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国对流寇的态度，从杨鹤的抚谈起
　　
　　泪痕春雨
　　
　　流寇在天启末年，就已在西北出现了。出现流寇的原因比较复杂，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自然灾害。
　　
　　崇祯当皇帝后，如何解决流寇的问题，自然渐渐浮上日程。
　　
　　如何解决呢？无非两种方法，一种是剿，一种是抚。但是，无论剿与抚，都也不是空口白牙就能实现的。
　　
　　因为，剿灭流寇，那是需要大规模调动军队的；大规模调动军队那是需要大笔军费。比如，辽东需要大规模调动军队，于是就有了传说中的辽饷；如果西北也需要大规模调动军队，自然也会产生新名目的赋税。问题是，谁也知道，加税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
　　
　　当然了，用抚也是需要银子的。因为，抚的方法无非两种。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政府扩大征兵规模；换而言之，直接把流寇改编成一枝新的军队。而大多数农民变成流寇，无非是因为吃不饱饭了，如果有机会吃粮当兵，绝大多数流寇，自然也是愿意当兵的。这样一来，流寇问题自然就算解决了。
　　
　　问题是，流寇变成正规军后，相应的军费谁出？还得政府出！现在的政府，早已让银子弄怕了，哪敢这样思考问题呢？
　　
　　再退而求其次，就是作好赈灾工作。问题是，相应的费用哪里来？
　　
　　现在的明帝国，已让银子弄怕了。总而言之，说起什么事，也是和银子说话。但是，帝国政府就是缺这种东西。
　　
　　所以，面对愈演愈烈的流寇；政府官员还是老样子，除了扯淡，就是扯淡。他们所提的建议，都是一种伟大的建议。解决流寇问题很简单啊，只要保证西北人民，天天有三碗肉粥，肯定啥问题也解决了。问题是，这三碗肉粥从哪里来，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当然了，皇帝觉得，只要官僚、政客们发扬点风格，这肉粥马上就可以变出来。因为，据可靠的小道消息，官僚、政客家里的银子，都是多的用也用不了。
　　
　　当然了，官员觉得，只要皇帝发扬点风格，这肉粥马上就可以变出来。因为，据说皇帝的私户钱拿出来，历史早就改写了。
　　
　　问题是，谁也不想发扬风格。既然谁也不想发扬风格，西北的流寇危机，怎样解决呢？
　　
　　当然了，据普遍老百姓的理解，政府家大业大，随便拔根腿毛，也够西北人民天天有肉粥吃了。问题是，皇帝每天看到的都是财政赤字。
　　
　　当然了，再用收辽饷的逻辑去想问题。帝国是一个大家庭，有着近亿人口，大家吃饭时，一顿省上三五粒米；一年只要捐上三两斤米，就可以为西北灾民筹集上亿斤米。有这样一大笔银子，自然可以让西北人安居乐业，所谓的流寇危机，自然马上就可以解决。问题是，这种观点从理论上，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理论是苍白的，现实是残酷的。
　　
　　面对西北流寇的兴起，帝国上下一片喧哗；但谁敢自告奋勇去西北解决这个问题呢？显然是没有的！
　　
　　因为去干这种事，那干好的机会实在太少了，而干砸锅的机会实在太多了。大明帝国官员都是明白人，至于东林党员，就更是明白人了。所以，谁会争着去干这种事呢？［注1］
　　
　　面对面西北流寇的兴起，帝国上下一片哗然；西北总督武之望突然死亡，更是给大明帝国官员来了一次大考验。大明帝国的官员，显然是经不起这种考验的；在争夺权力时、在没事扯淡时，官员们都是忧国忧民的、为国为民的、慷慨激昂的，但一遇到麻烦事，大家马上全闪到一边去了。
　　
　　而杨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大家推出来当西北总督的。
　　
　　杨鹤也没有想过要谋求这个职务；只可惜他的某些言论，得罪了整个官僚集团。于是大家就一致推荐杨鹤去干这种倒霉的差事。［注2］
　　
　　因为，帝国政府并没有给杨鹤准大笔赈灾的白银；而杨鹤也无法从西北筹出一大笔赈灾用的白银。所以，杨鹤的抚，其实就纵容流寇的叛乱。
　　
