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会昌年间，发生了泽潞（昭义）镇刘稹自封留后、反叛中央的事件，史称“泽潞之乱”。
唐武宗在宰相李德裕的协助下，平定了此次叛乱，史称“会昌伐叛”。这是武宗朝诸多政事中最为史家所称道的功绩之一。
“泽潞之乱”是晚唐时期，处于唐中央有效管辖下的中原藩镇，公开对抗中央的一起典型事件，尽管这时唐朝的国力，已经远远不能与宪宗“元和中兴”的时期相比。
但是，武宗在向来主张，对藩镇采取强硬政策的宰相李德裕的支持下，运筹帷幄，平叛的态度十分坚定，这不仅使发动叛乱的刘稹等人陷入孤立，就连自安史之乱以来，就一直在辖区内保持着高度自治权力的河北藩镇，也慑于压力，俯首听命，接受指挥和调遣。
朝廷历时一年有余，最终利用了叛军内部的矛盾平定了叛乱。无疑，“会昌伐叛”对于威慑藩镇，维持晚唐地方统治秩序的稳定，确实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泽潞之乱”是一起武装叛乱事件，“会昌伐叛”却并不只是一场平叛战争那么简单，里面其实蕴含着某些容易为人们所忽视的中枢政治斗争的因素。
“泽潞之乱”爆发前，昭义镇的节度使是刘从谏。刘从谏之父是唐宪宗“元和削藩”期间返兵擒杀叛臣李师道的刘悟，后来也任昭义节度使。
唐敬宗宝历年间（825-826），刘从谏通过贿赂和收买当时朝中的权贵，得以袭其父职，颇有仿效河朔旧例的意味。
文宗大和六年(832)十一月，刘从谏主动入朝谒见皇帝。最初，刘从谏以忠义为己任，本来打算请求朝廷把自己调到其它藩镇。但抵达京城后，发现朝廷政出多门，事权不一，士大夫大多通过行贿走门路才能做官升迁，导致他从心底里轻视朝廷。
回到昭义后，刘从谏开始变得骄横起来。当时尚在朝任相的李德裕，曾经建议把刘从谏改任为宣武节度使。
这样，就可以把刘从谏从昭义调出，以免他和河朔地区的割据藩镇相互交结，可惜文宗没有同意。
发生于文宗大和末年的“甘露之变”，曾经一度震惊了整个政治中枢，并且对当时中枢政局带来了极大的动荡。
而在此政局重新恢复稳定的过程中，昭义镇节度使刘从谏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甘露之变”发生后，刘从谏曾两度上表，请公示王涯等人罪名，并斥责宦官的横暴，无所避讳。仇士良等人慑于昭义镇的军力，不敢不有所收敛。甚至刘从谏本人也可能与“甘露之变”的谋划有着千丝万缕的干系。
根据《新唐书·仇士良传》记载，刘从谏本人也算得上是“甘露之变”的预谋者之一，难怪他在政变后会那么积极地替王涯等被杀的宰臣鸣冤叫屈。
不仅如此，“甘露之变”中的数位参与者与被害者的大批子孙及其亲族，在侥幸逃过被宦官屠杀的劫难后，也确实都纷纷投奔到昭义镇寻求保护，并且得到刘从谏的善待和抚养。
但刘从谏之所以要卷入这场政治斗争，更主要的是希望通过此举，获取足够的政治威望，从而实现其永久割据昭义镇的意图。
故“甘露之变”后，昭义镇的地方割据色彩也变得愈来愈浓了。刘从谏的所作所为虽然在当时不无积极意义，实质上却也是以地方军事势力的身份，介入唐代朝廷中枢政局的权力斗争，这可是犯了唐朝最高统治者的大忌。
故史书云: “从谏亦妄言清君侧，因与朝廷猜贰。”
刘从谏公开对抗朝廷，是在武宗即位以后，他与仇士良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而起的。武宗继位之初，刘从谏曾派人进献了一匹高九尺的骏马以示祝贺，武宗因宰相李珏的进谏而没有接受，刘从谏却因此怀疑是仇士良从中挑拨所致，一气之下杀死骏马，立志反叛，并公然树起大旗，招降纳叛，修缮兵械，致使相邻藩镇对其严加防备。
刘从谏又在境内征收各项杂税，熬盐冶铁，一年收入十余万缗。此外，刘从谏还多方笼络大商人，授予他们牙职，令他们通商州县，广为贸易。这些人依仗权势，所到之处，横行贪暴，敲诈勒索，不仅昭义军境内上下离心，民怨沸腾，就连相邻诸道也对刘从谏极为厌恶。
幸好刘从谏在正式反叛朝廷以前就一病不起，故反叛之志就为其侄子刘稹所承继，谋求仿效河朔三镇，与唐中央分庭抗礼。
因此，武宗会昌年间爆发的“泽潞之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看作“甘露之变”以来中枢政局内部的权力之争蔓延到地方藩镇上的结果，亦即中枢政局在地方权力系统上的映射和延续。换言之，以平定“泽潞之乱”为目标的“会昌伐叛”事件，其实就是“甘露之变”的余波。
李德裕虽则在武宗朝专权用事，但其专权地位之形成自然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其中大致可以泽潞之役为转折阶段，在此之前，李德裕与李党其他成员同为宰相，地位也大体相仿，故专权局面尚未完全形成；等到平叛战争结束后，李德裕的政治威望急速膨胀，朝中一众臣僚已经无人可及，其专权自用的地位亦因此得以形成。
