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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师生关系如何处?

师生之交淡若水

        按:最近发生的几件大事都与高校的师生关系这个大问题有关,本文摘自拙著《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科学出版社,2012年)。考虑到与时下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有关,特抽出来与大家交流。      

 

        以前讲“师道尊严”,现在又有学校提出“为学生服务”,似乎师生关系一定要有个“主从”,不是西方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我觉得最理想的学生关系是“谁也不用讨好谁”。老师按照本学科的规律特点,把课上好;学生根据学科的要求和自己的兴趣把学习搞好。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不断进步,后继有人,长盛不衰。这是我对东西教育长期观察以后得出的结论。

         一提到“师道尊严”,人们就会追踪到孔子那里去。其实,孔子是很民主的,他跟学生之间的关系也相当轻松,所以孔子学院才能出那么多杰出的人才。下面我讲几个案例。

         孔子与学生的平等表现在问题上,弟子问孔子,孔子也问弟子。《论语·阳货》记载,一次子贡问孔子:“君子有没有憎恶的事情?”孔子说:“当然有啦,憎恶那些说别人坏话的人。阿赐呀,你有没有什么憎恶的事情?”子贡回答:“憎恶把侥幸得手当成聪明的人。”

        正因为孔子教育的气氛很民主,孔子讲完以后,学生还可以补充,甚至发出比老师更精彩的言论。

 

        子贡问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

         这段话显示出一种最美好、最理想的师生关系。子贡先提出自己的高见,孔子说不错,并接着提出了更高一层的见解,接着子贡用《诗经》的歌词对老师的话作出了精辟的概括。结果,孔子大为赞赏:“阿赐呀,告诉你过去,你就可以推知来者,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诗经》啦!”孔子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古往今来,能有这样气度的老师并不是很多。今天的老师都可以反躬自问一下:如果学生表现得比自己还优秀,在讨论中占了上风,你会怎么样反映?会不会觉得失面子?会不会觉得酸酸的不是滋味?会不会拿别的话题来杀一杀学生的威风?会不会批评学生太傲气了?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孔子以身作则,仍然是值得我们今天的学人借鉴的地方。

         正因为子贡有这样的学习环境,他后来不仅成为了大商人,而且也是优秀的政治家,同时对儒家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叔孙武叔在鲁国的宫廷上跟其他大夫说:“子贡贤於仲尼。”(《论语·子张》)这话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在拍子贡的马屁,看看上面这则对话就知道了,即使不说子贡比孔子水平高,起码也不低。《论语》中关于子贡和孔子的互动很多,在我看来,不少时候,子贡确实青出于蓝了。

         孔子不仅民主,而且和善,这可以从学生敢对老师的话不满意甚至批评上可以看出来。一次子路向孔子“问君子”,孔子回答了四个字:“修己以敬。”子路很不耐烦地追问:“就这么多吗(如斯而已乎)?”孔子又补充了一句:“修己以安人。”子路还是不满意:“如斯而已乎?”孔子又逬出了七个字:“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还有一次,卫出公要任用孔子,子路就问孔子:“你做好准备了吗?人家任用你,你先从哪里着手?”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子路:“正什么名!您怎么迂腐到这步田地呢!”子路不仅仅是跟老师平起平坐,甚至有点儿“凌驾”于老师之上了。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平时对学生是很宽容的,否则,如果觉得学生一点儿不敬,孔子就大为光火,甚至把他逐出山门,杀一儆百,谁还敢这样?

         弟子也可以提出与老师观点不一样的看法。孔子主张父母去世之后应该服丧三年,宰予一次找到老师说:“三年太长了,我觉得一年就行了。君子三年不习乐,不讲礼,必然导致礼坏乐崩,对精神文明建设不利。人们要春种秋收,你一年到头哭哭啼啼,吃什么呀!对物质文明建设有害。”孔子马上问道:“这样做于你心安吗?”宰予回答了一个字“安!”转身就走了。宰予真牛,古今第一牛的学生。孔子不仅当时对宰予不满,事后也对宰予有看法,一次宰予白天睡觉,孔子骂他为垃圾(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论语·公冶长》)。这是人性的弱点,孔子也不免俗。但是,这件事情起码给我们透露出一种讯息,孔子学院没有这种禁令:“无条件服从老师,不许提不一样的观点。”

         在我看来,孔子学院的师生关系与当今世界著名大学的情况最为接近。孔子学院中的师生关系是健康的、理想的、向上的,这是由他的办学目的决定的。孔子和他的弟子都有一种使命感,即为当时无道的社会寻找出路,探求社会人生的真谛,让人们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美好。正因为孔子学院的学生有了这种使命感,学生才能始终忠于老师,在周游列国的途中,那种磨难是难以想象的,可是都没有摧垮他们的精神。弟子有被贬、被骂、甚至开除学籍的,却仍然痴心不改,就是因为他们对社会有共同的责任心,都是有大担待的一帮君子。如果教育没了使命感,老师和学生就会丧失了精神,之间的关系必然会走调。

         然而,教育一旦掺杂了私利,或者为了牟利,或者为了声誉,抬高自己打压别人,甚至发展自己毁灭别人,教育就一定会变味走样。

          孔子去世之后,孔子学院的调子就变了,这是因为条件变了。第一,要避免树倒猢狲散,需要一种领袖,他们选择了家庭式的操作模式。首先把孔子上升为父亲,孔子去世后大家行父子礼,给孔子守丧三年,弟子之间自然就成了兄弟。这种家庭化的运作模式,是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文化仍有深刻的影响,这一点在其他章节还要详细讨论。第二,要向国君推行孔子的理论,让天下人尊崇老师的学说,就必须把孔子神化、圣化,子贡、宰予他们的“造圣运动”中的一句口号就是“自由生民以来未有贤于夫子者”,把孔子上升为自有人类以来最伟大的人物。这样,孔子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就拉开了,也与人们越来越远,越来越令人觉得他威严难以亲近。

