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关于盐铁会议的背景，目前大多认为实质反映了霍光与桑弘羊要不要继续执行武帝轮台诏的分歧。但从轮台诏的主要内容以及霍光和桑弘羊的言行看，此说实际仍值得探讨。盐铁会议的论辩方式主要是讨论“古今之变”，双方论辩类似辩论赛，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会议失控问题。这些都对我们重新认识盐铁会议不无启迪。
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所召开的盐铁会议，实际是一次评论汉武帝一代“政治得失”[1]的会议。本文拟就其中若干问题略抒浅见。
盐铁会议的历史背景问题
根据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盐铁会议的召开实际是在大将军霍光一手操纵下进行的。而霍光之所以召开盐铁会议，除了冠冕堂皇的理由——“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2]]外，则主要是为了打击御史大夫桑弘羊。具体来说，就是要利用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对盐铁等等政策的攻击，从舆论上搞臭长期主管财政的桑弘羊。例如郭沫若先生指出：“霍光和桑弘羊是对立的。……他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要利用民间的力量来反对，贤良和文学那一批人就是霍光所利用的人。”[3]
对霍光与桑弘羊的矛盾，以往大多认为，这主要根源于霍光的专权和桑弘羊的争权[4]。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却有许多学者主张，其实质乃是要不要继续执行武帝轮台诏的分歧。这种主张最早始见于安作璋先生的《桑弘羊》一书。例如：“桑弘羊和霍光在对待汉武帝的轮台诏令及其晚年政策的转变上，有着根本的分歧。”[5]而影响较大的则是田余庆先生发表的《论轮台诏》一文，“在改弦易辙的昭帝一朝，在执政者中，自然又孕育着以霍光为一方，以桑弘羊为另一方的新的矛盾。始元六年（前81年），举行了包括盐铁问题在内的扩及全部国是问题的大辩论……从盐铁会议的辩论内容看来，可以肯定，这不仅是由于私怨，而且也是出于政见”[6]。对这种观点，以往笔者也深表叹服，但现在看来却恐怕还值得探讨。
我们认为：要讨论霍光与桑弘羊对于执行轮台诏是不是政见不同，并集中体现到盐铁会议上的争论，这首先即应当确认一个最基本的史实——轮台诏中并没有废除或停止此前推行的财经政策。根据《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载武帝诏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可知，武帝轮台诏的主要内容实际就是强调与民休息，在处理匈奴的问题上由攻转守。其中根本没有涉及是否废除或停止盐铁等等政策的内容。尽管随着战争政策的基本结束，在军费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汉武帝有可能希望对某些财政措施进行适当的调整，但事实上，无论是汉武帝，还是霍光，他们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是继续推行了这些经济政策。特别是霍光，除了在盐铁会议后曾废除郡国酒榷外（《盐铁论》卷七《取下》记载，还罢除了关内铁官），他对桑弘羊所经办的各项事业几乎丝毫未改。因而霍光对于轮台诏令的执行，所谓“因循守职，无所改作”[7]，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了对于盐铁等等政策的沿袭。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桑弘羊以谋反罪被处死仅仅三年之后的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霍光即在西域实施了曾被汉武帝所否定的轮台屯田方案——“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8]可见，他与桑弘羊的矛盾显然不是是否执行轮台诏的问题。
再就桑弘羊来说，虽然他对轮台诏可能有所抵触，但对于执行轮台诏却从未提出异议，至少在史书上找不到任何证据。更何况，轮台诏只是否定了他的西域屯田建议，而并未否定当时的财经政策，他也没有理由公开反对轮台诏。
