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武侠小说源远流长，但在民国建立前并不称为“武侠小说”。宋、元两代，《太平广记》将此类作品归入“豪侠类”，《梦粱录》和《醉翁谈录》则归入“朴刀”、“杆棒”项下；至明代，有伪托段成式撰之《剑侠传》；再降而至清光绪初，《三侠五义》刊行，又称《忠烈侠义传》，人们遂称同类作品为“侠义小说”，稍后又有“侠情小说”、“奇侠小说”、“侠勇小说”、“义侠小说”、“任侠小说”等名称，称谓十分混乱，唯独不见“武侠小说”之称。
“武侠”一词最初见于《小说丛话》中的定一论《水浒》（刊于光绪三十年，1904），文中说：“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余赐，实施耐庵之功也。”四年后（光绪三十四年，1908），觉我《余之小说观》又说：“日本蕞尔三岛，其国民咸以武侠自命，……若《武侠之日本》则十九版，……《武侠舰队》……一书之出，争先快睹。”并于所译《武侠舰队》中多次使用“武侠”一词。至民国四年（1915），上海出版之《礼拜六》第38期（2月20日出刊）有小草所作《武侠鸳鸯》；九个月之后，《小说大观》第三集（12 月 1日出刊）又有林纾（琴南）短篇《傅眉史》，方明确标为“武侠小说”。其后“武侠”一词被用于期刊名，有平襟亚所编《武侠世界》，“武侠小说”这一专称逐渐为人们普遍使用。叶洪生曾就此指出：若仅从专称定名而言，也可把中国的“武侠小说”视为民国的新生文学类型。五十年代初，大陆和台湾分别查禁以往的武侠小说，港、台出现了一批新的武侠小说作家，他们在不同于过去的社会环境下写作，其作品也就具有了新的特色。由此，人们遂把1912 至 1949 年间的作品称为“旧派武侠小说”，以区别于港、台的“新派武侠小说”。
旧派武侠小说自1912至1949共三十八年间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大阶段。1923年以前是武侠小说创作的低谷时期。民国建立之初，袁世凯执政，复古之风盛行，文言武侠之作曾一度再起，但终如过眼烟云，未几即逝。这一时期的白话武侠小说，较为人知的仅有叶小凤的《古戍寒笳记》（最初发表于《七襄》1914—1915），在创作思想上基本沿袭了晚清的流风，和《热血痕》之类的作品近似。袁世凯逝后，至民国十年(1921)左右，武侠小说的创作渐有起色，如白下淡叟《雍正剑侠奇案》（1919)、朱霞天《青剑碧血录》(1919)、李定夷《尘海英雄传》(1919)、姜侠魂《江湖三十六侠》(1920)、李涵秋《绿林怪杰》(1921)等，但皆难称佳作，当时小说领域还是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的天下。直至 1923年，“南向北赵”的作品问世，才把旧派武侠小说的创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揭开了中国武侠小说大繁荣的序幕。
就在1923年，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发表了引起轰动的《江湖奇侠传》，同时，赵焕亭也发表了长篇巨制《奇侠精忠传》，这两部武侠小说各有特色，远远超出当时一般武侠小说的水平，使读者耳目一新。两书交相辉映，掀起了民国武侠小说的第一个高潮。这两部书都是陆续写成的，从1923 年开始发表，直到 1927 年左右才完工，历时五年，它们所掀起的高潮也就持续不衰。在这次武侠小说高潮中，向恺然和赵焕亭是当之无愧的主将，他们的新作接连问世，如向氏的《近代侠义英雄传》、《江湖怪异传》、《玉玦金环录》和赵氏的《清末畿东大侠殷一官轶事》、《殷派三雄传》、《英雄走国记》、《昆仑侠隐记》等。