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把改造社会的祈愿由明镜高悬的清官身上而迁至于来无影去无踪的武侠，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说明了人们的法的观念的崩溃与自我权力观念的淡漠。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变革。它说明存留于人们心灵深处的那种英雄崇拜式的侠意识，已经把武侠作为一种改善人们总体生存环境的基本药方、而不是简单的人格规范加以依赖了——虽然一旦真有一个武侠式的傻子冲过去要在奴才住的小破屋的墙上捣开一方小窗洞时，恐怕连奴才自己也不会容忍，甚至会躺在地上打滚，叫嚷着抓强盗而去向主子邀功请赏的。
正因为上述这种意识的变革，所以到了二十世纪初叶，尤其是进入二十年代，一种成熟的武侠小说才得以出现(其它原因，恕不赘谈)。其内容中，武侠已绝不从属于宫闱、黑幕、艳情、公案、社会问题、历史事件等其他题材而仅仅是一种噱头和点缀了，它已经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独立存在的部分，它有自己的行规，自己的切口，自己的善恶标准，自己的公证方式与机构，以及自己的领袖和疆域了。它有一个响亮的无所不包、无处不在又无影无踪的名字——江湖。
江湖奇侠传
一九二三年初，“江湖”的形象，首次被文人以文字的形式记录在纸上。它标志着现实生活之外的武侠世界的最后形成。在这时出版的上海的《红杂志》第22期上，曾经在日本写了《留东外史》并因此得名的湖南平江人氏向恺然(号不肖生)，开始发表了他的长篇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及至《红杂志》出满一百期，更名为《红玫瑰》后，该小说照登不辍，并且随连载随出版单行本，历时六年，至一九二八年方始最后完成。其间，向氏写至一百零六回毕，因回湘它适，又嫌头绪太繁，难使条分缕析，故在这一回的最后写道：“至于两派的仇怨，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释。不过在下写到这里，已不高兴再延长下去了，暂且与看官们告别了。以中国之大，写不尽的奇人奇事，正不知有多少？等到一时兴起，或者再写几部出来给看官们消遣。”于是草草收场，溜之大吉。作者感慨于大千世界的无奇不有，实在叙不胜叙。面对这些，他只能厌倦。一部《江湖奇侠传》正是这样海阔天空，包罗万象的急就章。其中前朝笔记、私人野史，他往往信手拈来，为我所用，游刃其间，无奇不传。此集出后，一直畅销不衰；海上同文，亦纷纷争相效仿。从此，武侠小说始渐风起，不久已蔚为大观。《江湖奇侠传》遂被公认为此番武侠小说兴起的开先河者。
《江湖奇侠传》一百零七回到一百六十回，后由《红玫瑰》杂志的编辑朴肖生赵苕狂代笔续貂，却走上了志怪传异、每况愈下之路。向恺然所著武侠小说此外又有《近代侠义英雄传》、《江湖大侠传》、《江湖怪异传》等，或言有所本，或事出以因，但影响总归无出《江湖奇侠传》之右者。
荒江女侠
向氏稍后，苏州一位参与发起一九二二年八月成立的文人社团星社的言情小说作者顾明道，也开始由“哀情”转而创作武侠小说。他的代表作是再版多次的《荒江女侠》。较之《江湖奇侠传》，《荒江女侠》不单线索连贯、简单，更具成熟长篇小说的结构特点，同时，故事也不事论道谈玄、子虚乌有的胡掰乱侃，意识到并且尝试着用严肃的笔法写严肃的武侠小说了。他的努力，为几十年后武侠小说得以以新的姿态哗然崛起，报道了最早的信息，因此，相比之下，历来对他不吝褒扬者居多。顾氏向患腿疾、巡游不便，故只安于在苏州振声中学教书，足迹大抵止于沪杭一线。但却能向壁虚拟，驰笔于江南塞北，甚而至于有《海上英雄初集》二册面世。此外，顾氏武侠小说尚有《浊世神龙》、《红粉金戈》、《血雨凉葩》、《剑气茄声》、《海岛鏖兵记》、《黛痕剑影》等多种。
碧血丹心大侠传
