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发展运动趋势呈现出：
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北部游牧人群向南迁徙；生活在河湟等地的西部游牧人群向东迁徙；生活在东北的游牧人群向南、向西迁徙。
这一迁徙过程，如果从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申侯与犬戎共同攻杀开始算起，至公元304年匈奴人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自立时，先后共经历了1000多年。
从具体的地理位置来看，北部、东部的民族迁徙不断向长城沿线推进，最后越过长城等地；西部的民族迁徙逐渐越过金城、陇西、临洮、武都一线，也就是历史上的农牧交错线，向黄河流域逼近。
当游牧人群接近、越过农牧交错带时，他们的生产、生活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权力关系又会是怎样的呢？
匈奴政权的建立，是亚洲东部古代游牧人群利用草原资源，成为食物创造者并取得辉煌成绩的第一个成功范例。
匈奴帝国成为汉帝国北方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司马迁说匈奴南与中国为“敌国”。西汉初期的六七十年时间，处于鼎盛时期的匈奴，曾经一度困汉高祖刘邦于白登。
白登之围后，面对强大的匈奴，汉采取和亲政策，从汉高祖刘邦始，至汉武帝初期，汉与匈奴的关系以和亲为主线，但其间总会有小规模的战争，多为匈奴对汉边的掠夺。
从匈奴一方来看，汉匈和亲关系大的方面可归为三个层面：
一是汉匈结为事实上的姻亲关系；二是在姻亲关系上“约为昆弟”，从而达到汉匈政权间的对等关系；三是建立“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的物质关系。
姻亲关系能够维持多少年，那么“约为昆弟”关系也就能维持多少年。
所以，汉女多次出嫁匈奴，目的是维持并强化这种关系的强度。
但汉匈间建立的物质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文帝三年和六年在诏书中分别提到“输遗匈奴甚厚”、“遗单于甚厚”，景帝时“给遗匈奴，遣翁主，如故约”，武帝时“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就是“故约”的主要内容，每年都要向匈奴“输遗”大量的财物成为常态。
匈奴每次的掠边都以财物、农人为主要对象。
白登之围，汉高祖之所以脱身，主因是冒顿对汉政权、土地并不感兴趣，和亲却能够兵不血刃达到匈奴的终极目的——获取汉朝大量的物质资源，以补充生存资源的不足。
汉在马邑伏击匈奴不成后，匈奴“绝和亲”，又开始大规模多次掠边。
汉武帝自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开始，对匈奴发动了一系列的武力攻势。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汉付出“户口减半”的沉重代价，匈奴也受重创。
《汉书》记载，武帝崩时，
“前此者，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幢殰，罢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
“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闾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
此次和亲并未达成，汉并未满足匈奴的物质要求，此后，匈奴又数次掠边。至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汉援乌孙击匈奴之战结束，汉朝取得了对匈作战的最后胜利。
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引众南徙阴山附近。甘露二年（公元前54年），匈奴单于朝汉宣帝于甘泉宫，汉大加赏赐。
终西汉一朝，匈奴与汉的关系，基本上是围绕如何获取汉朝资源展开，这说明匈奴对汉朝资源的严重依赖。
有史家认为，汉匈间，具有农牧经济的互补性。
从以上大量的匈奴以和亲方式从汉获取的财物来看，当时农牧互补是极端不对称的。假使以通关市的商业交换方式来获取以上农业社会资源，以匈奴的牧业资源，除去维持生存的必需物资外，显然是没有大规模的剩余产品来用作交换的。当然，史书说汉与匈奴通关市，这可能存在民间的商品交换，也可能存在汉朝战略物资——马匹的交换。
总体来说，从史书记述来看，很难找到游牧经济输往汉地的大规模财物以及游牧生产对汉地的显著作用。因此，如果给持有农牧经济互补性理论一个大致适用时期的话，可能在近代工业生产技术发明之后比较合适。
匈奴在西汉时期通过三种方式从汉获取资源：
其一是最直接的方式，规模不等的对汉边进行掠夺；其二是通过和亲，以双方体面的方式得到汉的大量物资；其三是通关市，也就是物资交换。