即便是对匈奴的战争问题，他也并非像有些学者批评那样，经常和轮台诏令唱反调，或者说“无动于衷”[9]。诚然，他在盐铁会议上曾始终鼓吹战争，甚至感慨由于武帝去世而错失了降服匈奴的良机——“会先帝弃群臣，以故匈奴不革。”[10]说明在他的心目中，战争手段也确实是解决匈奴侵扰的最佳选择。他还抱怨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群臣不并力，上下未偕”[11]，但这却未必仅仅是指昭帝时期，因为在对待匈奴的和、战问题上朝中始终存在着两派[12]。而且，牢骚归牢骚，在提出具体方案时，他还是尽量使自己的观点与轮台诏的要求保持一致。根据《盐铁论》卷七《击之》，桑弘羊和贤良、文学的第二阶段辩论，便只是提出对匈奴“欲以小举击之”，而并没有主张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尽管看起来这与轮台诏的“毋乏武备”还有些冲突，但所谓“毋乏武备”却并非完全被动地消极防守，而且霍光的匈奴政策其实也和桑弘羊基本相同。仅据《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记载，在昭帝时期，霍光就曾经数次中小规模地出击匈奴。如始元六年，“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汉兵追之，斩首获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元凤三年，霍光以匈奴、乌桓相攻，欲发兵迎击匈奴，“问中郎将范明友，明友言可击。于是拜明友为度辽将军，将二万骑出辽东”。可见他的做法也基本是“以小举击之”。而既然霍光的做法可以被称为继续贯彻武帝晚年的轮台诏令，那么桑弘羊的类似做法又怎么能说成反对轮台诏呢？
实际上，若真要按照其政见不同解释，倒反而证明是霍光反对轮台诏。因为被认定反对轮台诏的桑弘羊并没有坚持轮台屯田，而所谓捍卫轮台诏的霍光最终却实施了轮台屯田。我们还必须把上官桀等人的谋反定性为反对轮台诏，否则的话，桑弘羊的加盟岂不徒劳？
更重要的是，桑弘羊还不可能对轮台诏公开訾议。且不说汉律明确规定，对皇帝诏令必须严格执行，否则以“废格”罪论处[13]，就是从武帝对他多年的信任和重用来说，桑弘羊也不便对轮台诏妄加评论。尤其轮台诏还不同于皇帝的一般诏书，它在当时既是西汉王朝具有方向性的战略指导方针，又是最具有权威性的先帝诏令。这就更使作为辅政大臣的桑弘羊不敢非议轮台诏了。相反，在朝廷议政时，他还很可能会韬光隐晦地赞颂轮台诏，并支持轮台诏的贯彻。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虽然纵论古今，但却从来不提轮台诏，即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而既然桑弘羊还不可能非议轮台诏，那么霍光又从何得知他和自己政见不同？更不用说，如果桑弘羊确曾反对轮台诏的执行，霍光也根本不可能放过这一违抗诏令并可以大书特书其“无道”的罪名。但事实却恰恰相反，霍光除了宣布桑弘羊参与谋反，仅仅笼统地提到他“数以邪枉干辅政，大将军不听，而怀怨望”[14]。可见，包括霍光在内，其实都没有认为他和桑弘羊对于轮台诏存在严重的分歧。霍光的看法尚且如此，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霍光与桑弘羊的矛盾并非是政见不同，而主要应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
盐铁会议的论辩方式问题
通观盐铁会议的争论，我们还可以发现，此次会议的论辩方式主要是讨论“古今之变”。
表面上看，贤良、文学也赞同“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世而制”[15]，似乎他们就仅仅关注盐铁等等政策的利弊。但实际上，他们大谈“复古”、“法古”，如所谓“服古之服，诵古之道”[16]，并竭力鼓吹今不如昔，即完全暴露他们的思想倾向都是厚古薄今，而反对“变古”。以贤良为例，仅仅讨论“散不足”问题，所列举的三十一项“不足”，竟完全称引“古者”如何如何[17]。可见他们确实是以古为准，已到了食古不化的地步。所以，桑弘羊便严厉批评他们是“信往而乖于今，道古而不合于世务”[18]。
反之，从桑弘羊的思想倾向看，他虽然也经常称引“古者”，如其“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19]、“古者宫室有度，舆服以庸”[20]、“古者经井田，制廛里，丈夫治其田畴，女子治其麻枲”[21]、“古之君子善善而恶恶”[22]、“古者，明王讨暴卫弱”[23]云云，但他却无疑是厚今薄古而主张“变古”的。他和其他官员都反复强调“时务”、“世务”或“时变”等，便说明了这一点。例如：“汤、文继衰，汉兴乘弊。一质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更法，非务变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与俗改，弊与世易。”