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王华东
蔡元培先生的“索隐”，被胡适贬为“猜笨谜”，但蔡先生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赞成胡适以《红楼梦》为曹雪芹自述生平之说。蔡先生主张并强调“以多歧为贵，不取苟同”。然而，多少年来，胡适的“考证”逐渐占了上风，似乎“索隐”已经“声名狼藉”，致使有的已经创立了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的红学新说之人，也生怕别人把自己的研究方法说成“索隐”。
近日看了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郭豫适老先生的著作《半砖园斋论红学索隐派》，全书都是批判索隐派的。书中虽然否定了胡适的“家事说”，但是仍然认为《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认为“曹雪芹卒于1763年或1764年”。他罗列评价了百年来的多部“索隐派”作品，完全否定了索隐的价值，统统说成“牵强附会”。注意，此书是2016年出版的，说明郭教授至今坚持这样的观点。而据我了解，多位红学大家对“索隐”早就提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我认为有必要说说这个问题。
首先来看看俞平伯先生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是俞平伯1986年底赴香港讲学的演说稿（见《俞平伯论红楼梦》p1141）。他认为，索隐、自传说两派两者之间有“联系与共通之处”，但他们都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资料这一点却是完全相同。只是蔡元培把它当作政治的野史，而胡适把它看成是一姓的家传。
分歧是：一、研究方向相反，也就是切入点不同。二、所用方法不同，“自传说，标榜自己的方法最为科学，他们的说法也不够严谨。”三、对作者问题看法之异。他说：“曹雪芹从来就没说过是他自己独写《红楼梦》！”“那些假讬的人名，也未必毫无含义。……这么多人，到底是谁写《红楼梦》？依我个人之见，《红楼梦》的完成，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它凝聚着许多人的心血。”
再来看看近些年红学家对“索隐”的说法。2014年6月，钟云霄女士出版了《揭秘红楼梦背后的历史玄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王湜华先生为此写了序。序文中说：“说到《石头记索隐》，当年蔡元培先生刚发表此作，即遭到胡适'猜笨谜’的讥讽，不久蔡先生虽也曾作答，而后来忙于别事，就顾不上为《石头记》这部小说而牵扯更多的精力，从此似乎就不了了之了。但索隐《红楼梦》决不是简单的猜笨谜。事事都去对号入座，当然会出偏差，也确实没这必要，而再说考证派的考证，贾府的个个人物都想与曹家对上，岂不也十分的笨！如真的都能对上，那还叫小说吗？所以考证派也往往会钻牛角尖，与猜笨谜也无太大的区别。”
2015年12月，在北京什刹海书院隆重召开了张志坚新著《另解红楼梦》研讨会，中国红学会秘书长、艺术学博士孙伟科先生到场讲了话，他说：“有人说索隐派声名狼藉没有价值，但是他们打开了红楼梦的历史年代、政治环境。” 著名老红学家和版本收藏家杜春耕先生说；“许多人，对索隐派不相信，局部的索隐是有道理的。”
钟云霄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清初的曹寅等人，张志坚认为：“《红楼梦》要告诉后人的是国事，而不是家事；是封建王朝家天下带给许多官员的终身悲哀与不幸！是明末清初三次大的改朝换代期间次生出来的人间悲剧！”面对两位持明末清初观点的索隐派，这几位红学家对索隐派的贡献，作了一些肯定。这不代表他们赞成索隐派，更多的则是对索隐方法的容忍。早先的红坛，只要一提起索隐派，“伪学”、“沉渣泛起”、“死灰复燃”等等高帽大棒就满天飞，相比之下，似乎是从长期的否定风中吹出一丝新风。
然而，郭豫适教授的文章中，对索隐仍然是全面否定的态度，而且有他的一套理论，有必要逐条来分析分析。他首先认为，索隐的方法是“非科学性质和非科学倾向”。胡适标榜自己的方法是最科学的方法，说蔡元培的方法是“猜笨谜”，郭教授也说“非科学”。那么，什么是“科学的”呢？从网上得到这样的解释：“科学方法是认识自然或获得科学知识的程序或过程。从总体上看，科学方法不外三大部类：经验方法、理性方法、臻美方法。”我们一般听得最多的是：科学是可以重复验证的。放到文化艺术门类的小说《红楼梦》的研究上，考证和索隐怎么来判断是否科学呢？郭教授也说：“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考证家有时未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考证过程及其结论会有失误，但以考证方法所得的结论无论是对是错，一般地说是可以验证的。”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验证”。考证派认为书中的增删者曹雪芹就是敦诚敦敏诗集中的曹霑（号雪芹），认为这个曹雪芹就是作者，这能验证吗？