军入关前后多尔衮的所作所为，来对比分析李自成的重大失误。
李自成推翻明朝后，以为天下已归自己所有，对天下大势缺乏清晰的判断。他的第一大错误判断是关外的形势。李自成竟然对山海关外存在多年的清军势力疏于防范，不派遣重兵防守，显然他对关外的形势相当无知。多尔衮则不然，在李自成向明朝发动总攻之时，清廷就曾派人与大顺联络，“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希望与农民军联手灭明，企望分割胜利果实。同时，多尔衮和他的谋臣范文程等紧急分析关内外的形势，在他们看来，明朝灭亡已是大势所趋，清朝最主要的对手就是农民军：“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清军一直在关外观察时局，密切关注山海关的动静，视盘踞在山海关的吴三桂为决胜的筹码。对吴三桂与清军联手之事，大顺军竟浑然不知。清、顺双方对当时天下格局的把握，让李自成和多尔衮的水平高低立判。
李自成在北京期间的第二大错误判断是国内的政治形势。在北京，李自成以革命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他始终保持农民的革命本色，对包括崇祯帝在内的明朝统治阶级采取严厉的打击和镇压措施，本来明朝官僚大多希望为新朝效命，但大顺政权对他们登记的目的主要是追赃逼饷，对三品以上者不予录用且关押到军营，四品以下录用的少数人也要捐银助饷，此举把明朝官员推到了对立面。反观多尔衮，进入北京后他就高调宣布为崇祯帝复仇、“吊民伐罪”，凡明朝原官员只要归降，录用照旧，品级照旧。多尔衮充分认识到明朝官员在此动荡之际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所以先利用再管束，此举在政治上也孤立了李自成。所以，李自成大军撤出京城之后的三个月内，原来早已归降的华北地区出现了70余次叛乱事件，大都是官绅地主捕捉了大顺地方官，静观其变。大顺军除了要对付清军的穷追猛打，还受到各处地方武装力量的打击与骚扰。从年初各地的闻风而降、夹道欢迎，到年中各地的反叛浪潮，反差真是太大了。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短短的42天里，李自成的大顺军经历了极盛到大败，一支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队伍，在历史变革时代充满偶然与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因为领导阶层的决策错误，没有能在夺取政权之后及时调整战备策略，对天下大势作出错误的判断，导致革命事业的最终失败，这是值得后人警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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