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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 | 张大千之女张心庆的坎坷人生路

张大千留在国内的孩子,他们究竟走过怎样一段岁月?听撰写《张大千演义》的作家王亚法介绍,张大千和他第一位夫人曾正蓉所生惟一的女儿现在正住上海南汇明家养老院,一个阳光温暖的冬日,笔者去明家养老院采访了张大千之女、78岁的退休音乐教师张心庆。按张家(包括大千兄长的孩子)排行,张心庆排第十一,人称十一姐或十一妹。

拿出学费救人

1930年正月初五,张心庆在上海出生。那时张家住在上海虹口区四川北路裕庆坊,张心庆取名时便用其中一个“庆”字。母亲曾正蓉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她与张大千的婚姻是婆婆一手包办的。由于婚后缺少共同语言,张大千又另娶了别的女子,所以曾正蓉只生了唯一的女儿张心庆。

张心庆童年、少年、中年的生活,一直是动荡艰苦的。二三岁时随母亲住在苏州网师园内,七岁回到四川成都读小学。她喜爱唱歌,经常在学校中登台演出。虽然她不是家中的掌上明珠,但也获得了父爱。父亲爱孩子们,对孩子也讲民主,经常会征求子女的意见。由于是一个大家庭,张大千对哥哥的孩子同样照顾,承担抚养责任。全家经济上除张大千画画挣钱外,还靠三哥张丽诚的资助。大家庭吃饭的人多达五六十人,开销大,经济不是很宽裕,常常是张大千开了画展卖画后先解决上半年的生活,下半年再想办法画画挣钱。

有一回,张大千对张心庆和她的一个妹妹说:“爸没钱给你们交学费了。”急得两姐妹差点儿哭鼻子。不交学费去上课,那有多么难堪啊。张大千笑着说:“我是逗你们玩的。看,你妈把钱借来了!”说完给了姐妹俩20个银元,可以付一个学期的学费了。

姐妹俩拿到钱心里很高兴,第二天背着书包,拿了钱兴冲冲地去上学了。没有走出城门洞,哥哥骑着自行车急匆匆地追上来,高声叫道:“爸叫你们回去,钱也带回去,爸有话对你们说。”这一喊,让她们觉得事情不妙了,无奈只能跟着哥回去。

到了家,张大千直接地说:“把钱拿出来。”她们听了差点儿哭起来。父亲说:“你们读书是重要,但爸爸的学生、你们师兄的老婆得了急性盲肠炎,你们说是你们读书重要还是救人重要?爸以前是怎么教你们的?你们说!”

张心庆和妹妹异口同声说:“救人重要!”

两姐妹将付学费的钱再交还爸爸,父亲夸奖了她们。

两把木梳的故事

张大千的为人正直是朋友皆知的,他从来不说谎,也反对别人说谎。张心庆也不例外。再加上她不说谎、讲实话,苦头更是吃得不少。她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教育她要讲实话,印象最深的是两把木梳的故事。

她在成都读中学时,父亲在上海开完画展回到家中,他给心庆和心裕带来两把赛璐璐梳子。一把是淡黄色的,一把浅绿色的。当时正值放暑假,心庆先来到屋里,张大千说:“你的运气好,你喜欢哪个颜色,你先挑。”张心庆看着两把木梳,一眼就觉得绿色的更漂亮。想到妹妹也一定会喜欢绿色的,便拿了黄色的梳子说:“我喜欢黄色的。”

张大千与女儿张心庆

父亲早就看出了女儿的表情,严肃地说:“你明明喜欢绿色的,为什么说喜欢黄色的?你在爸爸面前撒谎,爸爸不喜欢你!”

张心庆急得哭了起来:“你要我说真话还是假话?”“当然是真话!”父亲说。

张心庆道出实情:“我喜欢绿的。但妹妹拿了她不喜欢的就会不高兴,妹妹不高兴我也就不开心。”

张大千听后点着头说:“你懂事了,懂得手足之情了。妹妹喜欢的你让给她,这是美德,但不能说谎,应该说实话呀。”

这事让张心庆知道什么时候都应讲真话,但也让她尝到了讲真话带来的苦涩。

学声乐做农民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张大千留在国内的大部分作品(共计187幅),由张心庆的母亲和大哥捐献给了敦煌博物馆,国内子女每人分得两千元。捐画的因素除了爱国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买不起保存国画的香料。

当张心庆在教会学校成都华美女中毕业后,全国已经解放了。她又考上了四川省艺专,学的是声乐,书还没读完她和母亲一起来到上海,转到上海音乐学院求学。上海学费高,父亲又没寄钱来,母亲只能参加街道生产组靠踏缝纫机以维持生计,家里还要靠张大千朋友的接济和不断变卖东西。张心庆只能休学了。

之后,她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28军文工团。五年的光阴很快过去了,她面临复员。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一个地方接纳她,1955年她复员回到四川,政府给了她两间平屋,分了点自留地,发给一些生产工具,她只能下地当农民了。种庄稼,垒猪圈,所有农民干的活,她这个上过大学、学声乐的学生都要干。

扁桃体发炎了,噪子哑了,生病发热了,她上医院都要靠自掏腰包,按农民就医处理。淳朴的乡民见她不是下地的料,都来帮助她,还推举她当会计。

在农村干了一年,省城招考教师,有朋友推荐她去试试。这一试让她跳出农村,到成都市一所小学当上音乐老师。然而此行并没能彻底改变她的生活,灾难就像影子似地跟在她身后,以后的日子过得越发艰辛。