他们的成功，带动了一大批小说作家群起仿效，纷纷转向武侠小说的创作，如：姚民哀《山东响马传》、沈禹钟《游侠新传》（以上1923- 1924），张其飞《江湖剑客传》、赵苕狂《江湖怪侠》、冯玉奇《鸳鸯剑》(以上1924)、许崖父《中国女海盗》(1925)、顾明道《侠 骨恩 仇记》(1927)、《怪侠》(1928)、《荒江女侠》(1929)、张恂九《江湖义盗传》(1930)、病癯《双龙剑》(1931)等等，不胜枚举。1923至1931年间的这第一次武侠小说创作高潮，主要集中在上海一地，总体来说，平庸者多，高手较少，除“南向北赵”称雄一时之外，其中影响较大的不过是顾明道、姚民哀、赵苕狂、文公真等三四人，此外则大多一哄而上，徒有声势而已。在此时期，北方除了赵焕亭，似乎一片静寂。到了 1932 年，还珠楼主（李寿民）在天津《天风报》发表《蜀山剑侠传》，转瞬之间其声望已凌驾于平江不肖生之上，随之，白羽（宫竹心）、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徐春羽在北方接踵而起，掀起了民国武侠小说更大的第二次高潮，并把中国武侠小说艺术推向新的高峰，武侠小说创作的中心遂转移到了北中国。
统观“旧派武侠小说”发展的历程，在第一次武侠热潮中，为首的向、赵二氏尚不能说有足够的自知之明，更不能说已尽展所长。他们二人由于武侠小说观的不同，其作品便迥异其趣，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难免有弃己所长、用已所短之处。向恺然精通武术，却不满足于描写武术，而去追求奇幻的传说；赵焕亭不会武术，却偏要去描写武术，要把传说写得朴实可信。这是很有趣的对照。不过，大体而言，向著的奇幻、赵著的豪壮，再加上由言情而改写武侠的顾明道文笔的纤巧，就构成了旧派武侠小说三大类型的雏形，基本上奠定了三足鼎立的格局，揭开了中国武侠小说大繁荣的序幕。只是，由于向恺然联缀传说、敷演成篇，涉及飞剑法术，实际上又缺乏完整的构思，因而未能形成统一的神怪武侠小说风格，赵焕亭取材佚闻，力求传真，但他又不会武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未能形成完善的技击武侠小说风格；顾明道以言情笔法写《荒江女侠》，有浓厚的脂粉气，常带一些忸怩作态的欧化腔，且只迷恋于情节的曲折惊险，对英雄儿女的心理的、社会的诸方面未作深层开掘，难免舍本逐末、流于肤浅，更未能形成完善的儿女侠情小说风格。这种种风格流变的完善形态，都是在“北派四大家”的手中才得以完成。
自民初至二十年代末，评书艺人的创作在北方武侠小说界仍是声势甚大的一派，其影响足以和赵焕亭一较短长。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王致久的两代弟子。王致久是清末民初的评书艺人，以演述《永庆升平》著称，他门下有几名弟子，按“杰”字排行，其中张杰鑫著《三侠剑》,常杰淼著《雍正剑侠图》,皆风行一时。但就文学的标准衡量，这些作品实难称优秀之作。其后，常杰淼的弟子蒋轸庭续作《金刀会七义》等，更是每况愈下，不再为读者重视。总之，三十年代以前，北方除了赵焕亭，武侠小说创作仍未摆脱低谷。
北派武侠小说四大家中率先崛起的是还珠楼主，他于1932年7月开始发表《蜀山剑侠传》，直至1948年才出齐五十集，告一段落。先后历时十七年，续写续出，长盛不衰，在民国通俗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特例。还珠楼主有他鲜明的个性，他酷爱自然风光，遍游名胜古迹，这对他小说创作的成功起着重要作用，正是自然风光美所激发的诗情，把他导向了成功之路。还珠楼主的成功，并非一蹴即就，而是有一个探索过程。他应邀写武侠小说，内心却怀着自然风光激发的诗情，现实的武侠情节总显得与自然风光美不能结合得天衣无缝。怎样才能使主观意愿与客观条件谐调起来？直到他把笔触伸入神话境界，才找到了最佳的突破口，名山大川的雄伟或秀美与神话传说的奇幻融为一体，两者相得益彰。所以，就还珠楼主开始创作武侠小说时所处的主客观条件而言，采用神怪武侠小说样式，在他是势所必然，这是他能找到的最佳途径。