世家子弟文公直，因于狱中得阅《千古奇冤》一书，有感于于谦的遭际。后观世态人情，流览海上卷书，以为“除因革命高潮之澎湃，社会、经济之作，如雨后春笋，蓬勃丛䓛外，其余杂志小说渐趋入颓废淫靡之途，论者每慨叹为每下愈况，丧失我雄毅之国民性”,所以，为“昌明忠侠，挽颓唐之文艺，救民族之危亡，且正当世对侠之谬解，更为民族英雄吐怨气”。他连续创作了《碧血丹心大侠传》、《碧血丹心于公传》、《碧血丹心平藩传》,并计划续写《碧血丹心卫国传》,以明代忠臣于谦为小说的核心人物，辅以山林豪侠的趋避，昌明忠侠之道。此间作者关于“侠”的理解，明显已经跳出奔走江湖、锄霸安良式的狭隘的武林圈子，而是把它做为一个人生的道德规范加以宏扬了。
与顾明道同是星社社员的短小精悍的姚民哀，早年曾参加光复会、中华革命党等组织。据他自称，少时便随父出没于太湖流域，往返于江浙乡壤，故常出入于聚赌、贩盐的客民秘窟之中，“对于个中之特殊术语及风俗，是时已习见熟闻。因见彼辈之见义勇为，同党相共患难，志坚金石，心窃慕焉。”因此，他所作的武侠小说，多以卖弄江湖秘决、切口，钩沉豪侠轶事，铺叙会党规矩为特色，吆五喝六，煞有介事。故有人称他的创作是“帮会”小说，作者自己则也以“党会小说”为荣。类似的小说，猎奇多于本事，并不时流露出针砭现实、讽喻现实的倾向，正如徐文滢所说：“这其实不是侠义，而是江湖秘闻了。”
乾坤义侠传
除上述诸人，当时活动于南国的武侠小说作家，尚有江荫香、江蝶庐、李蝶庄、范烟桥、张恨水、庄病骸、何一峰、汪景星、拙笔山人、席灵风、陆士锷、马玉奇、黄南丁等，但多或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或信马由缰、敷衍成篇。权衡起来，难免等而下之。即如江荫香氏的《乾坤义侠传》，写明成化年间扬州名门之后杨练，访师姑苏，一边行侠仗义，一边又缱绻女色、终至“八美”同归、功成名就的故事。此中杨氏，虽不能说是一个淫邪小人，但起码也是好色之徒，追逐香艳的丑态倒把那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凛然正气冲得一干二净。小说的主旨，既落英雄美人的俗套，又兼失之于门第、功名等正统观念的窠臼，即便是较之几百年前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也还相形见绌、不可同日而语，何况时至今日？可笑的是，小说中男主人公的见异思迁、心猿意马，在虚情假意之中又使之丧失了一般的封建名教思想，加入了许多现代商品社会的享乐观念，至使小说也显得不伦不类，流气十足。这样的小说，我们实在不敢恭维。
剑胆琴心
张恨水所写的武侠小说，算起来只有两部，即《剑胆琴心》与《中原豪侠传》。前者通过一个寻师学艺的青年柴竞，巧遇风尘大侠朱怀亮及他们济人之难、奔走江湖的故事，寄托了作者仰慕侠风古道、同情草野黎民的思想情操。张氏善写云来雾去，飘然东西的隐形侠士，不单朱怀亮甘于寂寞、潜心酒家，伺机而动，叫人捉摸不定，就是那《啼笑姻缘》里的关寿峰、关秀姑父女，虎卧龙潜、销声匿迹，忽尔出手如电，叱若奔雷，又是何等的令人神往！
鲁迅先生在《有无相通》那篇“随感录”里，以戏谑的口吻说到：“南方人也可怜北方人太简单了，便送上许多文章：什么'……梦’'……魂’'……痕’'……影’'……泪”等等，大概是不满于南方才子们的无病呻吟、近乎东施。那其中，自然也包括这些武侠小说吧?尽管向恺然深谙国术、熟悉拳脚，姚民哀也曾深入虎穴，颇获真知，但毕竟大抵闭门造车，很少真刀真枪地操持历练。况乎长年在吴侬软语、脂香粉黛的熏陶之中，大多数人难免柔肠多于侠骨呢！
