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昭宗自华州回到长安后，藩镇更不把他放在眼里，朝廷诏令不行，威信进一步下降，然而，在朝中宦官依然横暴如故，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执掌大权，目无法纪。
昭宗想翦除骄横的宦官，可是朝中大臣几乎都与宦官有瓜葛，无可任用之人，最后便选中了与宦官素有积怨的宰相崔胤。
崔胤，字垂休，宣宗朝宰相崔慎由之子，他与宦官的积怨起因于其父。
文宗朝，崔慎由为翰林学士。一天，他在宫中值夜班，午夜时分，一个太监将他召入秘殿。大宦官仇士良等人坐在堂上，对崔慎由说：“皇帝长期身体不好，并且自即位以来，政令不行，皇太后有意册立新君，你身为翰林学士，这个诏书由你起草。”
崔慎由听后大吃一惊，忙说：“皇上圣明，德被天下，怎能轻易废除？我亲族近千人，仅同辈弟兄近三百，怎么可以做此灭族之事？即使杀死我也不奉命。”
仇士良等人沉默良久，才打开后门，将他带到小殿，文宗坐在那里。仇士良等人历数皇帝过失，文宗低头不语。过一会，仇士良手指文宗对他说：“如果不是学士不听话，你就不能再坐在这里了。”
之后，将崔慎由送出，告诫他说：“此事千万不可泄露，否则你的宗族都要受牵连。”
崔慎由将这件事经过记录下来，藏在枕下，谁也不知道。临终前将记录本交给崔胤，从此崔胤深疾宦官。崔胤为人外表坦率庄重，但内心却诡计多端。他考中进士后，曾做过中书舍人、御史中丞等官。
崔昭纬专权时，“待胤以宗人之分，屡加荐用”，进入宰相之列，因而与崔昭纬深相结纳。昭宗虽讨厌其为人，但为了除掉宦官又不能不暂时利用他。
昭宗和崔胤每日都在研究铲除宦官的办法，宦官对此都一清二楚。
因此，以崔胤为首的南衙和宦官主持的北司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双方都勾结藩镇，相互倾轧。
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抟“明达有度量，时称良相”，他担心这样会导致动乱，便对昭宗说：
“人君应当识大体、顾大局，无所偏私。宦官专权之弊由来已久，谁不知道！只是其势已成，不能一下铲除，应该因势利导，用正常手段将其除掉。希望您不要轻意谈论去宦官之事，这样会促使其变乱。”
崔胤与王抟一向不和，光化元年，他被罢相，即怀疑是王抟有意排己，而记恨在心，闻听此话更为气愤，便向昭宗进谗言说：“王抟奸诈邪恶，已经被宋道弼等人收买，成为宦官的外应。”
昭宗素知崔胤的为人，没有相信他的话。
崔胤为了达到铲除宦官、独擅朝政的目的，与朱温深相交结，往来密切。昭宗既痛恨宦官专权，又畏忌藩镇跋扈，更担心其插手朝政，见崔胤投靠朱温，便决定将其清理出朝。
光化三年二月，昭宗任命崔胤为清海节度使，出镇广州。崔胤不想出京，可又不能抗旨，便向朱温求援，寓京前他写信给朱温，称他这是受到了王抟的排挤，让朱温替他主持公道。
朱温在上书中公然说：“崔胤不能离开辅弼之地，王抟与宦官相勾结，将危及社稷。”
要求罢免王抟及宋道弼、景务修，奏书接连不断。面对如狼似虎的朱温，昭宗不得已将已到达湖南的崔胤召回朝廷。
六月十一日，崔胤回到长安后，便被任命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罢免了王抟的宰相职务，以宋道弼为荆南监军、景务修为青州监军。
第二天，又下诏将王抟贬为溪州刺史，接着又贬为崖州司户；将宋道弼流放欢州，景务修流放爱州。
十三日下诏令其自尽，王抟死在蓝田驿，宋道弼、景务修死在灞桥驿。从此，崔胤专制朝政，势震中外，就连宦官虽因失权而“不胜其愤”，却不敢与之相争。
崔胤依仗朱温，在朝中飞扬跋扈，他虽实权在握，但仍不满足，因为他在名义上还不是首席宰相。
当时位于崔胤之上的是太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崔胤为了成为首席宰相千方百计想将其排挤掉，徐彦若也识时务，主动向朝廷提出申请，要求到外地做节度使。
