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后，原本默默无名的西州（今吐鲁番）小商人石染典突然出名了——他可能压根没想到，他这么个顺着河西走廊做做小本生意的商人，一千多年后居然成了研究西域商贸的重要样本。
谁能想到，他把自己做生意需要的七七八八文书交到西州都督府以后，这些文书又被埋进墓里？一千多年后，这些当年被都督府收存的文书又被发掘出来，人们才重新看到了他的名字，才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一个赶着驴儿、骡儿跑大老远做生意养家糊口的小小胡人。
唐三彩 陶驴
西域太大啦，石染典每次出门，都得面对一段无比艰辛的旅程。随随便便做趟小生意，一走就是一千里。稍微走得远一点，一趟就是五六千里了。要在外面度过许多个夜晚，看过无数云和月，才能重新西州的家。
但是区区几千里好像又不算什么，确切地说，他主要还是在新疆境内晃荡，偶尔到新疆门口的敦煌，离长安还远着呢。下面这幅图就是石学典的主要“营业范围”，相对整个西域、整个大唐来说，他的活动范围并不算很大，他是一个略显“保守”的商人。
所以南方的朋友们，现在知道新疆有多大了吗？
西州是唐代开拓西域的基地，是军事、贸易的重要节点。即使到了现在，吐鲁番仍然是出入新疆的交通枢纽。经过张掖、敦煌到吐鲁番，这条路也就是一千两百多年前石染典、岑参等人走过的古道。东西行客需要在西州转换过所或公验，使这里成为大唐西境的一个大型的商品集散地。
石染典是居西州的昭武九姓胡。他们原本住在祁连山北的昭武城，后来开枝散叶，分为康、安、曹等九姓，石姓也是其中之一。石染典很自然地利用起西州的地理优势，他的足迹从西州再往西，到了安西四镇；从西州往东，经过伊州（今哈密），到了当时的瓜州和沙州，大致在今天的敦煌一带。我们甚至可以想象，石染典曾经去过当时还很宏大华美的莫高窟——他路过那里呢，离他的商道并不远。
唐三彩中的胡人形象
石染典是哪一年出生，行走于瓜州和安西之间时是多大岁数，我们都不怎么清楚。毕竟目前我们对石染典的所有了解只来自于四张和他有关的文书。这些文书能从唐玄宗那个时候保存到现在就已经很不容易，可能以后要再出现更多关于石染典的材料也很难了——毕竟他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客商而已。
从保存下来的过所（即通行证明）来看，石染典靠十头驴载货，往来于玉门关、铁门关、安西、西州、伊州、瓜州、沙州之间。不谈飞机，就算坐火车从瓜州到安西，也是一段相当熬人的旅程。可这么长的路，是石染典带着驴子们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如今一说起丝绸之路，大家仿佛就看到骆驼行走在夕阳下的沙漠。骆驼当然是丝绸之路上的主力，但丝绸之路上并不只有骆驼。在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第13窟壁画上，有一个人赶着一头驴，驴背上驮满货物。晋朝至唐朝时期留下的动物俑除了骆驼以外，还有一些牛俑、骡俑、驴俑。没有骆驼或用不起骆驼的时候，有牛有驴也是好的。石染典的商队原本就只有驴，驴子们也很辛苦，它们要驮着货物，经年累月地跟着石染典走过荒凉的西域。
按照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记载，石染典还不算是行程最远的，有的行客要从西域一直走到长安、福州，相当于斜跨过今天整个的中国版图，那是数倍于石染典的漫漫长路。
唐代鼓励丝绸之路上的来往贸易，也重视西北边疆丝路上的商税，这些商税对于唐朝至关重要。《新唐书·西域传》说：“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所谓“开元盛时”，恰好就是石染典生活的年代。石染典作为“西域贾”，有没有像《新唐书》所说那样缴纳税款以助四镇呢？很可能是有的，那么石染典也算是为了西域安宁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谢谢你，石染典。
当时做生意的手续比较麻烦。唐律规定，百姓只要离开本县本州，无论原因都必须持有过所才能出入关津。石染典每到一州，都需要去找相应的官员办理过所。这些官员们不但要确定商队都是良民，还要查验所携带的牲口数量，马匹等在管制范围内的货物必须提供相关的买卖合同以确保来路正常。
对“走长途”的商人来说，过所是必备的证明，没有过所的后果相当严重。石染典必须珍而重之地保存好过所，经过一些有“守捉官”的地方，他得缴验过所以供稽查。经守捉官“勘过”，查看所列的事项是否与实际相符之后，才准放行。石染典过所上就保留有从瓜州到沙州的悬泉、常乐、苦水、盐池等四个守捉的名称，要知道，这才不过三百里路。
虽然石染典这样的“正经生意人”办理过所只是例行公事，不会特别为难，但“跑手续”总是要牵扯不少时间和精力。也正是这些比较正规又略显繁琐的文件，使我们获得了关于石染典这个西域商人的信息。
石染典究竟做什么生意，买入或卖出什么，已经难以考证了。在他的过所上没有列出他带到瓜州、沙州出售的货物，只说他有十头驴。这些驴当然都是替他载货的，不是卖的。