于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北方人可怜南方人太文弱，便教给他们许多拳脚：什么'八卦拳’'太极拳’，什么'洪家’ '侠家’”等等。北方人开始于南方人的舞枪弄剑不以为然，自己按捺不住也要动手动脚了。首先应声而起的是玉田赵焕亭。此人“出笔很快，写稿字迹纤小……却很清楚，绝少钩乙涂抹，”故南北各报刊杂志均每每向其索稿，后因许多报纸告吹而不得不中辍的长篇小说竟达十余种之多。他的小说多据前人笔记而衍，“事非无稽，言皆有物”，且能“于劝惩之旨，尤三致意焉。至其间奇节伟行，艳闻轶事，以至椎埋之猾迹，邪教之鸱张，里巷奸人之恣恶变幻，无不如燃犀烛怪，禹鼎象物，读者神游其间，亦可以论古昔，察世变矣。”尤其难能的是，作者反躬自省，得以避短就长，不事瞬息万变打斗招式的渲染，而是精于人物心理活动的描述和人物性格的多方刻划，辅之赵氏的娴熟笔致，致使其作不乏格外动人之处。徐文滢说他“书中的特色，不是描写武术和虎虎有生气的斗争场面，而是社会人情的风趣和对白的流利。”也正是从这一点上发现了赵氏小说的长处。
奇侠精忠传
赵焕亭著武侠小说，计有《奇侠精忠传》、《英雄走国记》、《北方奇人传》、《惊人奇侠传》、《边荒大侠》等多种，其中尤以前者所出最早、成就最佳、影响最大。此书写一“平乱”英雄杨遇春的成长史，对朝廷鹰犬极尽吹捧，而对苗著饥民却极尽蔑诬、鄙薄，其封建正统观念是不加掩饰的。加之文中多杂狎 ,每有不堪，相对限制了其本身的价值和在今天重见天日的可能性。此书一九二三年开始付 ,至一九二七年出齐。其影响虽不如《江湖奇侠传》般石破天惊的巨大，但也使赵氏声名远播，一时竟有与向恺然并世称雄的势头，被好事者呼为“南向北赵”。
蜀山剑侠传
北方人中另一位不甘寂寞的小说作者是托号“还珠楼主”的李寿民。当时，他很想将所历的山水人物写成笔记，恰巧天津的《天风报》无武侠小说可以连载，于是就有人鼓励他权做滥竽，因此，他漫不经心地以《蜀山剑侠传》为名，锋芒小试，不想却一发不可收。那是抗战爆发前几年的事。读者引领，书商垂青，遂使他撰兴大发，一集一集地写将下去，直至一九四九年三月中辍，已得五十五集，三百五十万字了，但却距他那写足千万字的计划，相距甚远。书中多写峨嵋剑仙云游斗法，惩制妖魔诸事，无统一人物，无核心事件，无非一些山鬼狐妖、鸟魔鱼怪的荒诞不经、离奇至极之故事，虽云小说，类乎神话。这是闲极无聊无以排遣的人们寻求刺激的麻木心理的直接产物，除其中想象丰富奇诡、语言摇曳多姿、色彩光怪陆离之外，别无长处，不足为训。然而以它为代表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胡诌乱扯，却给不相干的武侠小说招至了凌言厉色的围攻，岂不冤枉！
还珠楼主才思敏捷，著作甚丰。武侠小说除《蜀山剑侠传》外，尚有《青城十九侠》、《云海争奇记》、《柳湖侠隐》、《北海屠龙记》、《天山飞侠》、《万里狐侠》、《武当异人传》、《边塞英雄谱》等。
就在还珠楼主蜗居天津、躲进小楼编排他那虚妄故事的时候，一位为避战乱流落青岛的北京人，却开始抱病咏叹那血泪交融的人生三昧。他就是王度庐。
卧虎藏龙
王度庐由写北地红粉转而写燕赵英豪，大抵是在抗战爆发之后。他的《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故事藕断丝连，人物相互传承，构成了一个结构相当宏大的艺术世界。他将人世间痛人心脾的爱情悲歌置于风云变幻的社会背景与诡异难测的人性前提之下，一次次地揭示了社会环境与名教纲常对人性与爱情的残酷摧折与异化。因此，他那掩映在刀光剑影中的男女恋情与人生追索，实际上就是他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批判与控诉。生活的严峻有时竟也震慑他不得不以大团圆的结局来弥补他自己心中的创痛——如在《风雨双龙剑》中的处理，然而，更多的时候，他也还不能不直面惨淡的人生与血迹斑斑的现实。《鹤惊昆仑》里鲍阿鸾的惨死，《卧虎藏龙》中玉娇龙的不幸命运，尤其是《冷剑凄芳》中小芳与卢宝娥玉石俱焚给憨厚正直的青年刘得飞的重创，实在叫人不忍卒读、怆然落泪。王度庐忒也弄人！