了解这一点，就不会用“荒诞”二字轻率地否定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贡献。胜境与神话融为一体的诗化境界，绝不是轻易就能达到的，它需要作者具有极丰富的想象力，还珠楼主正具备这样的才能。但是，还珠楼主也不仅仅是凭借想象，还在于这想象是建立在广博深厚的学识基础之上，除博览旧籍、熟知典故外，他还足迹所至，留意风俗。所以他的小说绝不仅仅是以“新奇”、“荒诞”取胜，其容量是非常大的，诸如川、湘、云、贵民间的婚丧、食用、医药、巫蛊之类，往往信手拈来，涉笔成趣，使读者如入山阴道上，兴味无穷。还珠楼主笔下的剑仙，主要是一些道教徒，他的写作风格也颇有“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遗风，在思想上也有些“不失其性命之情”的意味，追求自然真情的流露，连书中一些佛教徒也不免如此，这自然是作者自己重情的表现。此外，在民国武侠小说作家中，还珠楼主也许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人。在他的书中，始终保持着儒、道、禅的中国特色；他那浅近易懂的半文言半白话的文字风格，也毫无半点欧化腔。还珠楼主一生写了三十余部武侠小说，他的才华集中表现在《蜀山剑侠传》和《青城十九侠》两部传世巨作中，一般写实的武侠小说很难达到如此自然的诗境，这并非插入几首诗就可充作“诗化”的。人们称赞还珠楼主“才华横溢”，绝非过誉。他的小说，别人很难仿效，便是明证。
继还珠楼主之后，白羽、郑证因、王度庐于1938 年联袂而起，大大增强了北派武侠小说的社会影响。白羽早在1927年就尝试写作武侠小说，应张恨水之约作《青林七侠》，未引起读者注意，三十年代中期又作连载武侠小说《黄花劫》，以“杏呆”的笔名发表，也未受到社会重视。抗日战争爆发后，白羽为生活所迫，重作冯妇，于1938年 2 月起在天津《庸报》连载《十二金钱镖》，方始成名。此书最初由郑证因起草，再经白羽删改润色后发表，但写到第二回的一半，郑氏另有别的谋生办法，不能兼顾，始由白羽独自接续。所以，这部书开头“劫镖”一段仍留有郑氏的痕迹。全书共十七集，第十五六集连载于天津《天声报》，易名为《豹爪青锋》；第十七集在1946年连载于天津《建国日报》时，又易名为《丰林豹变记》。《十二金钱镖》是白羽的成名作，但最能代表白羽武侠小说特色的，应是《偷拳》与《联镖记》。如果说，在民国武侠小说作家中，还珠楼主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人，那么，白羽则显然更多地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努力要在小说中体现出现实主义的方法，按照现实人生来写人写事。由于白羽十九岁丧父后，饱受人间的白眼，深感世道不公，又无可奈何，所以常用一种含泪的幽默，正话反说，悲剧喜写，在严肃的字面背后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荒诞现象。可贵的是，白羽的揶揄和讥嘲能不失其中道，较之《官场现形记》之类稍过火之作含蓄得多。其后有些摹仿白羽的人，难免失之于过火，揶揄流为恶谑，刻鹄类鹜，画虎成犬，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白羽并不赤裸裸地向读者说教，他深入地传写世态人情，立象寓意，留给读者品味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是很丰富的，故读他的武侠小说，常使人不由得联想起自己的生活经历，从而与作者心灵沟通，产生共鸣，生发出大大超过武侠小说本身的一种艺术魅力。正像还珠楼主把笔触伸向神话一样，白羽把笔触伸向社会，也是由他的主观条件与客观环境结合造成的，是一种必然。白羽之写社会黑暗如同还珠楼主之写自然风光，是一种按捺不住的热望，一有机会就要借题发挥，不过，还珠楼主按捺不住的是爱，白羽按捺不住的却是恨！还珠楼主的神怪武侠小说被许多人斥为“荒诞至极”，然而细心的读者自能从中品味出他对现实人生的一往情深；白羽的社会武侠小说完全立足于现实的世态人情，可是细心的读者却能从中看出他揭示了世事的荒诞。他们都是热心肠人，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