当时地方藩镇基本上都被军阀占据，只有薛王李知柔控制的广州还听命于朝廷。九月二十日，以徐彦若为同平章事，出任清海节度使。挤走徐彦若后，崔胤并不罢休，进一步排除异己，提拔亲信。
二十一日，罢免了崔远的宰相职务，提拔刑部尚书裴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此时的昭宗处境极为艰难，对于强藩大镇一筹莫展，且要处处仰其鼻息；在朝中，宦官擅权已使其无计可施；如今崔胤依靠强藩更是独断专行。
面对外有强藩、内有权臣的局面，昭宗感到无能为力，从此意志消沉，渐渐失去了往日的雄心。他心绪烦乱，难以听进忠言劝谏。
右拾遗张道古曾上书痛陈时弊，说：
“国家现在有五危、二乱。从前汉文帝即位不久，就明习国家事务。可是陛下您登基已十几年了，却没有掌握为君驭臣之道。太宗贞观年间，中原安定，四夷顺服，海外各国，纷纷遣使入贡。现在先朝的疆域一天天缩小，我很鄙陋，真替陛下您担心朝廷社稷始为奸臣所弄，终为贼臣所有！”
昭宗看罢大怒，将张道古贬为施州司户。为了非泄心中的郁闷，他整口借酒消愁，性格也变得日益暴躁，喜怒无常，时常为小事擅杀宫人，弄得宫中下人人自危。
昭宗对宦官专权可谓深恶痛绝，即位后采取一些行动打击宦官。
光化初，昭宗又和崔胤密谋尽除宦官。宋道弼、景务修被处死后，宦官更加恐惧。昭宗的日益沉沦，使宦官们感到解脱危机的时机已经到来。左军中尉刘季述、右军中尉王仲先、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屋等宦官头目在暗中密谋说：
“皇帝举止经浮，狡诈多变，难以事奉；信任南衙，诸事都与宰相计议，我们早晚有一天将被他干掉，不如趁其消沉将太子扶上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结交凤翔、华州，以为外援，控制诸藩，到那时又有谁能害我们！”
宦官们计议已定，寻找机废掉昭宗。
十一月，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昭宗带侍卫人员在皇宫北部的禁苑中打猎，傍晚时分，他们猎获到许多珍禽野兽，命手下在禁苑里摆上酒席品尝自己的战利品。
君臣一直狂饮到午夜，才醉熏熏地回到后宫，洒后的昭宗心情更加烦闷，看什么都不顺眼，为发泄怨气，挥剑斩杀了几个在身边服侍他的黄门太监及宫女，才脱衣睡下。
第二天，已到了日上三竿时分，喝得头昏脑胀的昭宗还未起床，宫门也紧闭未开。
刘季述等人见此情形，便来到中书省，对崔胤说：“宫中一定发生了大事，我身为内臣，有权处理宫内事务，请让我带兵到后宫察看一下。”
崔胤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因为最近宫中人员很杂，像御医车让、谢筠等人就常留宿禁中，宦官虽一再劝告“宫中不可妄处人”，可昭宗就是不听。
现在宦官要入宫，崔胤担心宫中真的发生变故，不敢阻拦，刘季述便带千余名禁军破门而入，经询问才弄清真情。
宦官趁机将太子挟持，并以皇后的名义下令说：“车让、谢筠劝皇上杀人，以消灾免祸，实乃大逆不道。现决定让皇太子执掌社稷。”
出来后对崔胤说：“皇帝荒淫如此，怎么能够再让他治理天下！废昏立明，古已有之，为了国家社稷着想，不能算是不顺。”
崔胤惧死，没敢反驳。六日，刘季述以崔胤等人的名义写好联名状，请求太子监国，然后令禁军布列堂前，召集文武百官入朝，命其在联名状上签名，崔胤等人被迫一一署名。刘季述将太子护送到紫廷院，百官山呼万岁。
昭宗当时住在乞巧楼，对外面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
刘季述、王仲先做好废立的准备之后，率兵又包围了后宫。他们令士兵埋伏在宣化门外，便带宣武进奏官程岩等十余人入宫请对。刘季述等人刚到思政殿，禁军将士大声叫喊着冲进宣化门，来到思政殿前，遇人就杀。
昭宗见禁军冲入宫里，大惊失色，一下从床上栽了下来，赶紧爬起来，想逃走。这时刘季述、王仲先已到其近前，将他拽住，命令他坐下。
宫人连忙跑到后宫，将情况报告了何皇后，皇后慌忙赶来，请求说：“军容不要惊吓了皇帝，一切事情都交付你全权处理。”