与王度庐几乎同时堕入武侠小说渊薮的是在天津《庸报》扬名立万的宫白羽，那时，北国已经沦陷。宫氏幼时曾述志“讲学著书”,后果有志竟成，却不料做教书先生是那般清寒酸苦，令他哭笑不得。得暇著书，却为衣食所困，不得不违志卖文，投时谐俗。他本生性孤僻，生活的坎坷又令他常常悒郁。一次他被疑为窃贼，颇受猜忌，使他敏感脆弱的心受到创伤，从此处世为人的态度竟至大变，嘻笑怒骂，游戏人间，居然易与交往，得诸亲善。为人认真遭殃，草率得便；著书严肃则生计无托，随意调笑却丰衣足食。这种反常现象，曾令白羽无可奈何。他说：“劫后文坛落寞，坐令复瓿之物层出不已，《钱镖》四部销数十万卷，固始料所不及也。”语气中不乏苦涩。与他素相友善的老朋友也曾言：“造化弄人，不教他作他愿作的文艺创作，反而逼迫他自挝其面，以传奇的武侠故事出名。这一点，使他引以为辱，又引以为痛。”可见所言不虚。本来鄙视武侠，但最终却以写武侠名，是历史的误会，还是作者的幸运呢？难说。
十二金钱镖
白羽著有《十二金钱镖》、《武林争雄记》、《联镖记》、《偷拳》、《扬镖记》、《龙舌剑》、《秘谷侠隐》等，行文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常以曲折突变的情节和老道历练的人物语言设置主体，动态地凸现人物性格，对话机锋毕露，弦外有音，每令人拍案叫绝。尤其是对于辄遭排挤、郁愤有加之类人物的刻划，甚为逼真恰切，酣畅淋漓，也许这与作者本人的心境不无关系吧。武侠小说成了作者发泄滞抑不平之气的有效途径了。
诗言志。武侠小说就是白羽的诗。
大概在白羽出现的前后不久，北方还有两位武侠小说名家，一位叫郑证因，一位叫朱贞木，与宫氏一起，大写其超技击武侠小说，并由此一起获得了“超技击派三大名家”的称号了。
鹰爪王
郑证因于一九三七年左右与宫白羽结识，那时，白羽正在一家报馆编副刊，郑氏则正在这副刊上连载武侠小说。郑氏在白羽“下水”写武侠小说之初，对其帮助甚大。郑氏自己所著武侠小说颇多，据统计达八十余种，可谓洋洋大观。其中包括《鹰爪王》、《七剑下辽东》、《雪山四侠》、《塞外惊鸿》、《风尘怪客》、《尼山劫》、《巴山剑客》等。前者泛一百二十万字，叙写武林正邪纷争，其间偶涉官府，但主要是基于个人恩怨，重视打斗，但无危言耸听之笔，是老老实实的武侠小说。
郑证因曾与官白羽有过一段笔墨缘，值得一提。宫白羽在创作《牧野雄风》时，因患病，故请郑氏代撰，直至宫氏痊愈方才罢手。在二者的交往中，类似互相勖勉、帮助的小事很多，郑氏窘迫之时，也曾在白羽家寄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二者的友谊，乃患难之交，迥与同行相轻者不同。
朱贞木以著《七杀碑》、《虎啸龙吟》、《龙冈豹隐记》、《罗刹夫人》等而得名。他较上述二位均晚出一些，故所著远比其它同行多具现代气息，可以被看做是从旧武侠小说到新武侠小说过渡时期的代表作品，因此，朱氏堪谓承前启后的作家，地位异常关键。
总而言之，生活在北地的一班武侠小说作家由于传统使然、民风使然、性情使然，所作多粗豪刚健、眉目戟张；小巧华丽不足，但爽性质朴则有余；比起南派的同人们显得更血性、更坦率。故虽队伍并不庞大，但几乎个个是硬手，个个直得叙谈，值得推荐。
时人对这多如繁星的武侠小说作者，曾有许多评价。除“南向北赵”之外，尚有“向、赵、顾(明道)三足鼎立”说，“向、赵、顾、宫(白羽)、还珠楼主五大家”之说，此外，又有“宫、还、王(度庐)、郑证因北派四大名家”说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些均为一管之见，不足凭信，只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虽然可能其中不无道理。
陆陆续续、拉拉杂杂地繁衍二十余年，到了四十年代末，武侠小说已势成强弩之末，无以为继了。于是，这方园地开始沉寂下来。历史需要思索、反馈，需要静止一段时间沉淀杂质，需要在总结中寻求一个新的开端。
龙虎斗京华
果然，几年后，也就是一九五二年，一个新的绝好的时机出现了——至于人，那是并不关键的，虽然在历史的变幻中，人是先决条件。因为人常在，而机遇不常有——这一年，香港的武术界，太极派与白鹤派发生了龃龉。双方先是在报上相互攻讦，然后便是相约在不禁止打擂的澳门登台比武，结果太极掌门关公仪击中白鹤掌门陈克夫的鼻子而获胜罢手。这件事闹得香港满城风雨，街谈巷议，沸沸扬扬。为了满足时人爱热闹之心，迎合一些读者的好斗心理，《新晚报》不失时机地于比武的第二天便登出了将刊登武侠小说的预告，第三天便开始连载《龙虎斗京华》了。它的作者便是梁羽生。当时，梁氏正在《新晚报》工作。