与白羽并肩崛起的郑证因，是真正能代表中国技击武侠小说一派的唯一作家。不仅就民国武侠小说来看是如此，从古至今也没有谁像他这样专注于中国武术，把中国武术的种种门派、套路、招式，写得如此广博、真实、生动、精彩。郑证因在1938年发表了《武林侠踪》，初露锋芒；1941年，他的代表作《鹰爪王》在北京《369》杂志开始连载，才充分显示了他独具的特色。 这是一部集郑氏武侠小说特色之大成的代表作，它将粗犷的豪气、多采的武术和惊险的情节融为一体，构成了技击武侠小说的完善形态。中国的武术不仅是古代实用的战斗技术，它早已舞蹈化，转化为人们的审美对象，鸿门宴上的项庄舞剑，公孙大娘的舞剑器，都是著名的例子。由此更演化出武术中半真半假，无实用价值的“花拳绣腿”一派，甚至动作的名称都被诗意化，如“燕子穿云”、“蜻蜓点水”、“白鹤亮翅”、“丹凤朝阳”等等，这些名称在读者心目中唤起的是一种诗化的意境，绝非简单的比拟。所以，中国武术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特别是形诸文字比目睹形象更能引起丰富的联想。郑证因的成功，首先就在于充分发挥了这方面的艺术魅力。他还很善于把武术与险境结合起来，使所写的武术成为故事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郑证因也把笔触伸向社会生活，但他不像白羽那样广泛地涉及人情世态，而是集中展示了帮会的内幕，这恐怕与他本人的经历有密切关系。郑氏世居的天津西沽一带，紧傍北运河与子牙河，是南方漕运入京的必经码头，清末时，这一带是“斗店”（粮店）聚集地之一，也是“脚行”、“混混儿”出没的地区之一。郑氏耳闻目睹，对于黑社会有较深的了解，所以在他的笔下能把黑社会的阴惨刻毒以及神秘的礼仪一一活画出来。就文字风格来看，郑氏没有还珠楼主与白羽的那种文采，他的文字不大考究。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基本原因：一是受评书的影响很深；二是他用天津土语来写作。只是因为他善于描写武术，很能驾驭情节的起伏变化，又有一种粗犷的气势，足以吸引读者，瑕不掩瑜，才使他卓然成家，独树一帜，与还珠楼主、白羽同享盛名。郑氏一生写了近九十部武侠小说，多为十万字左右的中篇，且故事或人物相互勾连，形似连环套，大环上套着许多小环，小环间又相互牵扯，这部作品总留一点未了之事给那部作品，那部作品的故事来龙去脉又会牵涉许多别的作品，相互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使读者看过一种便想再看看别种；同时，读者看过一两种后，对情节、人物有了一定的了解，再看别种便很容易被吸引，能从一开头就顺利地读进去。他真是把姚民哀设想的“连环格”小说艺术结构的魅力发挥得十分精彩。
也是在1938 年，避居青岛的王度庐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宝剑金钗》，受到读者欢迎。 接着又写了《剑气珠光》、《鹤惊昆仑》、《卧虎藏龙》、《铁骑银瓶》。这套情节相互联系的小说便是海内外读者众口传颂的“鹤铁五部作”，依故事发展的顺序，《鹤惊昆仑》为首部，依次是《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这部系列小说是王度庐奠基立业之作，书中写了三组武林豪侠的爱情悲剧，真是写得起伏跌宕，豪气扑面，缠绵悱侧，哀婉动人，成功地创造了言情武侠小说的完善形态。在王氏之前，武侠小说中涉及婚姻恋爱问题的并不少见，但或作为一种穿插点缀，或在思想性上开掘不深，或是武侠与爱情两相游离缺少内在联系，都未能达到完善的形态。