这个曹雪芹有什么才能写出如此水平的巨著，他和评书的松斋、绮园等人有什么联系？又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考证了那么多年也没有找到与曹天佑有任何关系。郭教授否定了胡适考证出的“曹雪芹家事说”，但是认为“曹雪芹卒于1763年或1764年”，这难道能验证吗？考证派按照曹雪芹的卒年推出其生年是1715年或1724年，这个验证准确吗？还有，曹雪芹是什么时间从南京来到北京的？到北京以后做了什么？上过学吗？跟敦诚、敦敏那样熟悉，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死的时候在北京西郊？何时、什么原因促使曹雪芹要到北京西郊去住？曹雪芹具体住在哪里？这些都无法验证，这怎么谈得上“科学”？
真理是需要通过各种不同观点交锋，方能走向完善，而单一的学术往往走向片面。看现在，主流红学的某些重要人物，至今还在强调“曹雪芹的作者地位不可动摇”。胡适的考证，美其名曰用可靠的版本和可靠的材料，考定著者，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等等，但问题是胡适找到的那些材料并不可靠，因此胡适的考证并不是科学的考证。明明书中所列出的多名作者、增删者、评批者都是化名，却认定曹雪芹是真人名！何况书中的曹雪芹如果是姓曹字雪芹，那跟曹霑的号雪芹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可能是同名同姓之人！这是真正的牵强附会，真正的冒名顶替。就好像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衣》，小孩子都看得出来的东西，大人物装作不明白。
而索隐就不一样，索隐派以《红楼梦》文本为根据，发现文本中有大量乾隆朝不可能有的内容，而多处描述明末清初特有的现象，因此提出本书创作于明末清初这一观点。如书中多处提到“末世”，这只能是明清换代的末世。而考证派把创作年代定在乾隆时期，在乾隆朝怎么会把“末世”二字常提起，因为那已经进入“盛世”了，这就无法“验证”那是末世了。于是有人用近现代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理论，辩称是封建主义的末世。这种现代文学批评方法看似“科学”，实际牛头不对马嘴，强词夺理。
书中还有很多例子，如贾宝玉为什么指责“文死谏，武死战”，贾探春为什么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因为这是对明亡的反思。贾宝玉为什么说“除明明德外无书”，又把追求功名的人说成“禄蠹”；为什么有家养戏班，而且演出《牡丹亭》《西厢记》等等乾隆时期的禁演剧目；贾宝玉为什么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作者为什么要说“地陷东南”“无才补天”？……这都是明末清初的特有现象，乾隆朝是不可能有的。这也证明了蔡元培先生 “吊明之亡，揭清之失” 的论断是有根据的，索隐派的这一重要论点是可以证明这正是作者隐藏的真意。回头来看孙伟科和王湜华先生说的“（索隐派）打开了红楼梦的历史年代、政治环境”，“重大关键之处被索引出来，确是十分精辟的。”也证明了索隐派提出“明末清初”的论点，否定乾隆朝的曹雪芹是完全必要的，是在红学领域的正本清源。
郭教授说：（索隐派）“他们在论证过程中，其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和走向是从结论到材料……他们的结论往往是主观猜想的产物。”从以上所举的那些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恰恰相反，索隐派是看到书中有“末世”“禄蠹”“家养戏班”“剧目”等等与乾隆朝无关的内容，才进一步证明《红楼梦》创作于明末清初。并不是结论在前，材料在后！索隐派是在书中找材料，并进行必要的考证；考证派往往到书外去找材料，证明自己的“大胆设想”，而“求证”往往很不小心。要找出小说的作者，用考证方法，如果找对了，可以称得上科学。但是，考证派把西山的“曹雪芹”与书中的“曹雪芹”等同起来，找错了人，就不科学！不是方法不科学，而是考证出的人与小说的本事根本对不上。不是方法问题，而是方法用错了地方。因此，考证派考证出的曹雪芹是不科学的。索隐是把文本描写情节与历史上的本事对照，看看是不是作者所指的“真事”。如“地陷东南”与“清兵南下”，有某种相似，是“清兵南下”的隐喻。隐喻属文学方法，索隐的方法，不是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科学方法”，不是科学不科学的问题，而是合适不合适的问题。考证作者和索隐情节本来都是必要的，可以同时进行的；胡适取笑索隐，以考证方法取代其他方法，而且又考证错了，使“新红学”走错了方向。因此晚年的俞平伯会痛心疾首地说：“我看红学这个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
————————————————————
校对： 至真斋主 编辑：潇湘夜雨
深度解读，高屋建瓴。吴氏红学，高端学术。知识的盛宴，智慧的光芒。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