梁羽生恐怕尚未在匆忙中反应过来，便被推到前台来，而对那不知有多少，不知有多苛刻的读者大亮其相了。对此，他可能没有丝毫准备。本来，他只是一个武侠迷，爱看，也爱谈。在那与他眉飞色舞、口沫横飞地扯谈武侠心得的人当中，一个最谈得来的便是后来的金庸，当时，他们同在《新晚报》工作，他们都爱读宫白羽的《十二金钱镖》、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然而，历史选择他不但要坐言，而且要起行了，他果然不愧爱武侠一场。
七剑下天山
从一九五二年始，至一九八四年他宣布闭门封刀，再不写武侠小说止，三十二年中，他竟创作武侠小说三十余部，一百六十多册，计字一千多万言，其中除开山之作《龙虎斗京华》外，代表作有《萍踪侠影》、《七剑下天山》、《塞外奇侠传》、《云海玉弓缘》、《白发魔女传》、《冰川天女传》等，可谓卷帙浩繁。梁氏从不妄自菲薄自己的武侠小说，这一点较之拘泥不化的前辈宫白羽，他显得开化、自信许多。他对所谓“雅文学”的作家们和其它一些人排斥、鄙视武侠小说的观点不以为然，并曾在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文学形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所谓高级与低级，只能取决于作者本人的见识、才力和艺术手腕。”梁羽生曾经以佟硕之的笔名，在一九六六年香港《海光文艺》上发表过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分析自己与金庸的异同。他以为自己“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自己“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这应该说是实事求是。梁从小便是才子、雅好添词，故此，在他创作的小说中，不但引诗脱口而出，回目工稳骈俪，赋词既切且雅，而且，在他的小说的整体意境与气韵中，也弥漫一种典丽词章的清俊超拔之味，读之如过竹林，恍有往事如烟之感，余香满口。也正为此，所以，梁氏往往游弋不出传统名士潇洒不羁、放浪形骸的典型形象之外，每每既流连放歌纵酒的英雄气概，又痴迷于儒雅飘逸的文士风流。因此，在他的笔下，多张丹枫式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剑侠形象，从而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多予下意识的满含热泪的弘扬。正由于作者自己对现实有一个强烈的参与意识，他的形象又都勇于对社会认同自己的责任，所以，他的小说无法摆脱历史。他的武侠世界与历史有着那么密切的血肉联系，至使他几乎无法在武侠身上尽情挥洒自己的感情、追求和才思，而使之流光溢彩。历史终于限制了作者所应该拥有的武侠世界，他显得局捉、生涩和粗糙--必要时，他只能以名士的纵情放任，来稍稍缓合自己胸中的郁结。于是，便有了《云海玉弓缘》那样的小说，便有了金世遗、厉胜男那样的可爱鲜活的人物。梁羽生最终还是矛盾的，正如表现在他小说中的那矛盾一样，正如反映在他人物身上的矛盾一样。要么便是循历史的轨迹，规规矩矩地写历史，要么便是沿人性的追索，蒸蒸腾腾地写武侠。梁氏选择了前者。这是可以理解、也是正常的，梁氏无法抛弃自己与生俱有的责任感与功利心，他宁愿放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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