王度庐的言情武侠小说克服了以上种种缺陷，他首先是把豪侠的爱情生活作为小说描写的重点，贯穿全书，同时着力揭示造成悲剧的根源在于封建观念，奠定了作品的反封建的思想基础。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不是把造成悲剧的原因归之于外部的干涉或阻力(就像《红楼梦》那样),而是把造成悲剧的原因归之于当事人自身的封建观念，是一种自我的毁灭，臂如李慕白和俞秀莲的恋爱悲剧，就是由李慕白自身的封建观念所造成。不过，在王氏笔下，李慕白所维护的并不是抽象的封建观念或一般的封建习俗，他维护的是侠客立世的神圣准则，他不能破坏俞秀莲的清名，更不能有负于孟思昭为已舍身的义气，他的这种性格和心理，是长期受武德与侠道熏陶的结果。人人都知道李慕白错了，可是人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是真正的侠义道，是值得敬仰的大英雄。因为，他首先是自觉地把自己投入了痛苦的深渊，这需要极大的自制力，需要极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其感人之处正在于此。王度庐不擅长写武术，在这方面，他不但远远不能与精通武术的郑证因相比，甚至也比不上“纸上谈兵”的白羽，但王氏小说中的侠客都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豪气，这或许正表明了王氏的特色。他不是停留在对武术和侠行的表面描绘上，而是使武侠精神化为人物的血液与灵魂，支配着人物的命运，从而写出了武侠精神对人物的影响的复杂性。“鹤铁五部作”是王度庐的代表作，但他的兴趣似乎另有所注，他异乡为客，写着武侠小说，却时时怀念着故乡北京，难忘故乡的风土人情，所以，他的另外一些偏重风土民情的武侠小说就显得别有一番情趣，如《绣带银镖》等，也博得读者喜爱。王度庐的言情武侠小说大大超越了前人所达到的水平，在这方面，他是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王度庐在民国通俗小说史上的地位，乃至他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是由他的言情武侠小说奠定的。
三四十年代称雄武坛，领一代风骚者，自然首推李、宫、郑、王北派四大家，但还有两位与四大家同时起步、争胜于武坛的重要作家，那就是朱贞木与徐春羽。
朱贞木曾在天津电话局与还珠楼主共事，还珠楼主作《蜀山剑侠传》成名，朱氏见猎心喜，也作《铁板铜琶录》，刊于天津《平报》，但未引起读者注意。他早期模仿还珠楼主，因才力不及，未能成功，后改走顾明道的路子，将武侠、爱情、冒险三合一，方脱颖而出。在朱氏到达创作的成熟期后，他的文字功夫和结构故事的技巧已大大超过顾氏，使我们不易看出模仿的痕迹，但如果我们把顾明道和北派四大家分别作为南派和北派的标准，将朱贞木放在两者间加以比较，就容易看出他那南派的风格了。这种南派风格择要而言不外三点：其一，慷慨悲歌的草莽豪气少，脂香粉腻的风雅柔情浓；其二，驰骋想象的雄宏险怖少，精心编织的小巧奇诡多；其三，喜用新名词。南派言情武侠小说，在顾明道之后没有哪位南方作家的影响可与顾氏相提并论，更不必说超过顾氏。不料在北方却出了一位朱贞木，把南派顾明道的风格发展到一个崭新的水平，鲁殿灵光，使南派风格再放异采。朱贞木当年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屈居北派四大家之下，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他缺少能充分发挥特色、集自身风格之大成的长篇巨制，像《蜀山剑侠传》、《十二金钱镖》、《鹰爪王》、《鹤铁五部作》那样的作品，故不能引起读者的特别关注，设若四大家仅有《蛮荒侠隐》、《偷拳》、《武林侠踪》、《洛阳豪客》一类一般长篇之作，他们能不能为读者特别推重，也大成问题；二是朱氏的作品在通篇气势上较四大家略逊一筹，近于小巧或清丽，少一点浑厚和深沉，有时还显出些许小家子气，带一点卖弄的味道。这不能不说是他的素养、才力和魄力有些不足。他的作品约十七部，其中以《七杀碑》最著名，此书出版于1949年春，大概是他的压卷之作。六七十年代以来，朱贞木受到台港研究者的重视，其原因正如叶洪生所说：“由于朱氏曾首创白话章回，而其小说笔法、内容又多为五十年代港、台武侠作家所仿效，因有'新派武侠小说之祖’的美誉。”旧派武侠小说潮流平息后十多年，朱氏得台港知己青目，千里存知音，也算不幸中之大幸。