[24]“晋文公僪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僪，所由不同，俱归于霸。而必随古不革，袭故不改，是文质不变，而椎车尚在也。……孔对三君殊意，晏子相三君异道，非苟相反，所务之时异也。”[25]所以也无怪乎，文学要指责他们是“反古而悖民心也”[26]。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双方的主张实际都是依据汉代经学的古今理论，而并非贤良、文学的专利。因为汉代古今理论的内容就是既要看到古今之“异”，又要看到古今之“同”。所谓《春秋》有“经”有“权”[27]。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肯定古今“异治”，强调统治方法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更肯定古今“通达”，强调任何统治政策的改变都不能违背古今不变的根本原则[28]。以前者为例，汉武帝便公开宣称：“朕闻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盖孔子对定公以来远，哀公以论臣，景公以节用，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29]再从“古今通达”来看，董仲舒也明确提出：“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30]“王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31]可见，无论桑弘羊，还是贤良、文学，他们的论辩其实都主要依据于经学的古今理论。问题乃在于：除了历史上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以及宏观上的一些原则，这种古今理论没有也不可能具体界定哪些政策可以调整、哪些不能够改变。因而为证明自己的观点，双方便各取所需。桑弘羊为代表的朝廷官员注重“世务”或“时异”，所谓“虞夏以文，殷周以武，异时各有所施”[32]；而贤良、文学则特别注重“通达”，甚至连表述都和董仲舒几乎完全相同——“圣王之治世，不离仁义。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33]这自然就要导致他们的争辩难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了。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看起来一方主张“复古”，一方主张“变古”，一方认为今不如昔，厚古薄今，一方认为今胜于昔，厚今薄古，但实际上，其争论却绝非简单的历史观和认识论的分歧，而是关系到对现行政策究竟要不要改变的问题。所谓“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34]，即揭橥了这一讨论的实质。
以贤良、文学为例，他们反复强调“复古”，大谈今不如昔，其目的就是要指责现行政策的“变古”，违背了“古今通达”的原则，而要求“恢复”古代圣贤的治国之道。前引贤良所论“散不足”问题，虽然他们反复称引“古者”，但实际却是要揭露严重的社会现实，以消除种种“不足”的弊端。例如：“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继日……非膢腊不休息，非祭祀无酒肉。今宾昏酒食，连接相内，析酲升斗，弃事相随，虑无乏日。”这显然就是要抨击其宴饮无度而强调重农。再如：“古者夫妇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其后士一妾，大夫二，诸侯有侄娣九女而已。今诸侯百数，卿大夫十数；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匹。”[35]这又是谴责统治者的生活逾制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贤良、文学的“复古”非但不是忽略“当世”，或厚古薄今，反而恰恰是关注现实，是要改变现行的统治政策。只不过他们“称往古而訾当世”[36]，是为了取消盐铁等官营政策而已。
至于桑弘羊，他的意图也非常明显。他所以强调“变古”，主张今胜于昔，就是要说明“变古”的官营政策成效卓著，“虽虞夏之为治，不易于此”[37]。故不能倒退，更不能取消这些“当世”政策。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他对“复古”的严厉批驳也就不难明白。例如：“文学结发学语，服膺不舍，……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从之，则县官用废，虚言不可实而行之；不从，文学以为非也，众口嚣嚣，不可胜听。”[38]
