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於殷周之际。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徵也。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皞之虚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於涿鹿之阿，少皞与顓頊之虚皆在鲁卫，帝嚳居亳。惟史言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与古帝宅京之处不同。然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阳；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封於梁国之虞县，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盖洪水之灾，兗州当其下游，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於西土也。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於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迁，不出邦畿千里之内。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於西方，盖自周始。故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顓頊后，殷、周皆帝嚳后，宜殷、周为亲；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於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范》“九畴”，帝之所以锡禹者，而箕子传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为名，而殷人承之矣。文化既尔，政治亦然。……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於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於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
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於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叁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於此。此非穿凿附会之言也，兹篇所论，皆有事实为之根据，试畧述之。
殷以前无嫡庶之制。……舍弟传子之法，实自周始。当武王之崩，天下未定，国赖长君；周公即相武王克殷胜紂，勋劳最高，以德以长，以歷代之制，则继武王而自立，固其所矣。而周公乃立成王而已摄之，后又反政焉。摄政者，所以济变也；立成王者，所以居正也。自是以后，子继之法遂为百王不易之制矣。
由传子之制而嫡庶之制生焉。夫舍弟而传子者，所以息争也。兄弟之亲本不如父子，而兄之尊又不如父，故兄弟间常不免有争位之事。特如传弟即尽之后，则嗣立者当为兄之子歟，弟之子歟？以理论言之，自当立兄之子；以事实言之，则所立者往往为弟之子。此商人所以有中丁以后九世之乱，而周人传子之制正为救此弊而设也。然使於诸子之中可以任择一人而立之，而此子又可任立其欲立者，则其争益甚，反不如商之兄弟以长幼相及者犹有次第矣。故有传子之法，而嫡庶之法亦与之俱生。……所谓立子以贵不以长，立适以长不以贤者，乃传子法之精髓。当时虽未必有此语，固已用此意矣。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故天子诸侯之传世也，继统法之立子与立嫡也，后世用人之以资格也，皆任天而不参以人，所以求定而息争也。古人非不知官天下之名美於家天下，立贤之利过於立嫡，人才之用优於资格，而终不以此易彼者，盖惧夫名之可藉而争之易生，其敝将不可胜穷，而民将无时或息也。故衡利而取重，絜害而取轻，而定为立子立嫡之法，以利天下后世；而此制实自周公定之。是周人改制之最大者，可由殷制比较得之。有周一代礼制，大抵由是出也。
是故由嫡庶之制而宗法与服术二者生焉。商人无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藉曰有之，不过合一族之人奉其族之贵且贤者而宗之；其所宗之人，固非一定而不可易，如周之大宗、小宗也。周人嫡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復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则不为君统而为宗统，於是宗法生焉。……
其次则为丧服之制。丧服之大纲四：曰亲亲，曰尊尊，曰长长，曰男女有别。无嫡庶，则有亲而无尊，有恩而无义，而丧服之统紊矣。故殷以前之服制，就令成一统系，其不能如周礼服之完密，则可断也。丧服中之自嫡庶之制出者：如父为长子叁年；为眾子期。庶子不得为长子叁年。母为长子叁年；为眾子期。公为适子之长殤、中殤大功；为庶子之长殤、中殤无服。大夫为适子之长殤、中殤大功；为庶子之长殤小功。适妇大功，庶妇小功。适孙期，庶孙小功。大夫为嫡孙为士者期；庶孙，小功。出妻之子为母期。为父后者则为出母无服，为父后者为其母緦。大夫之适子为妻期，庶子为妻小功。大夫之庶子为适昆弟期，为庶昆弟大功，为适昆弟之长殤、中殤大功，为庶昆弟之长殤小功；为适昆弟之下殤小功，为庶昆弟之下殤无服。女子子适人者，为其昆弟之为父后者期，为眾昆弟大功。凡此皆出於嫡庶之制。无嫡庶之世，其不适用此制明矣。又无嫡庶则无宗法，故为宗子与宗子之母妻之服无所施。无嫡庶，无宗法，则无为人后者，故为人后者为其所后及为其父母昆弟之服亦无所用。故《丧服》一篇，其条理至精密纤悉者，乃出於嫡庶之制既行以后，自殷以前，决不能有此制度也。
……
又与嫡庶之制相辅者，分封子弟之制是也。商人兄弟相及，凡一帝之子，无嫡庶长幼，皆为未来之储贰。故自开国之初，已无封建之事，矧在后世？惟商末之微子、箕子，先儒以微、箕为二国名，然比干亦王子而无封，则微、箕之为国名，亦未可遽定也。是以殷之亡，仅有一微子以存商祀，而中原除宋以外，更无一子姓之国。以商人兄弟相及之制推之，其效固应如是也。周人既立嫡长，则天位素定，其餘嫡子、庶子，皆视其贵贱贤否，畴以国邑。开国之初，建兄弟之国十五，姬姓之国四十，大抵在邦畿之外；后王之子弟，亦皆使食畿内之邑。故殷之诸侯皆异姓，而周则同姓、异姓各半。此与政治文物之施行甚有关係，而天子诸侯君臣之分，亦由是而确定者也。
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於天子，犹后世诸侯之於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於《牧誓》、《大誥》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復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其在丧服，则诸侯为天子斩衰叁年，与子为父、臣为君同。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於此。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