李德裕的宰相权力在“会昌伐叛”期间逐步膨胀，主要表现在他多次凭借个人之影响力将反对用兵的呼声强行压制下去，这样的例子较明显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会昌三年(843)四月，当刘稹冒充刘从谏之子，胁迫监军上表为其求取旌节后，武宗主持召开了有中书门下御史台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之官员参加的廷议，旨在讨论如何处置刘稹擅自接管藩镇权力之事。
当时朝中有许多官员都认为自开成末年以来，回鹘频频南下，朝廷为此连年用兵，早已应付不暇，值此多事之际，中原不宜再开战端，昭义军可暂时由亲王遥领，而命刘稹权知兵马事，等到回鹘平定，再集中全力对刘稹用兵也不迟。然而李德裕力排众议，主张用兵。
第二次是在会昌三年（843）八月，正值平叛战争初期，由于朝廷的平乱措置尚不完善，故进展不大，南线官军甚至还一度吃紧。
甲戌（十八日），昭义军将薛茂卿率兵攻破河阳的科斗寨，擒获河阳大将马继等人，焚烧并掠夺河阳的小营寨十七个，进兵至距离怀州十几里才停止，连东都也为之震动。只是薛茂卿鉴于没有事先得到刘稹的命令，才没敢进攻怀州。
朝廷得知此事后，议论哗然，朝廷百官大都认为刘悟过去有功于国，不应该让他的后代绝嗣；又有官员认为，刘从谏豢养精兵十万，储存的粮食能够支持十年，实在难以轻易攻取！对于外朝官僚的这些言论，连武宗也一度感到颇为疑惑。在此犹豫之际，李德裕再度独斥浮议，坚定了武宗的平叛信心。
第三次是在会昌三年（843）末至四年（844）初。
其时，平叛战争正处在有利于朝廷的形势，不料原本被朝廷安排参与平叛出征的太原士兵，却因为亏欠军饷的关系，在都将杨弁的挑拨之下发生兵变，唐中央顿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随后，杨弁控制了太原，并驱逐了节度使李石，又与刘稹约为兄弟，共抗朝廷，甚至连河东石会关的守将杨珍在接到太原兵变的消息后，也投降了刘稹。如此一来，平叛形势几乎是急转直下。
太原兵变后，朝廷议论纷纷，一些官员极力主张罢兵，改用招纳安抚措施；甚至连前线的平叛将领王宰也擅自接受了刘稹的降表，并上奏朝廷允许其招降叛军。值此可征可罢的关键时刻，李德裕又一次上言武宗，纵论用兵之道与应对之策，严厉谴责庸臣俗见，力主坚持讨伐。李德裕再次成功地说服了武宗继续用兵，确保了平叛大业取得最后的胜利。
武宗对李德裕在平定泽潞叛乱中的表现是十分满意的，认为他从决策论兵，到选用将帅，再到筹度机宜，均事必躬亲，实乃朝廷诸臣中任何人所不能比拟的。于是，待平叛结束后，即下诏赐李德裕为太尉，晋封赵国公。
李德裕继之又以其父亲李吉甫曾经被封赵国公为由，请求避讳而改封卫国公。武宗遂允其所请，改封李德裕为卫国公。以李德裕进位太尉，改封卫国公为标志，武宗对李德裕之宠信也达到了巅峰，朝中大权也基本上被李德裕及其党羽所垄断，李德裕专权自用的局面最终得以形成。
李德裕的相权政治在“会昌伐叛”期间也有明显反映，其中主要体现在李德裕削弱宦官集团对地方藩镇军队的控制权上。
王夫之认为，唐代后期之积弊，根本原因在于“在内则中书与枢密相表里也；在外则节使与监军相呼吸也”，且已成为积重难返之势。然而，至少在会昌年间，这两方面的表现都不明显，其中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李德裕的措置得力。
对于前者，由于武宗倚重外朝之宰相，对枢密使并不宠任，加以李德裕又与枢密使保持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故中书（宰相)与枢密相表里的情况，并没有对朝政造成太大的阻碍。
但是，对于后者，局面并不乐观，节度使与监军相呼吸的情形依然广泛存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暴露出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这些情况都亟待解决。
李德裕则在会昌年间努力协调军队将帅与宦官集团的关系，其中一个成功的范例就是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军中指挥统帅与监军宦官之间的关系。
李德裕在主持防御回鹘袭扰、平定泽潞叛乱的作战过程中，总结出自贞元十四年(798)韩全义奉命讨伐吴少诚以来中央朝廷对叛乱藩镇之作战多有败绩的教训。李德裕此言关键在于试图突出宦官监军之弊，以期采取措施予以限制，实则乃李德裕所设计的一种对付宦官专权的高明策略。
至于具体的解决办法，则是：
