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见坤
孔子删定六经之后，七十子及其后学迭有传述，最著名的莫过于子夏。然而此时的这种学问是我们所说的经学吗？这是值得思考的。
孟子那句有名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透露出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当时的儒者对于六经，还是将它视作先王之道的一个承载者，而不是不可怀疑的圣典。因而孟子才会这么说，后来的荀子也说要“隆礼乐而杀诗书”，这是后儒，至少汉唐诸儒所不敢言的（宋儒所兴起的“疑经”是另一回事，我们日后再说）。
因此，这一时期，我们只能称之为诸儒“传经”，而不能说是有经学。
自幽王失国，犬戎入寇，关西宗周故地遂为蛮族所据，东西之间在文化、制度、经济等方面差异渐渐增大。其后秦穆公独霸西戎，秦孝公又用商鞅变法，大变周礼而自成秦制，关东诸国遂视秦为虎狼。
这个“虎狼”除了对于秦制的反感，以及对秦国军事力量的畏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关东诸国在文化与风俗上同秦国大相径庭。然而，最终虎狼之秦攻灭关东诸国，一统天下。而在疆域的统一之后，秦始皇又开始了对于制度及文化的统一。
制度的统一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而文化的统一就非常之艰难。
现在教科书对于秦始皇统一文化的介绍，基本就是统一文字与度量衡。然而秦始皇绝不会满足于此，在琅琊石刻中，他就明确说要“匡饬风俗”，之后又在芝罘刻石中说要“黔首改化，远迩同度”，换言之，他要以秦人的文化与生活方式来改造关东诸国（大司马按：亦即把关东人变成秦人那样的会说话的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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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虫族无脑丧尸口水兵
睡虎地秦简《语书》中写道：“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说明秦在统一过程中，在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将这种借由法令和行政手段强制“移风易俗”作为地方官员的主要任务之一了。
可以说，秦朝的文化统一，是通过强硬的的集权专制手段来残酷地推行相关政策，发展到极致，便有了焚书坑儒的惨剧。
焚书坑儒的实质，是要完全地消灭关东诸国的文化，将秦文化作为全国统一文化的主体。战国时代的文化体制自然被否定，私学绝迹，文化成为政治军事的附属。
秦朝的这种激进而残酷的文化统一与思想控制，自然激起了关东诸国的强烈不满。于是，在其后的反秦起义中孔子的后裔孔鲋携带着礼器投奔陈胜，成为其博士，也就毫不奇怪了。
秦始皇虽然焚书坑儒，试图灭绝关东诸国旧有文化，然而，由于秦文化本身的落后于简陋，实在难以肩负其统一大帝国文化主体的任务，因此在秦宫廷中依然保留了不少传经儒者。
陈胜起兵之后，秦二世曾经召集博士儒生前来讨论，《史记·叔孙通传》中说：“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 `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
值得注意的不光是秦二世召集来的这些博士和儒生的身份，更重要的是，这群博士们的立论依据乃是《公羊传》中的“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史籍中最早的一次经义论政。然而他却没有发生在崇儒的汉朝，而发生在了反儒的秦朝。
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就出现了，一方面是“偶语《诗》、《书》、百家语者弃市”，另一方面却是朝廷中引《春秋公羊传》而议政。
如果说，这是因为博士所掌的诗书诸子不在焚禁之列，《史记·儒林列传》却又明言，当时治《尚书》的博士伏生因为“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于是，又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博士不得不壁藏《尚书》，另一方面，博士却可以在廷议中昌言《春秋》。
从这种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出，秦人在不得不借助关东诸国旧文化的时候，是经过谨慎选择的。《春秋公羊传》所讲的的“大一统”“一王大法”是他们所乐于接受的，而《尚书》所讲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则就必须要销毁。
可以说，秦朝虽然在民间禁绝一切关东诸国的旧文化，但在官方学术的层面，对六经却是有所选择的部分接受了。
秦朝很快就被推翻，继之而起的汉朝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不得不休养生息，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虽然《挟书律》直到惠帝的时候才被正式废除，但在此之前，齐鲁等地的儒者们已经恢复了礼乐的演习和经书的传授。
而此时所恢复的，自然还是传经而没有形成经学。虽然文帝时曾经遣晁错前往伏生处学习《尚书》，然而这只不过是朝廷在征求古籍。文帝本人好刑名之学，虽然赏识儒学出身的贾谊，但并没有推崇儒学的意图。
此时，朝廷博士中，只有申公、韩婴以《诗》被立为博士，其他诸经无此待遇。虽然据赵岐所说，文帝时《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也被列为博士，但基本可以认定这四者是与诸子同列，并非对于儒家有特殊的照顾。况且这四者当时也不在“经”的范围之内。
此后，景帝时胡毋生以《春秋》被列为博士，然而五经全部得以列于博士，要到武帝建元五年春。此后，又经公孙弘于元朔五年提出设立博士弟子员额，并从中选拔官吏，得到武帝的认可，至此汉代的博士制度才完全确立。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六经（实际只有五经），成为了不可怀疑的圣典，先儒的解说成了代代承袭的家法，经学才可以说是正式的诞生了。
武帝所立，即所谓五经博士，包括欧阳《尚书》、杨氏《易》、后氏《礼》、公羊《春秋》，及齐、韩、鲁三家《诗》，一共七家。此后历代有所增益，经宣帝增入穀梁《春秋》、大小夏侯《尚书》等五家，是为黄龙十二博士，至光武帝时又增入两家，是为建武十四博士而定型，此后未再有所增损。
当时历经秦火，五经或由秘藏，或出记诵，都需要写定文本，而所用文字自然是汉代的隶书，于是这一批经书便被称作今文经。而同时，民间又有各种秦火之前的经书简册被发现，或献于朝廷，或献于诸侯，因为其文字皆系秦以前的六国文字，汉人多已难识，故被称作古文经。
然而，这时还只有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区别，并没有今文学与古文学的对立。古文学的出现要等到西汉后期，可以说，西汉经学都是今文学。然而今文学本身也是有区别的，这就是所谓的齐学与鲁学。
齐鲁学的问题，前人所说的已经相当多了，台湾江乾益先生的《前汉五经齐鲁学智形成及其影响》一书更可以说是到了巨细不遗的地步。齐鲁学的基本区别，齐学驳杂但宏阔，鲁学谨严却保守也无需我多说。
我想提醒大家的一点是，齐鲁学在西汉经历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化过程，即由汉初到武帝，齐学渐兴而鲁学见黜，武帝一朝，齐学可谓达到鼎盛。而以宣帝立《穀梁春秋》为标志，齐学渐衰而鲁学有复兴之势。
这其中有什么玄妙，我们下一篇文章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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