实际上，如果真要深究他们的“古今之变”，也不难看出其中端倪——桑弘羊的理论起点是“变”，但最终归宿到现实却是“不变”，而贤良、文学的“不变”，最终却落脚于“变”。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也不能对他们简单地按照厚古薄今、厚今薄古来定性，而必须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
更重要的是，尽管以古为准的思维方式可谓典型的形而上学，并往往意味着守旧，但它谈古论今，在许多时候却倡言改革和改制，我们还不能完全予以否定。即便是主要观点都明显错误的贤良、文学，实际也通过古今对比揭露了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人民生活的痛苦。例如“大臣擅权而断击，豪猾多党而侵陵。富贵奢侈，贫贱篡杀”[39]等，更不用说官营政策的弊端了。相反，在有些情况下，尽管桑弘羊的论述看起来厚今薄古，似乎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但实际上却是要粉饰现实，掩盖问题和矛盾。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就是连田千秋（一说为丞相史）都承认百姓尚未温饱，而桑弘羊竟说，在官营政策“制其有余，调其不足”的作用下，“百姓可家给人足也”[40]。可见，其厚古未必薄今，亦未必完全保守，而厚今亦未必意味着进取。
盐铁会议的“空战口”问题
盐铁会议的争论很大程度上还类似今天的辩论赛。如前所述，盐铁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所疾苦，教化之要”。按理说，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讨论究竟要解决哪些问题，至少也不至于形成完全对立的局面。但由于贤良、文学从一开始就全盘否定官营政策——“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41]，而桑弘羊则竭力维护这些政策，双方的立场都没有回旋余地，结果即不可避免地形成截然对立的情形。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互不相让，也根本不再考虑如何切实地解决问题，而是往往都试图推翻对方的观点，甚至于言不由衷。所谓“大夫言过，而诸生亦如之”[42]，就是对于这种情形的一个概括总结。可以说，双方的争论实际已没有一个共同的是非标准，而基本形同于一场“空战口”[43]的辩论赛。
从贤良、文学看，他们的发言大多带有辩论赛的色彩。例如讨论盐铁等等政策的作用，他们根本不谈这些政策的成功之处，也不管完全取消这些政策在当时究竟有没有可能，而是仅仅指出一些弊端便要求予以罢除。这种做法显然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再如讨论匈奴等问题，他们为了在辩论中压服桑弘羊也往往是强词夺理，有的时候甚至胡搅蛮缠，偷换命题。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就是他们对桑弘羊提出抗击匈奴需筹措大量军费的辩论。这个问题本来可以有许多讨论的内容，如军费筹措的方式、军费多少为宜、怎样合理减少军费等，但他们为了反驳桑弘羊，却根本不去讨论究竟怎样才能解决问题，而是抬出古代圣贤和孔子的所谓“仁政”，用“以德怀远”的空谈来对答；在实在无法回避时，竟干脆提出不需要军费。如所谓“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44]。这在匈奴仍侵扰边境的情况下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他们对于讨论的诚意了。所以，就连丞相田千秋都委婉地批评他们脱离实际。例如：“夫称上圣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非当世之所能及也。愿闻方今之急务，可复行于政。”[45]而且，丞相史也曾多次指出空谈无益于治，并批评文学故意转移话题的诡辩手法——“今文学不言所为治，而言以治之无功，犹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囷仓也。”[46]
尤其可笑的是，当桑弘羊以忠孝为由指责罢除官营政策的主张时，他们为了驳倒桑弘羊，竟然不讲原则，置自己一贯强调的“古今通达”于不顾，而谈起桑弘羊等所坚持的“时务”理论。如《盐铁论》卷二《忧边》：