　　杨鹤对西北的“抚”，只是对流寇报以放纵。换而言之，杨鹤报着极度理解的态度对待流寇，只要流寇愿意投降，马上赦免全部罪行。
　　
　　这种态度，实际上无异于鼓励流寇的兴起。因为流寇只要对政府表示一下悔过，马上就可以赦免所有罪行。这种做法，只会使人们叛乱的代价降到最低！
　　
　　这种解决流寇的方法，如果把政治当童话去看，自然是一种非常值得称道的方式；问题是：政治根本不是童话。流寇并不会因为政府这种宽容而减少，相反只会因为这种宽容而更增多。因为在这种背景下，叛乱的代价将降到最低点；它的结果，其实只会让叛乱更无可抑制。
　　
　　地方叛乱的主要基础是；饥民、难民、逃卒、溃卒；因为这种基础存在，各种不安份的人才能如鱼得水、兴风作浪。失去这种基础，哪个人敢公然挑战政府呢？
　　
　　杨鹤的主抚，并没有任何错误；事实上我们翻翻历史书，历史书就是这样谆谆教导后人的。因为叛乱的原因是非常清楚的，是天灾人祸把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才造成的；政府应该理解他们，更有义务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但是，政治表面上是空洞的说教、规则；实际上永远都是写满了“利益”两个字。
　　
　　西北的叛乱原因非常清楚，是天灾人祸把百姓逼得走投无路造成的。那如何去解决它呢？是人祸，主管官员需要清除它；是天灾，主管官员应筹集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它！
　　
　　所谓的人祸，无非就是当地官员的贪污、腐败；无非就是土豪缙绅的扩张。对此，杨鹤有能力管吗？
　　
　　所谓人祸，通常就是社会固有的赈灾系统，被各种利益集团挖空了。杨鹤有能力恢复它吗？破坏赈灾系统的利益群体，杨鹤能报以惩罚吗（让他们出钱赈灾赎罪）。
　　
　　就算全是天灾。杨鹤组织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出钱出力应对难关，杨鹤有能力做到吗？
　　
　　显然，要做这一切时；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这些主张，都是损害强势群体利益的行为；杨鹤绝没有这种能力。杨鹤只能给流寇一些最优待的、最宽容的条件让他们放下武器。
　　
　　这种政策，实际上是明着欺负不敢造反的老百姓！因为官员贪污、土豪劣绅欺负人、甚至流寇造反，政府都报以宽容，绝不追究；这叫什么事？！
　　
　　当坏人、干犯法的事就这样有理？当一个安份守法的百姓，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权利呢？政府除了说几句空洞的安慰的话外，什么也不能给予？
　　
　　政治表面上空洞的说教、规则；实际上都写满了“利益”两个字！用“抚”平定西北的叛乱，他需要损害西北普遍强势群体的既得利益（再往大了说，需要皇帝损害整个帝国强势群体的利益）。官员的贪污、腐败，土豪缙绅的扩张，这需要依法打击；更得让他们出钱、出力共同应对天灾。这说来简单，做起来却难到了极点。
　　
　　杨鹤自然没有这种勇气强烈打击官员、土豪、缙绅们危害社会的行为，也更没有能力让这些强势群体拿钱出来赈灾了。既然如此，那所谓的“抚”岂非成了毫无基础的事？
　　
　　帝国一片混乱的原因，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帝国的律法都是一张张废纸；当然主要是指针对强势利益群体的律法！而帝国从来也不敢拿这些律法，去要求这些强势利益群体。
　　
　　军队的贪冒军费；官员贪污；士豪缙绅扩张；帝国的律法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面对这种人祸，杨鹤自然没有力量抑制；甚至想也不敢多想。因为，皇帝都让大家玩的跟个傻子一样，杨鹤就更不用说了。
　　
　　对于天灾（赈灾）呢？那也是需要大笔白银的事，绝不是空口白牙讲一通政治报告就能解决的事。这笔钱如何筹集呢？从地方上筹集，杨鹤自然无力筹集，因为筹集实在等于变相侵蚀强势群体的利益；杨鹤根本无力筹集出一笔钱应对这场危机。
　　
