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有网友具体解释说：
朱元璋在《明太祖实录》中提道“元以宽失天下，不足法也”。怎么理解，元朝不要（是）异族建立的政权吗？对汉人士子应该是高压，怎么还会宽呢？
简单地说，一个异族统治的政权，本身是“侵略者”，自然应该是烧杀淫掠，比如由此引申出的“初夜权”、“杀头胎”、“杀汉人赔头驴”、“三等汉”等等，在很多对元朝历史并不了解的“民族主义者”眼中是信之不疑的，更重要的是，一个靠着武力征服，一路屠城而来的民族，怎么可能治政“失之于宽”呢？
事实究竟如何，我们进入正文。
蒙古帝国扩张的疆域
“元以宽失天下”的说法，在明初君臣中实际上是一个共识，上至朱元璋，下至刘基、宋濂、叶子奇，都对元朝的政治“宽”有表述。
《明太祖宝训》：
帝曰：“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昔秦失于暴，汉兴济之以宽，以宽济猛，是为得之。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宽猛相济，惟务适宜尔。”
宋濂、王袆主修的《元史·刑法志》：
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缓弛而不知检也。
其实对于元朝历史，由于本身原始资料就有限，所以大众化的通俗说史的传播，往往不太摸这一块，普通人对于元史的了解，就一些名词解释，比如说四等人制、八月十五杀鞑子之类的，对了，还有杜撰出来的初夜权、杀头胎。
极端民族主义勃兴是一个背景，这个谁也扭转不了，各种这个粉那个粉的，你逆着说，他还要骂你，所以，只能简单科普一二了。
明初人所谓的“宽”，既有“宽纵”的意思，也有“宽厚”的意思，这是非常正常的。
首先，元朝确实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蒙古人在它的政权体系里，就像八旗在清朝的政权体系里，是有一定的特权身份的。
但是，举个例子，嘉庆年间天理教攻入紫禁城，竟然有四品旗人官员参与，闹得嘉庆大为光火，审讯后得知，这位旗人官员家境贫困，以至于家人没有衣裳出门，天理教的头头林清给了他几百两银子还债，后来还承诺他打下江山，给他提拔成二品官，他就干了。
所谓“特权”，并不意味着一个集团内部就没有三六九等，随着元朝的立国稳固，其上层以“根脚”（也就是家族家资）为基础，有一群二十几岁就能当上一二品高官的勋贵之后，同样也有需要卖儿卖女的底层蒙古人。
“特权”最终的落实，往往只惠及集团的最上层，而非整体普惠，那也是不可能的，哪怕今天也不可能。
其次，元朝的“四等人”，并非法律、制度意义上的制度，更确切地说，是四种人、四圈人，比如地方任官上，明文规定蒙古人任达鲁花赤、汉人任总管、色目人任同知，在品级地位上，总管比同知还要高。
这是四等人本身并不是严格分等的一个旁证。
事实上，元朝的统治本身有着强烈的游牧帝国特征，采取的是以族群，或者说集团为单位的“因俗而治”，也就是说，元朝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各个集团自身的传统，而不是以“等”为基础来看待人。
元代户籍制度的特点是“诸色户计”，分类方式可以依照职业：例如民户、儒户、军户、站户、匠户、僧、道等；也可以依照民族：如蒙古户、畏兀儿户、回回户等。
比如色目人，细化为集团就有二十多种，比如唐兀、 乃蛮、 汪古、 回回、 畏兀儿、 康里、 钦察、阿速、哈剌鲁、 吐蕃等等。
在户籍上已注明的民族或部族名中，并未见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四个简单划分。基本上，元代户籍分类方式以区分外来户(侨寓户、北人户) 和土著户为主。
而部族划分最重要的作用，其实也是“因俗而治”，因为不同部族的“赋税、劳役”传统完全不同，比如元初在灭南宋后，在其地继续实行两税法，在金朝故地则采用分封+流官收税的“五户丝”制。
当集团之间，比如汪古人和南人（原南宋统治区居民）发生争讼，就采取“约会”的裁判制度，在解决统属机关或习惯相异的集团（职业户、民族或宗教） 间发生的民事及刑事案件，由各个集团的头目或长官合同协议裁决。
第三，元朝的“宽”作用在谁身上了？看了上面的这些叙述，其实已经可以看到轮廓了，元朝在他的统治区内，采取的是间接统治，即与“大族”、“头目”合作的管理方式。
这种合作不仅仅限于蒙古人、色目人，同样施加于汉人和南人。
而其“宽厚”则可以从几次减免赋税来看出来，也可以从元朝大量减少的“死刑案件”看出来，这种统治模式，是非直接化的，即不再直接干预到每一个国民的人身之上。
元世祖忽必烈谈刑法：
人命至重，悔将何及，朕实哀矜。
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对再三，果实而后罪之。
元朝的法律原则是“慎刑”、“慎杀”，年判死者十几人、几十人，未尝过百。
明人官修的《元史·刑法志》的评价是：
盖古者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五刑，后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备五刑之数。元因之，更用轻典，盖亦仁矣。
然而，这种管理方式最容易将社会中的“贫富矛盾”与民族矛盾、政治矛盾挂钩，即将所有的生存危机，全部指向帝国的体制问题。
叶子奇谈元末大乱：
是时。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宽纵。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
现实是，元朝无论是对于文人的言论，还是对于汉人、南人大族的积蓄粮食、财富，收罗铁器兵器，收纳流民，形成巨大的地方势力集团，都有过高的容忍度，换句话说就是没当回事。
尤其是文字狱，因为清朝有，很多人就以为元朝也有，其实钱穆先生就专门考证过明初文人的诗集、文集，发现明初知识分子普遍怀念元代的文化氛围，认为更加宽松，事实也是如此，元朝确实没有文字狱……
另一方面，就是对于民间底层传播的“民间宗教”势力，元朝政府也是听之任之，因为元朝本身就是一个信仰宽容，甚至可以说混乱的时代。
最终在短时间内给予元朝统治重击的，恰恰是这些一时间能够啸聚十万的民间组织形式。
对比一下明朝对于“妖言”的重视，对于明确具有反抗意向的民间宗教的镇压，就能看得出来，元朝何止是“宽”，简直是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
而明太祖上台之后，一改元朝对于地方势力的优抚、对知识分子的宽容，以及对民间的放纵，几乎是毫不手软地打击，能杀则杀，能迁则迁，能拆则拆，彻底扭转了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轨迹，进入万劫不复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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