大夫曰：“吾闻为人臣者尽忠以顺职，为人子者致孝以承业。君有非则臣覆盖之，父有非则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变君之政；父没，则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讥毁泉台，为其隳先祖之所为，而扬君父之恶也。今盐铁、均输，所从来久矣，而欲罢之，得无害先帝之功而妨圣主之德乎？……”
文学曰：“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世而制。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故圣人上贤不离古，顺俗而不偏宜。鲁定公序昭穆，顺祖祢，昭公废卿士，以省事节用，不可谓变祖之所为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绪，赵高增累秦法以广威，而未可谓忠臣孝子也。”
尽管从反驳桑弘羊忠孝论的角度说，他们的这种论辩不无道理，但从争论的全局来看，却无疑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因为只要他们认同了“时务”理论，那么无论怎样解释，最终都无法完全否定官营政策“变古”的合理性。仅凭这一点，实际也就可以断言：盐铁会议之所以会由一场严肃的时事讨论而变成类似于互相攻讦的辩论赛，贤良、文学应负其主要责任。
从桑弘羊看，他的有些发言也是意气用事。例如讨论盐铁和匈奴问题，最初双方的争论尚能够有所节制，虽然他们各执己见，根本无法谈拢。但由于被文学混淆黑白、含沙射影的指责所激怒，桑弘羊的发言后来却突然有些失态。他不再耐心地辩论和说理，而是贬低文学的人格和才能，把他们比喻为不知天高地厚的“燕雀”和“坎井之蛙”，并斥责他们的主张是“拘儒之论”[47]。结果导致论战升级，使得双方都越来越多地进行人身攻击。特别是在非正式会议的辩论中，由于争论对官营政策的存废已失去意义，桑弘羊的发言即显得更加偏执。为了反驳文学的“仁义”无敌，他在损兵折将、近期明明无望征服匈奴的情况下，竟然还是鼓吹战争，甚至认为只要能有荆轲那样的勇士，就能够使匈奴臣服。“荆轲提匕首入不测之强秦，秦王惶恐失守备，卫者皆惧。……今诚得勇士，乘强汉之威，凌无义之匈奴，制其死命，责以其过，若曹刿之负齐桓公，遂其求。推锋附锐，穹庐扰乱，上下相遁，因以轻锐随其后，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48]这显然就是一种辩论赛的过激之词，亦即明知不妥却依然强辩的做法。实际上，即使桑弘羊本人，恐怕其会后亦未必认为可行。别的不说，就从他很快又声称“以天下之力”[49]来攻击匈奴看，也等于否定了这种轻率、侥幸的主张。
当然，总体来说，桑弘羊对于官营政策和匈奴等问题的论辩，还是能够摆事实讲道理的。这与贤良、文学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空谈或狡辩有着明显区别。正如台湾学者赖建诚先生所说：“通观诸篇中代表朝廷的大夫与丞相，发言大都针对主题，要言不烦，坚定有力，甚引读者注目。”[50]丁毅华先生也指出：“总的来说，贤良、文学发言中浮词较多，游离实质性问题的时候较多。”[51]
盐铁会议的争论基本类似于辩论赛，这对于我们全面理解辩论双方为什么始终难以取得共识，对于正确评价辩论双方的主张，都具有重要的解读作用。因为贤良、文学存心不想讨论实际问题，也没有资本谈实际问题，所以他们除了大谈盐铁、均输和重刑的弊端以及战争破坏外，就只好采用不着边际的空谈来论辩，并力图在声势和言辞上压倒桑弘羊。在这种情况下，桑弘羊虽一直想讨论实际问题，但最终却只能是对牛弹琴，从而也使得桑弘羊意气用事，与他们进行即兴发挥的“空战口”辩论。这就必然要导致其争论出现严重的对立和偏颇。可以说，无论贤良、文学，还是桑弘羊，他们的一些过激言辞都是在互不相让乃至相互攻击的情况下形成的，而并一定就是他们的真实想法。特别是桑弘羊，他的一些论辩明显是愤激之词[52]。即如他对孔子和儒生的严厉批评，“文学所称圣知者，孔子也，治鲁不遂，见逐于齐，不用于卫，遇围于匡，困于陈、蔡”[53]；“儒者口能言治乱，无能以行之”[54]云云，恐怕就并非如此。尽管他的思想倾向侧重“霸道”，并确实在言辞中流露出内心的鄙夷，但如果真要完全否定儒学，这也仍然令人怀疑。且不说公开宣扬的“独尊儒术”，就是仅从通经可以入仕看[55]，对于非常看重名利的桑弘羊来说，也不可能完全否定儒学。否则的话，他又怎么会在家中允许其子桑迁研读儒经[56]呢？更何况，他的论辩还多次引经据典，甚至包括孔子所说的“俭则固”[57]等，对尧舜等许多圣贤也都执肯定的态度。只不过由于贤良、文学总是抬出孔子，为了反驳他们，他在辩论中才对孔子极为不恭而已。因此，要正确评价桑弘羊的论辩，我们对他（也包括贤良、文学）的一些言辞还不能完全当真，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