刘季述便将百官联名状拿出，对昭宗说：“陛下您已厌倦国事，朝野上下都希望太子监国，请您到东宫休养去吧。”
昭宗忙说：“昨天还和你们一起畅饮，只不过是多喝了点，何至于此？”
刘季述等说：
“这并非我们所为，乃是南衙百官的意思，众情难违。我希望您暂时在东宫住一下，待事情稍安定后，再将您迎回大内。”
何皇后也劝道：“皇上您就按军容说的办吧。”随即取出国玺交给刘季述。
宦官们挟持昭宗及何皇后坐上皇辇，将其押解到少阳院，后宫随从者只有十几个人。
到达少阳院后，刘季述凶相毕露，他手持银杖，一边画地一边斥责昭宗说：“某时某事，你不听从我的劝告，其罪一也。”
一下历数了昭宗几十项罪名。
又亲手锁上院门，用铁水将锁孔熔固，派左军副使李师虔率兵守卫少阳院，随时将昭宗的动静报告刘季述，昭宗就这样沦为宦官的阶下囚。
昭宗在少阳院的生活甚至不如囚徒，刘季述规定凡是兵器针铁之类的东西概不得入内，生活必须品也不供应，“帝衣昼服夜浣”。皇帝要写字，就连纸和笔也不给。当时正值隆冬，随同一起前来的公主没有衣被，冷得浑身发抖，号哭不止，就连凶神恶煞的看守也产生了恻隐之心。
十一月七日，刘季述假传圣旨，令太子继位，更名为李缜，以昭宗为太上皇，皇后为太上皇后，更少阳院为问安宫。
刘季述自知这种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为了稳定局势，他一方面给文武群臣加官进爵，凡是参予此事的将士都得到赏赐：“欲以求媚于众”；另一方面，大开杀戒以立威。
首先杀了昭宗的弟弟睦王李倚，接着又把凡是得宠于昭宗的左右亲信及宫人、方士、僧侣等全部杀掉。每天夜里，宫中都要杀人，白天用十辆大车将尸体运出，一车只拉一、二具尸体，想以此恐吓不服者。
有一天，他要杀司天监胡秀林，胡秀林问：“军容你幽禁皇帝尚嫌不够，还要滥杀大臣吗？”刘季述被其义正辞严的话给镇住了，没有杀他。
刘季述对崔胤异常痛恨，但因惧怕朱温，只是解除了他的度支盐铁转运使的职务而已。
刘季述等人幽囚昭宗的消息迅速传播，在朝野上下引起极大轰动。
退休离朝的左仆射张浚闲居长水，他闻听此事后，义愤填膺，马上到洛阳去见张全义，劝他出兵匡复，又给各地藩镇写信请他们到长安勤王。无棣有个进士名叫李愚，当时正客居华州，他也上书劝说韩建入京除害。
韩建出于种种顾虑，虽然没有采纳李愚的建议，但却发现他确是个有识之士，厚加款待，想让他替自己出力，而李愚见意见未被采纳拂袖而去。
刘季述发动宫廷政变时，朱温正在定州行营准备进攻李克用，他闻讯后，即刻南返。十二月十四日，回到大梁。朱温随着实力韵不断强盛，便打算挟天子以令诸侯，称霸天下，开始在朝中寻找代理人。他一方面拉拢宰相崔胤，一方面派亲信程岩到长安结交宦官，因此与刘季述的关系也比较密切。
刘季述听说朱温赶回大梁，知道汴州要插手朝中之事，便采取主动，忙派其养子刘希度到大梁，答应将大唐江山让给朱温；然后又以昭宗的名义发布文告，派供奉官李奉本送到大梁，声称皇帝已同意退位。
朱温当时并无称帝的思想准备，看罢文诰后有些犹豫不决，召集幕僚共同商讨此事。多数人表示不要和刘季述等来往，甚至有人提出：“朝廷无论发生什么大事，藩镇都不应该参与。”
只有天平节度副使李振说：
“王室发生患难，这为我们争霸天下提供了机会。现在，您就是唐朝的齐桓公、晋文公，国家的生死存亡都寄托到您一身。
刘季述只不过是个宦官，竟敢幽囚君王，废立皇帝，此时我们如果不出兵讨伐这个乱臣贼子，将来又如何去号令诸侯呢！况且一且幼主地位稳固，则测朝中军政大权尽归于宦官，那不是将大权拱手让人吗？”
李振的这番话使朱温彻底醒悟，立刻下令囚禁了刘希度和李奉本等人，并派李振到长安探听虚实。李振回来后向朱温汇报说，长安城内人心不稳，宦官难以控制局势，并建议帮助昭宗复位。朱温又派亲信蒋玄晖到京城，与崔胤密谋此事，将参与废帝的程岩召回大梁。
昭宗被废，给本来就不愿事奉小朝廷的地方藩镇找到了借口，“太子即位累旬，藩镇笺表多不至”，致使朝廷的经济更加拮据，军费及各项开支难以维持。
神策军中尉王仲先性格苛刻明察，早就知道军中积弊很多，贪污侵吞财物现象极普遍，如今朝廷经济困难，他便清查军中物资，发现贪污隐没者，即施以酷刑，并限期偿还，军中人人自危。