德裕乃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议，约敕监军不得预军政，每兵千人听监使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沾赏。二枢密皆以为然，白上行之。自御回鹘至泽潞罢兵，皆守此制。
这实质上是在不损害宦官监军权的前提下，在具体操作上予以适当的限制，也就是“存其名而夺其实”，以便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因素所带来的影响。
此后，自中书省下达的皇帝诏令无一例外都是由宰相参预起草的，期间别无诏旨自宫禁中通过宦官颁发出来。既然实现了号令的高效与统一，将帅们也就得以施展他们的谋略，所以会昌一朝军官出战大都捷报频传，屡立战功。
在“会昌伐叛”的过程中，宰相李德裕逐渐，在中央朝廷建立起他的个人权威，然而，李德裕权力的不断膨胀，也为其在中枢政治斗争中，进行各种朋党倾轧活动增添了不少底气。
如此一来，“会昌伐叛”的过程，也成为展示武宗朝党争的一个特殊的舞台。
早在“会昌伐叛”刚刚开始不久，李德裕就借口政敌李宗闵与前任泽潞节度使刘从谏关系密切，将宗闵贬黜。
在泽潞叛乱平定后，李德裕又把对藩镇的苟且偷安、姑息养奸，最终酿成叛乱的责任完全推到了李宗闵、牛僧孺二人的身上。
为达此目的，李德裕不惜趁机进一步搜罗罪证，甚至用伪证诬告牛僧孺和李宗闵二人，企图把他们置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李德裕的同党，如李回、郑亚等人，在当时自然也极力顺从李德裕的意愿，把某些本来是子虚乌有的诬告变成了事实。
结果，李宗闵和牛僧孺两人在短短不足二个月内就被连贬三级。
从中可以看出，在权相政治的影响下，“会昌伐叛”已经成为李德裕实现朋党之争的一枚砝码，也是李德裕对其牛党政敌，进行间接打击的特殊形式。
此外，在“会昌伐叛”的过程中也展示了会昌年间废佛运动的某些侧面。
在讨伐泽潞叛乱开始后，武宗在同一时间内，也对昭义节度使驻京的办事机构进奏院(留后院)采取了行动。
到会昌三年(843)九月，长安城中传闻说，有尚留在进奏院任职的叛将刘稹属下的昭义节度使押牙(节度使的亲信武官)为了躲避武宗追捕，因而削发为僧隐匿起来的事件，此事促使武宗下令对僧人大加整顿，佛教因此受到沉重打击。
这一次由平叛战争所牵引出来的偶然事件，再加上武宗固有的仇佛心理，遂使佛教遭受到一次重大的打击。
当时，武宗废佛的诏令颁发后，天下大多数的道州府县都闻风而动。
杜牧曾记述了，武宗派遣御史分赴各地监督废佛的情形: “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之。”
这种说法尽管多有夸张，但也可见朝廷上下对废佛还是保持着较高的行政效率。与上述情形有所不同的是，在自治性历来就比较强的河朔藩镇地区，武宗有关废佛的诏令则被大大打了折扣，难以得到贯彻实行。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中提到的四个拒绝执行废佛诏令的藩镇之中，除了镇（成德）、幽（幽州）、魏（魏博）这河朔三镇以外，就只有当时反叛唐中央的昭义镇(即泽潞)了。
这大概也是武宗君臣，之所以要坚定不移地，对昭义叛乱发动讨伐战争的原因之一。
非但如此，河朔藩镇地区还成为废佛以来中原僧人逃避还俗、免受打击的避难所。武宗颁布废佛诏令后，有许多河东境内的五台山僧人就逃往临近的幽州镇，以求庇护。
为了推动河朔藩镇尽可能执行武宗的废佛诏令，宰相李德裕曾经就此事对河北藩镇奏事官说：
汝趣白本使，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收容纳之名，染于人口？独不见近日刘从谏招聚无算闲人，竟有何益？
此处，李德裕明显是拿刘从谏，在叛乱之前大量招降纳叛，特别是指其收容避难于昭义的甘露遗臣，以至于最终败亡的例子来作为反面教材，旨在劝阻河朔藩帅切莫收容那些同样是避难的僧人，以免重蹈刘从谏之覆辙。
在李德裕的鼓动下，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将两把刀封好转交给居庸关的守将，且下令说：“有游僧入境，则斩之。”
时任主客郎中的韦博，认为毁佛之事不应做得太过分，如今李德裕又诱使张仲武截杀逃入幽州的僧人，更令人难以接受。
李德裕对此深感厌恶，于是将韦博贬为灵武节度副使。这也是李德裕借废佛之举行朋党之习的例证之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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