盐铁会议的失控问题
盐铁会议还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控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会议讨论的内容和深度超出了霍光的预想。
毫无疑问，贤良、文学的发难曾得到霍光的授意，但是他们公然否定盐铁等官营政策，并进而攻击国家的各项政策，这却是霍光始料不及的。对霍光来说，他所以召开盐铁会议，目的就是打击桑弘羊，故只要能在舆论上使之被动或难堪，霍光也就可以感到满足。至于是否完全罢除官营政策，甚至“总论政治得失”，恐怕根本都不在霍光的考虑范围之内。但没有想到，贤良、文学从一开始就全盘否定官营政策，而桑弘羊又坚决维护官营政策，双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争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这就打乱了霍光的原定部署，并使得霍光骑虎难下。例如盐铁等官营政策的存废，这个问题将不仅极大地影响西汉王朝的财政开支，而且更关系到从武帝到昭帝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和延续。站在国家的立场考虑，霍光当然是不可能完全罢除的。一方面损失太大，国家难以承受；另一方面，完全罢除这些政策也将改变其“因循守职”的既定方针。所以，当他们提出罢除官营政策，并一再指责朝廷时，霍光的态度即显得非常为难和尴尬。
再如匈奴问题，由于贤良、文学故意歪曲武帝轮台诏的精神，竟然迂腐地要求以“仁义”感化匈奴，所谓“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58]云云，霍光对此也极为反感。尤其他们全盘否定武帝的内外政策，甚至公开批评现行政策——“明主即位以来，六年于兹，公卿无请减除不急之官，省罢机利之人”[59]，这更是霍光不能接受的。它在否定武帝和桑弘羊的同时，实际也否定了霍光。因为霍光和桑弘羊都是武帝一手培养并委以重任的朝廷大臣，没有汉武帝，也就没有他们一生的作为，更不用说，霍光还继续推行了汉武帝的许多政策。然而，出于诋毁桑弘羊的政治需要，霍光在各个方面还必须做出支持和保护贤良、文学的姿态。更痛苦的是，即便他对贤良、文学的发言反感，他也不便或无法进行干预，而只能任由事态发展。所以也无怪乎，霍光在会后曾多次显露他对贤良、文学的愤怒和仇视。《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载霍山云：“诸儒生多窭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常仇之。”
盐铁会议的争论之所以会出现较多失控，其直接原因在于霍光的安排存在一定的操作难度。不难想见，为了达到会议的预期目的，霍光在会前肯定曾采取各种方式向贤良、文学授意，但究竟怎样攻击桑弘羊，对盐铁等官营政策批评到什么程度，是否要涉及到汉武帝等，实际却无法具体规定。而且即使真有规定，对于六十多个贤良、文学，也不可能更不便一一交代。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贤良、文学都不约而同地猛烈攻击桑弘羊，但在许多问题的论辩上他们却又让霍光失望和气愤。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霍光的一厢情愿。作为执掌朝政的大将军，他以为经过周密选择和推荐，并允诺回报，贤良、文学便肯定会俯首帖耳。其实不然。贤良、文学虽然可以根据他的授意攻击桑弘羊，而且也确实是真心情愿，但作为把“通古今，辨然否”[60]视为神圣职责的儒生，他们却不可能完全考虑私利，而必须表现出对于国家和民众利益的关注[61]。加之他们对霍光亦不无怨言，所谓“今之执政亦未能称盛德也”。因此，在会议辩论越来越对立的气氛中，他们便不再仅仅局限于攻击桑弘羊，而是自觉不自觉地揭露更多问题。这样也就造成其“妄说狂言，不避忌讳”的失控现象。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严厉抨击武帝内外政策的弊端，有些人甚至明里暗里地指责当前朝政，就是一个明证。例如：“方今人主，彀之教令，张而不施。食禄多非其人，……且夫帝王之道，多堕坏而不修。”[62]“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公田转假，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尽，愚以为非。先帝之开苑囿池籞，可赋归之于民，县官租税而已。”[63]“为人臣，权均于君，富侔于国者，亡。故其位弥高而罪弥重，禄滋厚而罪滋多。”[64]