盐州雄毅军使孙德昭为左神策军指挥使，他曾和都将董从实盗取军库钱五千缗，王仲先当众羞辱他们，并催其尽快还钱。孙德昭本来就对刘季述废掉昭宗，感到愤愤不平，再加上这事，更痛恨宦官，崔胤得知后，派判官石戬和他交往。
石戬时常请他筵饮，孙德昭每次喝醉后都痛哭流涕，以君王幽囚为耻。
石戬见他忠于唐室，便小声对他说：
“自从皇帝被囚禁后，中外大臣以至于士卒，哪一个不痛心疾首！现在反叛的只是刘季述、王仲先等几个人，你若能将这几个人杀了，使皇帝复归正位，那么不但富贵一时，而且能够流芳千古。如果孤疑不定，就会功落他人之手。”
并告诉他这是宰相崔胤的意思。孙德昭听后赶紧说：
“我只不过是个小校，国家大事，不敢擅自行动。如果相公让我做什么，万死不辞。”
石戬向崔胤汇报了这一切，崔胤大喜，决定对宦官采取行动，他从衣服上割下一块布，写上手谕让石戬交给孙德昭。孙德昭得令后，又联合右军清远都将董彦弼、周承海一起行动。除夕之夜，他们率兵埋伏在安福门外，伺机下手。
天复元年(901年)正月初一的早晨，王仲先早早入朝，当他来到安福门时，孙德昭等人冲出将其杀死，然后快速赶往少阳院，敲打门环高声呼喊：“逆贼已诛，请陛下出来犒赏将士。”
皇后对此有些不相信，对他们说：“如果是真的，就请把逆贼的头扔进来。”孙德昭将王仲先的人头掷到院中，昭宗和何皇后这才从少阳院里走出来。崔胤也率文武百官前来祝贺，将昭宗迎上长乐门楼。
过一会，周承诲等将刘季述、王彦范相继捉来，昭宗刚斥责他俩几句，愤怒的人们手持挺棍扑向两个宦官，二人当即毙命于乱棒之下。
薛齐偓自知性命难保，投井自尽。昭宗下令将刘季述、王彦范、王仲先、薛齐偓满门抄斩，又处死其同党二十余人。
事变发生后，宦官将太子藏在左军，至此才将其放出，并献出国玺。昭宗见到太子后说：“李裕年幼无知，是被坏人利用，并不是他的过错。”令其回到东宫，罢黜为濮王。
昭宗复位后，对有功之人大行封赏。正月初三，任命孙德昭为平章事，充静海节度使，赐姓李，名继昭。初四，以崔胤为司徒，崔胤推辞不受，从此对他十分宠信。初六，朱温听说刘季述等人已被处死，以程岩曾参与废帝，将其双腿打断，与刘希度、李奉本一同押送京师，斩于东市，昭宗晋封朱温为东平王。
初七，任命周承诲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赐姓名李继诲；董彦弼为宁远节度使，赐姓名李彦弼，同为同平章事，与李继昭一起留京宿卫，倾府库予以赏赐，对人称其为“三使相”。
封赏已毕，昭宗欲趁机解除宦官干政之弊。
二十三日，首先对典掌机要的枢密使加以限制，崔胤等南衙官员想趁此解除宦官的兵权，联名上书昭宗，称：
“祸乱的根源，都是由于宦官典兵之制。请让崔胤主管左军，由陆宸主管右军，那么诸侯就再也不敢犯上，国家才能稳定。”
坚决反对宰相理军。于是，昭宗召见最亲信的“三使相”一——李继昭、李继诲、李彦弼商讨此事。李继昭等三人本是宦官一党，只是由于和刘季述等人有矛盾，才解救昭宗脱离囹圄，并无匡辅王室之心，仍想因循旧制。
三人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世代在军中，还从未听说过让书生掌握军队；如果把军队交给南衔，必须进行大调整，不如交给北司更为简便。”昭宗见阻力很大，便对崔胤和陆扆说：“将土们都不愿受文臣节制，你们就不要强求了。”
于是，又因循旧制，以枢密使韩全诲、凤翔监军使张彦弘为神策军左、右中尉，提拔宦官袁易简、周敬容为枢密使。
昭宗复位后，幽囚的生活使他重新振作起来，试图扭转时局。为了稳定民心，恢复经济，开始注意地方官吏的选拔，重视民间疾苦，免除了京畿地区贫民一年的租税徭役，并要进行一些变革。
然而，在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的情况下，要想使国家重新得到治理又谈何容易，昭宗所颁布的这一诏令，到最后成为一纸空文。
一场变乱过后，在朝廷只是诛了几个宦官，赏了几个武臣，一切又都恢复了老样。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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