徐春羽较之朱贞术尤为不幸，四十年来备受冷落，渐为世所遗忘，但在三四十年代，他也是逐鹿武坛的一派名手。徐氏也有自己的鲜明个性，他的作品“说书”味很浓，常喜在小说开篇以说书人口吻讲一段引子，并极善于运用表、白、评融为一体的写作技巧来勾画戏剧性场面。他的小说，故事情节一般不算复杂，但能写得曲折婉转，足以引起读者的兴趣，尤其是他的作品中特有的那种民间故事的韵味，颇引人神往。徐氏的作品约有十二种，其中以《碧血鸳鸯》较著称。
旧派武侠小说在三十多年间盛行不衰，由于多是在报刊连载，其作者及作品的数目难于精确统计，仅刊印成书的就有八百多种，作者有二百余人。直至四十年代后期，还出现了望素楼主等一些颇有才华的新手，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未能成长为新一代的大家，旧派武侠小说艺术的高峰就在北派四大家手下画了句号。
我肯定了北派四大家的成就，也并非说他们的作品完美无缺。事实上，他们的作品不但不能说每部都好，就是在他们最好的作品中也不是每章每节都好。这并不是写作技巧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
首先是在思想上并未真正重视武侠小说的艺术价值。自清末、民初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如潮水般涌入中华，造成了很多人对西方文艺的盲目崇拜，同时也就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否定国画、中医的言论数十年流行不衰，在小说方面也同样如此，这在当时已是很流行的观念，构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武侠小说更是众矢之的。北派四大家在思想上也深受这思潮的影响，他们写武侠小说，大多是为生活所迫，内心并不愿从事这种工作。白羽终生把写武侠小说看作自己的耻辱；还珠楼主甚至还曾在报纸上撰文公开检讨，忏悔自己的过去；郑证因自称“我写的这个不叫玩意儿”；王度庐也自认“难登大雅之堂”。这样的思想状态，不能不影响他们作品的艺术质量。再加上他们的作品大都先在报刊连载，常常不得不根据报刊销售的状况被要求草草收场或拉长，不可能通盘规划，这就容易造成结构松散或虎头蛇尾，且北派四大家当时的生活境况均不佳，常常不得不同时撰写几部连载小说，疲于奔命。在一天之内，每种各写千把字，因此难免出现东拼西凑、敷衍交差的现象。譬如还珠楼主的《蛮荒侠隐》，开始两集写得很好，三集以 下就 显然是袭《野叟曝 言》敷衍成篇；白羽的一些作品甚至根本不是他的手笔，白羽后来十分厌烦写武侠小说，出版商就拿了别人的稿子请他署名发表，他常是在家人的求告下，为了糊口，匆匆翻阅一过，违心地答应以自己的名义出版，如《龙舌剑》、《惊鸿记》等即是如此；郑证因把正在写作的小说列一简表贴在墙上，编辑上门催稿，他就请编辑坐等，看看表上写到何处，匆匆执笔续写一段交差。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精神与生活的双重重压下写作，居然写出不少名篇，实在得来匪易。
作者：张赣生
选自：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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