在这里，他们表面上是指责昭帝和桑弘羊，其实骨子里却是在批评霍光。仅就假民公田而言，由于霍光当时正强占许多公田转租，文学的批评实际即主要是指霍光。所以，当宣帝把大量公田赋予贫民后，霍光的侄孙（一说为霍光之子）霍山便特别怨恨说：“今丞相用事，县官信之，尽变易大将军时法令，以公田赋与贫民，发扬大将军过失。”[65]至于所谓“食禄多非其人”，“权均于君，富侔于国者，亡”，“其位弥高而罪弥重，禄滋厚而罪滋多”等，则更是把霍光和所有公卿都包括进来。
认识到盐铁会议存在比较严重的失控，这对于全面分析贤良、文学的阶级属性具有很大的启迪作用。以往学界在这一问题上曾聚讼纷纭，有的学者认为“他们是大地主阶级的代表，有的说他们代表工商业者，也有的说他们来自民间，他们的某些意见是替老百姓说话的”[66]。现在看来，这些看法都不无道理，但也都不全面。关键即在于：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下，他们的主张既反映了官僚、贵族和商贾的要求，同时也多少表达了普通民众的愿望。考虑到他们一般出身贫寒，同时在当地又都是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我们认为贤良、文学应属于统治阶级的中下层，即中小地主和民间财团。
还要说明的是，贤良、文学也为自己“妄说狂言，不避忌讳”付出了很大代价。尽管根据《盐铁论》卷七记载，在正式会议结束后，他们“咸取列大夫”，但实际上，他们在霍光执政乃至宣帝时期都始终默默无闻。这与此前诏举贤良、文学即必有名臣脱颖而出形成了鲜明对比。说明霍光对他们始终是耿耿于怀，并过河拆桥，使出了排挤、压制等阴险的小人招数。至宣帝亲政后，由于继续推行了盐铁等等政策[67]，他们也一直是郁郁不得其志。所以除了在盐铁会议曾经风光一时，这些贤良、文学基本上都是一生潦倒，甚至连名字都大多被人淡忘。这使得一些儒生感慨万分。他们既为贤良、文学的遭遇愤愤不平，同时也对霍光和宣帝极为不满[68]。桓宽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所撰《盐铁论》，即完全站在贤良、文学一边，并明里攻击桑弘羊而暗里谴责霍光。如桓宽曾总结桑弘羊被灭族的原因说：“桑大夫……摄卿相之位，不引准绳，以道化下，放于利末，不师始古。《易》曰：‘焚如弃如。’处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陨其性，以及厥宗。”[69]然而，从以后的历史进程看，这又何尝不是在总结霍氏被灭族的原因！
[1]]《汉书》卷六六《田千秋传》师古注曰：“议罢盐铁之官，令百姓皆得煮盐铸铁，因总论政治得失也。”
[2] 《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
[3] 郭沫若：《盐铁论读本·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473页。
[4]详见吴慧《桑弘羊研究》，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293页；马元材（非百）《桑弘羊年谱订补》，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189—190页。
[5] 安作璋：《桑弘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页。
[6] 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7]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序》。
[8]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
[9] 林剑鸣：《秦汉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80页。
[10] 《盐铁论》卷八《西域》。
[11] 《盐铁论》卷八《伐功》。
[12] 参见《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
http://control.blog.sina.com.cn/admin/article/article_add.php#_ednref13[13] 参见《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义纵》。