嫡庶者，尊尊之统也，由是而有宗法，有服术。其效及於政治者，则为天位之前定、同姓诸侯之封建、天子之尊严。然周之制度，亦有用亲亲之统者，则祭法是已。商人祭法见於卜辞所纪者，至为繁复，……是殷人祭其先无定制也。周人祭法，《诗》《书》《礼经》皆无明文。据礼家言，乃有七庙、四庙之说。此虽不可视为宗周旧制，然礼家所言庙制，必已萌芽於周初，固无可疑也。古人言周制尚文者，盖兼综数义而不专主一义之谓。商人继统之法不合尊尊之义，其祭法又无远邇尊卑之分，则於亲亲、尊尊二义，皆无当也。周人以尊尊之义经亲亲之义而立嫡庶之制，又以亲亲之义经尊尊之义而立庙制，此其所以为文也。……盖礼有尊之统，有亲之统。以尊之统言之，祖愈远则愈尊，则如殷人之制，徧祀先公先王可也。庙之有制也，出於亲之统。由亲之统言之，则亲亲以叁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亲，上不过高祖，下不过玄孙，故宗法、服术皆以五为节。《丧服》有曾祖父母服而无高祖父母服，曾祖父母之服不过齐衰叁月，若夫玄孙之生，殆未有及见高祖父母之死者，就令有之，其服亦不过袒免而止，此亲亲之界也。过是，则亲属竭矣，故遂无服。服之所不及，祭亦不敢及，此礼服家所以有天子四庙之说也。……《书?顾命》所设几筵，乃成王崩，召公摄，成王册命康王时依神之席，见拙撰《周书顾命考》及《顾命后考》。而其席则牖间、西序、东序与西夹凡四，此亦为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设，是周初所立，即令不止四庙，其於高祖以下，固与他先公不同。其后遂为四亲庙之制，又加以后稷、文、武，遂为七庙。是故徧祀先公先王者，殷制也；七庙、四庙者，七十子后学之说也。周初制度，自当在此二者间，虽不敢以七十子后学之说上拟宗周制度，然其不如殷人之徧祀其先，固可由其他制度知之矣。
以上诸制，皆由尊尊、亲亲二义出。然尊尊、亲亲、贤贤，此叁者治天下之通义也。周人以尊尊、亲亲二义，上治祖禰，下治子孙，旁治昆弟，而以贤贤之义治官。故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盖天子、诸侯者，有土之君也。有土之君，不传子不立嫡，则无以弭天下之争。卿、大夫、士者，图事之臣也，不任贤，无以治天下之事。以事实证之，周初叁公，惟周公为武王母弟，召公则疏远之族兄弟，而太公又异姓也。成、康之际，其六卿为召公、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而召、毕、毛叁公又以卿兼叁公，周公、太公之子不与焉。王朝如是，侯国亦然，故《春秋》讥世卿。世卿者，后世之乱制也。礼有大夫为宗子之服，若如春秋以后世卿之制，则宗子世为大夫，而支子不得与，又何大夫为宗子服之有矣。此卿、大夫、士不世之制，当自殷已然，非属周制，虑后人疑传子立嫡之制通乎大夫以下，故附着之。
男女之别，周亦较前代为严。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此周之通制也。……而同姓不婚之制，实自周始。女子称姓，亦自周人始矣。
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於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而贤才得以进；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别严。且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於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於是。此种制度，固亦由时势之所趋，然手定此者，实惟周公。原周公所以能定此制者，以公於旧制本有可以为天子之道，其时又躬握天下之权，而顾不嗣位而居摄，又由居摄而致政，其无利天下之心，昭昭然为天下所共见。故其所设施，人人知为安国、定民人之大计，一切制度遂推行而无所阻矣。
由是制度，乃生典礼，则“经礼叁百，曲礼叁千”是也。凡制度、典礼所及者，除宗法、丧服数大端外，上自天子、诸侯，下至大夫、士止，民无与焉，所谓“礼不下庶人”是也。若然，则周之政治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设，而不为民设乎？非也。凡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者，以为民也。有制度、典礼以治，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使有恩以相洽，有义以相分，而国家之基定，争夺之祸泯焉；民之所求者，莫先於此矣。且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使天子、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典礼，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於上，而民风化於下，此之谓治；反是，则谓之乱。是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者，民之表也；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周人为政之精髓，实存於此。此非无徵之说也。以经证之，《礼经》言治之迹者，但言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而《尚书》言治之意者，则惟言庶民。《康誥》以下九篇，周之经纶天下之道胥在焉，其书皆以民为言。《召誥》一篇，言之尤为反覆详尽，曰命，曰天，曰民，曰德，四者一以贯之。……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胥在於此。故知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而制度、典礼之专及大夫、士以上者，亦未始不为民而设也。
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此之谓民彝。其有不由此者，谓之非彝。《康誥》曰“勿用非谋\非彝”，《召誥》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非彝者，礼之所去，刑之所加也。……是周制刑之意，亦本於德治、礼治之大经。其所以致太平与刑措者，盖可覩矣。
夫商之季世，纪纲之废，道德之隳极矣。……夫商道尚鬼，乃至窃神祇之牺牲，卿士浊乱於上，而法令隳废於下，举国上下，惟姦宄敌讎之是务，固不待孟津之会、牧野之誓，而其亡已决矣。而周自大王以后，世载其德，自西土邦君、御事小子，皆克用文王教。至於庶民，亦聪听祖考之彝训。是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召誥》曰：“我不可不监於有夏，亦不可不监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周之君臣於其嗣服之初反覆教戒也如是，则知所以驱草窃姦宄相为敌讎之民而躋之仁寿之域者，其经纶固大有在。欲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必於是乎观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