从上面的资料不难看出，通关市很可能主要存在于官方之间，并且是汉对匈奴的“厚遇关市，饶给之”。
那么匈奴的掠夺与和亲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对于匈奴来说，“侵掠所获”要比和亲受“赂遗”多得多。
但“侵掠所获”是要付出代价：
其一，会受到汉百姓的武力反抗，同时会受到汉朝的军事抵抗和军事惩罚。
其二，匈奴对汉边抢掠，必然会造成沿边农业生产遭到破坏而难以为继，造成下一次抢掠量的减少。
其三，农牧交错带的农业资源的枯竭，造成匈奴要想抢掠成功，必然会更加深入农耕区而冒更大的风险。
相比抢掠来说，和亲所获较抢掠为少，但是一种付出代价不大，在一定时间内可持续的获利方式。
通关市则要受到双方的物资需求意愿、地域交通因素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交换必须建立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情况后，双方都持有剩余产品，一方不具备此条件，交换就无法进行下去。
因此，从当时畜牧生产水平、农业生产水平来看，通过交换而满足资源需求的量并不是很大。虽然这些经济规律是在此后的几百年至近千年才被研究形成理论系统，但这些经济规律已经被当时的贤哲粗浅地认识到了。
社会经济规律并不会因没被人们所普遍认识而不起作用，相反，这些规律从人类社会诞生时，就开始起支配作用。
从长时段来看，匈奴从汉地攫取资源的行为，无一例外地要受到社会经济规律的支配。从整个西汉时期来看，匈奴从汉获取资源有多种方式：掠夺、和亲、交换等。
这几种方式，一年中，有时以单独形式出现，有时是其中二者的组合出现，有时则可能是三者的结合。
武帝初年以前，匈奴势力强盛，汉匈关系主要表现为：
以和亲为主的和平形式为主，以小规模的掠边、少量的交换形式为辅的形式，从汉地获得资源补充；汉武帝初期至汉宣帝本始年间，汉对匈奴采取武力攻伐之势，匈奴获取汉地资源方式变为大规模的掠边；匈奴因与汉战争失败，宣帝甘露年间，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后至西汉末年，匈奴势力大为削弱，主要以称臣朝汉的形式获取汉地的资源。
匈奴朝汉人员最多一次达500人。至汉哀帝时期，单于使使上书朝汉，汉因“虚费府帑”，曾拒绝，后因杨雄力谏而准允单于来朝。
名为“虚费府帑”，实为汉国库空虚。汉对匈奴来朝大加赐赏，元寿二年，遣中郎将韩况送单于出塞，出现了“况等乏食，单于乃给其粮，失期不还五十余日”的景象。难怪哀帝一度拒绝匈奴单于来朝。
东汉初年，匈奴渐强，又重新犯塞。东汉通使修好、武力抗击皆不能安边。
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前后，北方草原连年旱蝗，匈奴人、畜损失惨重。
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3年），北单于使使与汉和亲，光武帝纳班彪之议，厚赐北单于。为安抚南单于，建武二十九年（公元54年）“赐南单于羊数万头”。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南单于比死，其弟莫立为单于，汉“吊祭慰赐”。
东汉中期，南匈奴附汉，得到了汉地大量的农业社会资源的支援，逐渐恢复了元气，作为回报，南匈奴成为东汉“扦御北虏”的“藩蔽”。
南匈奴得到汉的资助，成为北匈奴的强劲竞争对手，同时也割断了北匈奴从农业社会获取资源的各种途径。
在这种情势之下，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2年），北匈奴单于“遂遣使诣武威求和亲”，以太子“恐南单于将有二心，北虏降者且不复来矣”之忧，光武帝命“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而拒绝了北匈奴的和亲要求。
此后，北匈奴再次遣使“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光武帝纳司徒掾班彪建议，同北匈奴恢复关系，厚赐北单于。
东汉此时采取同南北匈奴同时交好的策略，如班彪所言，基于历史上匈奴的“多变诈”。南匈奴得汉的资助，成为吞并北匈奴的重要威胁。
在汉北方再次出现一个强大而又统一的匈奴政权，就会再次上演和亲得丰厚的赏赐刚过，北方扰边掠夺又起的恶性循环，严重威胁汉的北方边境。
东汉采取同时资助南、北单于，从而实现“以夷制夷”的“均势”，又防止南北匈奴再次统一的策略是较为成功的。
当然，汉付出的代价是输出更多的资源来满足匈奴的需求。但从总体上来说，东汉通过输入匈奴资源的和平方式，避免了大规模战争带来的严重的社会、生产破坏和更为巨大的资源消耗，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总之，东汉时期，匈奴主要沿袭西汉宣帝以后的对汉称臣，从而获得了大量的汉朝资源补充。
纵观两汉时期，匈奴从汉不断地攫取了大量的资源，那么这个游牧帝国为什么会如此贪婪呢？
在强大的匈奴帝国庇护下，人丁繁盛。