石染典在货物少、有“空驴”的时候大约会骑驴代步。程喜霖在比较了石染典过所和1965年莫高窟所出《唐天宝七载（公元748年）敦煌郡给某人残过所》之后说，这两件过所都签发在唐玄宗时期，巧合的是，它们所记载的都是在瓜沙二州的行进过程，无非石染典是从瓜州到沙州，而另一张过所主人是从沙州到瓜州，路线相同，方向相反。有趣的是，石染典只走了三天时间，而另一过所主人走了六天。程喜霖说，“其原因是石染典有拾头驴作脚力，而某人大概是从敦煌步行到瓜州的”，这样就更加凸显出驴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了。
在吐鲁番出土的别的文书上也留有石染典的名字，比如《唐开元二十一年石染典买马契》，石染典买了一匹马。马关系着国防军事，在唐代时是管制非常严格的重要物资，《唐律·卫禁律》里规定:“即将马越度、冒度及私度者，各减人二等。”《疏议》说:“将马越度、冒度、私度，各减人二等者。越度，杖一百，冒度、私度，杖九十。”所以石染典要把这匹马带出西州去贩卖，就得把合同（买马契）交到西州的管理部门去缴验，证明这马的来路正当，他买马、卖马在法规允许范围之内。结果这份买马契没有发还给石染典，巧合之下埋进墓中，得以让后来的我们看见：
马一匹，骝敦六岁。开元二十一年正月五日，西州百姓石染典，交用大练拾捌匹，今于西州市，买康思礼边上件马。其马及练，即日各交相分付了。如后有人寒盗认识者，一仰主，保知当，不关买人之事。恐人无信，故立此契。两共和可，画指为记。
马主别将康思礼年四十四
保人兴胡罗世那年三十
保人兴胡安达汉年三十五
保人西州百姓石早寒年五十
这匹六岁的马花了他十八匹大练。大练是丝织品的一种，在唐代时足可以当做货币使用。有人根据唐代《交河郡市估案》计算出一匹大练大约相当于460文钱，那么这匹马就相当于8280文钱。
三彩腾空马，西安博物院藏
在石染典过所上，称他为“西州百姓游击将军”，似乎石染典的身份还比较特殊。在这份买马契上，卖方是别将。保人里有两个是“兴胡”，就是兴生贩易的胡人，另一个也是西州百姓。从姓氏看，康思礼、安达汉、石早寒可能原来也是昭武九姓部落，罗也那可能是吐火罗人。大约当时这些人能够勉强使用但不能流利地读写汉文，所以他们以汉文立契，却只是“画指为记”，摁个指头印子。
买马花了石染典十八匹大练，这不是一笔小钱，他要赶紧把马儿卖出去。别人的正月都在忙着过年，他正月初五买了马，正月二十三日就已经去西周部门为出门做生意应辩了。流传下来的《唐开元二十一年染勿等保石染典往伊州市易辩辞》说：
开元二十一年（733）正月廿三日，经过审批，石染典被允许带着一匹马，十一匹骡和驴从西州到伊州（今哈密）去行商。去年三月，石染典还在瓜州，他的商队只有十头驴子。半年以后，他的商队多了一头骡子。可以看出，石染典的商队在慢慢扩大，小日子是越来越有盼头了。
黄釉陶胡人俑，唐，国家博物馆藏
伊州和西州挨着，虽然也不算近，但比起瓜州、沙州，伊州已经很方便。可能他顺顺利利地把马转手卖了，于是紧接着出现了第四份关于石染典的文件，即《唐开元二十一年石染典买骡契》：
二月二十日，石染典从伊州回到了西州。我们可以猜想他这次去伊州又挣到了点钱，所以他在西州市场又买了一头骡子。这骡子应该是为他的商队买的，于是他的商队就扩充到了十头驴子、两头骡子了。令人吃惊的是，这头骡子的价钱很高。一匹马不过十八匹大练，这匹骡子居然花了他十七匹大练，骡子快赶上马价钱了——令人不得不遐想这骡子究竟长得是有多么好。
蓝釉驮骡，西安博物院藏
到这里，我们可以根据这四件文书总结一下这个小商人石染典在这两年的商旅生活：
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三月，他跋涉了很久，从安西来到瓜州。他买了一些货，准备卖到安西四镇。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目的地是哪里，但他要穿过焉耆和库尔勒之间的铁门关，那就肯定不近。也许从瓜州到安西这段接近三千里的路途耗费了他这一年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跑完这趟，他的商队多了一头骡子。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正月五日，西州还在春节的欢乐之中，石染典在西州市场买了一匹马。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正月二十三日，商道陆续恢复了，石染典获得了去伊州做生意的许可，应该是去卖马的。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二月二十日，石染典回到了西州，并在西州市场买了一匹骡子。他的商队规模又大了一点，总计应该是十头驴子，两头骡子。
我们不知道石染典活了多少岁，商队扩充到多大，但他应该活到了22年以后。在这一年，安史之乱爆发，“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成为过去，再怎么兢兢业业不辞辛劳，都顶不过一场兵火。
好日子，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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