http://control.blog.sina.com.cn/admin/article/article_add.php#_ednref14[14]《汉书》卷七《昭帝纪》。按：对于此项罪状，师古注释说：“枉，曲也，以邪曲之事而干求也。”从文中所说“大将军不听，而怀怨望”，再根据《汉书》卷六六《田千秋传》所载“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为国家兴榷筦之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可知即指桑弘羊为子弟求官之事。
http://control.blog.sina.com.cn/admin/article/article_add.php#_ednref15[15] 《盐铁论》卷二《忧边》。
http://control.blog.sina.com.cn/admin/article/article_add.php#_ednref16[16] 《盐铁论》卷四《褒贤》。
[17] 参见《盐铁论》卷六《散不足》。
[25]《盐铁论》卷五《遵道》载丞相史语。
[26] 《盐铁论》卷十《绍圣》。
[27] 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玉英》。
[28] 参见拙文《汉代的古今观及其理论的构建》，《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29] 《汉书》卷六《武帝纪》。
[30] 《春秋繁露》卷一《楚庄王》。
[31]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载《贤良对策》。
[32] 《盐铁论》卷十《大论》载桑弘羊语。
[33] 《盐铁论》卷五《遵道》载文学语。
[34] 《盐铁论》卷十《绍圣》载桑弘羊语。
[35] 以上皆见《盐铁论》卷六《散不足》。
[36] 《盐铁论》卷五《论诽》。
[37] 《盐铁论》卷六《水旱》。
[38] 《盐铁论》卷五《遵道》。
[39] 《盐铁论》卷五《国疾》载贤良语。
[40] 《盐铁论》卷一《错币》。
[41] 《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
[42] 《盐铁论》卷五《国疾》载丞相史语。
[43] 《盐铁论》卷五《孝养》。
[44] 《盐铁论》卷一《本议》。
[45] 《盐铁论》卷七《执务》。
[46] 《盐铁论》卷五《遵道》。
[47] 参见《盐铁论》卷一《复古》。
[48] 《盐铁论》卷九《论勇》。
[49] 《盐铁论》卷九《论功》。
[50] 赖建诚：《〈盐铁论〉的结构分析与臆造问题》，《中国文化》第十四期。
[51] 丁毅华：《盐铁会议会风评议》，《天津师大学报》1993年第6期。
[52] 参见王廼琮等《先秦两汉经济思想史略》，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258页。
[53] 《盐铁论》卷十《大论》。
[54] 《盐铁论》卷七《能言》。
[55] 参见拙文《以经治国与汉代用人》，载《齐鲁学刊》1994年第6期。
[56] 参见《汉书》卷六○《杜延年传》。
[57] 《盐铁论》卷一《通有》。
[58] 《盐铁论》卷八《世务》。
[59] 《盐铁论》卷一《复古》载文学语。
[60] 《白虎通》卷一《爵》。
[61] 参见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载《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62] 以上皆见《盐铁论》卷五《相刺》。
[63] 《盐铁论》卷三《园池》。
[64] 《盐铁论》卷四《褒贤》。
[65]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
[66] 丁毅华：《盐铁会议论战性质辨析》，《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
[67] 参见拙文《从西汉抑商政策看官僚地主的经商》，《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
[68]关于这一点，宋人王应麟亦有同感。他说：“千秋、弘羊不足责也，任是责者，非霍将军乎？”（《通鉴答问》卷五《诏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四库全书”影印本）
[69] 《盐铁论》卷十《杂论》。
（原载《江海学刊》201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10年第12期转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2010年第4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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