至冒顿单于时，就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史家多以贾谊“五口而出一介卒一人”来推算，马长寿认为匈奴有150万之众，林斡认为有200万之众，葛剑雄认为不会超过50万之众。
袁祖亮考证，冒顿时期匈奴人数在130万至140万。
《史记》载：“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汉书》载：“冒顿纵精兵三十余万骑围高帝于白登”，因此，匈奴口数在百万以上应没有大的问题。
如上所述，公元前772年至公元前30年，也就是西汉末年，除秦代略寒外，大部分时间都是暖湿气候。
暖湿气候条件下，蒙古草原的牧草相对丰富，也就会生产出大量的畜牧产品。较为丰富的畜产品必然会供养、滋生更多的人口。所以，至冒顿时期，人口过百万确有可能。
人口的增长，必然会带来资源的相对匮乏。
冒顿时期，游牧帝国的建立，意味着草原内部资源控制与支配已经基本固化，无限制地通过游牧活动获取牧草资源已经成为历史。游牧、农业都是人类自觉进行食物创造的生产活动。
但与农业相比，相同面积的土地上，畜牧业在养育、承载人口上相形见绌，如《汉书》载中行说之言：“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反映。
匈奴帝国资源相对匮乏，只能到与其毗邻的农业区获取资源。
如上所述，匈奴在西汉武帝至宣帝时期，因连年战争，人员减耗，游牧节奏被严重干扰，畜牧业损失惨重。
匈奴的衰弱，造成与汉和亲、“约为昆弟”的方式来获取汉地资源的局面都不能维持，只能以称臣的方式来获取汉的资助。
至整个东汉时期，气候都处于一个较寒、干旱期，匈奴地旱蝗连年。
气候的变化使得匈奴牧草资源量大幅减少，急需性资源更加匮乏，导致匈奴内部分裂，南匈奴降汉。
从西汉哀帝开始，从国库拿出更多的财物“厚利”匈奴就已经很吃力，东汉王朝北有匈奴，西有羌患，更是举步维艰。南匈奴附汉，汉将其安置于五原。
南匈奴内迁汉地，不但得到汉地财物支持，而且得到汉地土地资源从事游牧，从而缓解其资源匮乏的困窘。
游牧民族所居的北方草原地带，由于受自然气候、草地承载量、人口等因素的制约，经常处于资源匮乏的状态。
在游牧社会中，自我调节、分配不能化解矛盾时，在自然因素、社会组织能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向游牧社会以外的定居民族索取资源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匈奴游牧帝国的强大与汉王朝的存在有着直接的关联。
匈奴游牧国家因应秦汉帝国之统一而形成。匈奴阶序化的政治体形成，导致组织化的政权必然会改变游牧社会自由、灵活的游牧活动而形成的权力分散的天然状态。
在游牧帝国功能凸显的情况下，游牧帝国阶序化的首领们更有权威。
在与农耕社会互动交往的过程中，匈奴游牧帝国的建立，增强了与汉的议价能力，同时，匈奴首领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与游牧社会以外的世界交往，是游牧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游牧帝国的建立，是在游牧人群自觉利用自然资源的游牧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游牧技术是指在处理和使用草原牧草的过程中涉及物质活动、被使用的劳动力的组织，以及将这两者相结合时所利用的知识，技术绝不仅指一组物质客体。
因此，游牧技术生产必将产生相应的社会组织是游牧社会的必然结果。游牧社会的延续、发展依赖于不断的食物创造。
这必然引起更大规模的资源利用。食物生产出来后的分配以及对承载资源地域的竞争、控制是游牧社会内部走向一体化的内生动力。
在游牧社会中形成的部落、超部落组织的联盟、游牧帝国，既是游牧社会内部生存资源竞争、争夺的结果，也是将资源（资源因自然分布的不均衡)在游牧社会中调节、分配的组织结构。
当游牧社会资源紧张时，向外部获取资源是游牧社会组织或者游牧帝国本身功能的自然延伸。外部力量的存在，只是将这种游牧社会组织的作用变得更加突出。
因此，游牧帝国向汉地的索取与掠夺，维持了游牧帝国的延续，而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来补充游牧社会的资源匮乏，必将导致游牧人群对游牧帝国产生严重依赖，游牧首领的权力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由对内控制、分配游牧资源的社会组织功能，在对外资源的依赖不断增强后，其能否获得更多游牧社会以外的资源，成为考验社会组织能力的重要标志。
能否从农耕社会获取资源，也成为考量游牧帝国首领的重要尺度。
东汉末年至魏、西晋时期，随着东汉帝国的没落，帝国三分，中原王朝能提供的资源日渐衰竭。
匈奴对资源的需求并未因此而停歇，中原王朝只有将北方大片土地让渡给匈奴从事牧业，以缓解匈奴对牧草资源的需求。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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