家破母亡弟惨死

张心庆同父异母的弟弟张心健,生于1949年,他是张大千和四夫人徐雯波所生,解放前夕,张大千携夫人去了香港,将张心健留给了好友裱画师照顾。

解放后,裱画师失业,自己的生活也无法保障,更不要说再收养一个孩子。不久,他把张心健送到张心庆母亲处,说:“这是你们张家的骨肉,还是留在你们家为好。”母亲征求女儿意见,尽管家里生活很困难,但母女俩的意见不谋而合,从此,张心健就跟她们一起生活。张心庆比张心健大19岁。

张心庆26岁结婚,丈夫也是复员军人,他们在一个学校教书。在她怀孕三个月时,丈夫被发配到深山里的煤矿当矿工。领导劝她跟丈夫离婚,不然的话孩子生下来将来上学成问题。为了孩子,她只能忍痛与丈夫离婚。

一家四口人,就靠她43元5角微薄的工资,过着省吃俭用的生活。穿的衣服大都是旧的、破的。闻到邻居家传来的鸡肉香味,只能闻,没钱买。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1961年母亲得了乳腺癌。为给母亲治病,她只得更加节省。

母亲临终时拉着女儿的手说:“我和你爸的婚姻是奶奶包办的,没有感情基础。但你是他亲生的女儿,爬也要爬到国外去找他!”

张大千

不久,母亲去世。远在巴西的父亲张大千得知妻子逝世的噩耗,下令厨房熄火一天,躲在书房里挂起夫人的遗像,一天没有作画。毕竟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啊。而这边,为了给母亲下葬,张心庆只能厚着脸向四川文化馆借了三百元。因为能借钱的人都借过了,没人再肯借钱给他们。她只好卖掉家里唯一的一双象牙筷,买了一双新鞋参加母亲的葬礼,这双新鞋后来成为她和女儿谁上街谁穿的体面鞋子。

1963年夏天,张心庆携女儿从四川到香港探亲。张大千也从巴西到香港。这是她唯一一次和父亲再相聚的日子,也是她感到一生中特别幸福的日子。她耳濡目染了父亲的为人。张大千在香港有许多朋友,但他还是不愿麻烦亲戚和朋友,而是和女儿、外甥一起住在九龙弥敦道乐斯酒店。张大千对女儿说:“住朋友家里,让人家开销不算,还要花时间、精力来陪你,‘人情账’还不起啊。”

他们住酒店时,有专门的两位茶房来倒茶送水、送饭和打扫卫生等,做日常生活琐事。他们见张大千天天画画,便悄悄地对张心庆说:“我们很喜欢张先生的画,可我们哪有钱买!想求张画,你能不能帮个忙说说?”张心庆说:“不是我不帮你们忙,父亲是个直爽的人,你们可直接问他要,他不喜欢转弯抹角。你们对他直说,他一定会给你们画的。”两位茶房第二天见张大千又开始画画了,想说又不敢说。一想到一会儿客人会多起来,再不说就没机会了,一个小个子终于鼓起勇气对张大千说:“我们天天看您画画,喜欢极了,真想要一张,又怕您忙不过来,不好意思开口。”张大千听后哈哈大笑:“你们怎么不早说!我还以为你们不喜欢画呢。没你们辛苦做事,我哪有时间作画?行!我马上给你们画。”两位伙计高兴得不得了。过了一会儿,屋里来了许多客人,一位老先生看中了张大千的画,说他太喜欢了,问张大千此画要多少钱?张大千说,“这张画早有主了,就是我身旁两位年轻人,我得守信用。”老先生有点不悦,难道他还不及两个茶房?张大千说:“你可以在我开画展时买,随便哪张都可以,这是我答应为他们画的,没他们对我的周到照顾,我哪有时间作画?大家都是朋友,先给他们。”文人雅士是张大千的朋友,平头百姓也是张大千的朋友。

弟弟张心健从小跟着姐姐一起生活,他把姐姐当成妈妈,相依为命。

然而,由于父亲是张大千,家庭出身有问题,再加上女朋友提出要分手,长期的压抑、内心的痛苦无法排遣,他想到了卧轨自杀。自杀前,他留下了一份遗书,上面写着:“亲爱的姐姐:你的命运已经很悲惨了,我不一定比你幸福。我一个从小被遗弃的孤儿,却被人认为我跟海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只有你知道我是热爱祖国的,为了你的一对儿女,你千万不要走我这条路,永别了!姐姐……”

弟弟自杀后被救起,但两条腿被火车压断了。几个星期很快过去了,弟弟的病越来越重。伤口里长了白色的蛆,又得了尿毒症。那天,拉肚子的她来到医院,却不料这一次是她和弟弟最后的诀别!张心庆坐在病床边,弟弟奄奄一息地对她说:“小咪(张心庆的女儿)叫你妈妈,让我也叫你一声妈妈吧!”他伸出手来,抱住了张心庆,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一代大师张大千的儿子、张心庆的弟弟就这样含着痛苦在亲人怀里停止了呼吸。

走过冬天是春天

1982年4月,张心庆来到美国,想与父亲见面,但父亲年迈。父女最终未能相见。张大千将留以自怡的《春畦图》转送给女儿,并在画上添写:“此父留以自怡者,今以付汝,当守之勿失,知父爱汝之深也。”舐犊之情,溢于言辞。

张心庆

1983年4月,一代宗师张大千遽然去世,享年85岁。张心庆心痛不已,从此与父亲阴阳两隔!有几十年教龄的张心庆曾在广州“疗伤”,与读博士生的女儿一起生活。后回到四川老家。

2003年末女儿出国。单身的她参观上海南汇养老院时动了心,这样,2004年8月养老院便成了她的家。她弹琴,教歌,写字,画画,学英语,自己填词作曲,还请人刻了一方印:“一生清贫”,勉励自己不忘过去,珍惜明天。

来源:各界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成莫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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