           其实,孔子是明确反对把他圣化的。有次太宰问子贡:“夫子是不是个圣人?怎么这么多才多艺呢!”子贡回答说:“上天要造就这么一个圣人,所以才赋予夫子这么多才能。”孔子听了老大不高兴,说:“太宰了解我吗?我因为小时候家境贫困,所以才学会了很多生存的技能。”孔子表面上说的是太宰,实际上是不满子贡把他圣人化。孔子的伟大正在这里,他始终能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自己。孔子实际上是被“圣人”的,他自己则务实低调。

         大家都尊崇“大师”,拥戴“泰斗”。但是不论是教育界还是学术界,一旦有人“被大师”、“被泰斗”,特别是有人“谦虚”地接受了这两顶皇冠,对所有当事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假如还没有糟糕成一场灾难的话。对于学生来说,大师的话,你敢不敢不听?泰斗的理论,你有没有勇气去质疑?对于大师或者泰斗自己,不自以为是还能有别的选择吗?那些愚民的反馈还值得一顾吗?大师泰斗一旦现象,必然把教育引向求名利,出现学术思想上的独裁专制,这与科学中的求真是相悖的。

         大师,泰斗,还有所谓的专家、学术权威,形成了思想领有的“特权阶层”,控制了“正确观点”的权利;那些学生,还有大众,被迫或者自动交出了独立思考的权利。这跟政治界、经济界的情况是一样的,一旦有了特权,必然导致不公。

         孔子去世之后,他的弟子就把师生关变成了父子关系。这一直影响到今天,现在学术文化界,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主流仍然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江湖上也是如此,师傅和徒弟,情同父子。这上面的利弊,其他章节再详谈。

         国内教育界有一种说法,认为西方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像朋友。这也是一种误解。朋友之间生活上相互关照,感情上经常交流,信息上内部分享,遇到困难则相互帮助,在是非和情感选择上,情感第一,是非第二。不排除在博士生阶段,导师和学生长期合作而培养起来的情感和友谊,但是通常这只限于学术领域的,不会或者很少触及到生活层面的。我观摩了斯坦福大学文理各个学科的本科生课,没见过哪个老师特别喜欢某些学生,也没有见过课前课后,某几个学生缠着某个老师,说东说西,想跟老师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我不敢以偏概全,根据我读书工作过的三所美国大学,他们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基本上是君子之交淡若水,我教好我的课,你学好你的习,谁也不用讨好谁。

         从文革至今,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文革时期读的小学和初中,很多事情都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发动学生揭发老师,罗列老师的罪状,写老的大字报。以至于吓得一位平时爱批评学生的老师连忙给我们解释:“我批评你们,也是在骂自己。我不是说过你们“驴(屡)教不改”嘛,不就是说我自己像一头蠢驴嘛!”现在想起这件事,还令人心酸。后来拨乱反正,要重塑老师的尊严,各种重大节日,特别是教师节前后,学生要给老师送些礼物,问候一下,各级学生毕业盛行一种“谢师宴”。其实,老师的尊严哪能靠可怜的学生的这点东西来建立,主要看政府给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

         学生毕业,当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在美国这里,研究生毕业,都是老师请客,因为老师又有一个新产品问世了。如果真要庆贺,我们是否可以借鉴一下?

         最理想的师生关系不是父子关系,也不是朋友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君子关系,君子之交淡若水,老师教好自己的课,学生学好自己的习,谁也不用讨好水,大家为了求真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我对斯坦福多个系科的课堂进行观察,发现这么一个共同现象,老师从来不干涉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态度,学生迟到、早退、上不上课,老师从来不过问。有些学生上了大半节课才进来,还有些学生可中间离开,老师看都不看一眼,更不要说批评了。以至于课后如何学习,老师从来不在课堂上讲。老师摆明一种态度:学习是你自己的事,你只要把作业按时交来,考试过关就行;当然,不过关也是你的事。老师只要把书教好就行。这就是一种淡若水的君子式的师生关系。

         中国传统教育中,往往把教学的责任推在老师的身上,学生没学好,要么是父母的责任,要么是老师的过错。《三字经》的这几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还有一种说法,“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似乎学好学不好与学生没有什么关系。这里有一个逻辑,似乎老师教好了,学生自然就学好了。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再好的老师,学生不去学也是没有办法的。斯坦福的教育给人这么一种启发:教好教不好,这是老师的事;学好学不好,这是学生的责任。各自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互不干涉。

         最理想的师生关系是互不抱怨。我在斯坦福这么多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不管是在公开的场合还是私下里,没有见过任何老师讽刺、批评、训斥、惩罚过学生,也没有见过任何学生抱怨、蔑视、谩骂、反抗过老师。气氛是那样的祥和!斯坦福的老师很多都是国际知名学者,眼光和要求都非常高;斯坦福的学生也都是全世界选拔来的尖子,互相对对方的期待都很高。按常理是很容易出矛盾的,而这里却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可不容易呀!老师和学生各自守住各自的道:老师要尽职尽责,提供最优秀的教学;学生要认真努力,表现出最优秀的学习。此外,背后不仅要有强大的道德规范在约束自己,还有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都为了一个追求真理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东方教育中有一个误区,似乎师傅横眉冷对,学生战战兢兢,才能出人才。不是有这样的说法:骂是爱,打是亲,不骂不打出浪荡子;棍棒之下出孝子,板子之下出才子。这也许有些道理。但是不管哪个领域,人才的成长必须在一个自由轻松的空气之中,唯有如此,学生的能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学生的智慧才能完全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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