　　最终杨鹤也只能用官僚的方法应对；那就是试图招抚几股流寇应付差事，虽然他也知道招抚几股流寇对于西北危机而言于事无补，但杨鹤已没有办法了；虽然杨鹤也知道，接受投降的流寇能够安分守己的可靠性并不大；但杨鹤也没有办法了。
　　
　　因为招抚几股流寇，至少还可以拿出一些“政绩”向皇帝交待。但这种“政绩”对于解决西北流寇问题，实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最终杨鹤也只能使出所有官僚百用不爽的方法；那就是“请皇帝发放内帑吧”；这一招一旦使出，那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因为皇帝如果不拿内帑，那事情解决不了就是皇帝的责任了；至少从舆论上是如此的。兵部官员喜欢用这一招，户部官员也喜欢用这一招，前方统帅也喜欢用这一招，内阁大臣也喜欢用这一招；虽然他们都也知道这一招并没有多大的用处，但是，这一招一旦使出，就把自己的责任推卸掉了；因为这样一来至少给所有的人们造成一种假象，那就是问题之所以解决不了，就是皇帝不拿内帑造成的。
　　
　　这就内帑后来变得越来越神秘的原因。
　　
　　杨鹤到西北到底干了点什么值得称道的实事呢？
　　
　　我们从历史上实在看不到一点（如果对流寇报以绝对的宽容，能称得上是干实事，那自然另当别论）；当然了，因为他后来也懂得“请用内帑”这一招，所以人们都也不会太在意这一点；人们只会认为是皇帝不愿意发内帑造成西北危机无可挽回。
　　
　　皇帝不发内帑，自然有他的责任；但杨鹤在西北到底干了点什么事，则是他的责任？两者根本不能混谈。所有请用内帑的官员，如果他们尽力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那我们自然无需谴责他们，如果面对自己的职责什么事也不多干，就知道请内帑，那所谓的请内帑，岂非纯粹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方法？
　　
　　明末官员面对巨大的既利益集团；他们谁也是表示无可奈何；无论他们最初怎样指责朝庭，无论怎样标榜自己的的了不起；他们一旦登上政坛，最终也只有服从官僚集团的游戏规则；总而言之多发些大义凛然的议论，少干点实事；遇到麻烦事绝不多招惹；绝不得罪人（当然了为争权夺利时例外）；如果接管具体的、比较麻烦的事，你就没事“请用内帑”；这样可以把责任推给皇帝了；就是那些所谓的东林党，有几个人不是这种样子呢？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帝国政府的危机永远毫无转机；因为大家都是在混饭吃，谁真办点实事呢？
　　
　　杨鹤到西北不过是其中之一的例子罢了。
　　
　　我无意苛责杨鹤，因为放你我到西北，恐怕也只有如此；除非你有勇气直对官员、土豪缙绅的贪婪，并对此做出毫不留情的打击；除非你有勇气挖掘西北的各种经济资源（这些经济资源普遍都在什么地方，你可以想一下）去应对天灾。如果你无力做这一切，那你又该如何解决西北的危机呢？
　　
　　用内帑、向中央政府求助，并没有错；因为明末西北危机，绝不是调动西北人力、物力就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你自己在本职之内什么实质性的事也没有干，却把一切都寄托于内帑之上、中央政府拨款之上，这本身就是官僚的行为；因为你这等于推卸了自己的全部责任。
　　
　　皇帝推卸自己责任的方式，就是重用某个大臣，让他全权负责某些具体的问题；当然了，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就是这个大臣的失职了；与他这个皇帝无关了。
　　
　　大臣们推卸自己责任的方式，就是开口闭口请皇帝发内帑、或拨款；当然了，如果皇帝不发内帑、拨不下款，那事情解决不了自然是皇帝的责任了；与他这个主管官员无关了。
　　
　　大明帝国皇帝也好，官员也好；实际上都是用官僚态度应对帝国危机的。
　　
　　杨鹤的“抚”；是最具明帝国后期特色的官场行为。虽然政治写满了“利益”两个字；但大家都是回避这两个字。解决帝国的危机，那注定会触犯某些利益群体利益的；但帝国政府永远回避这个事实。
　　
　　贵族、上层太监、官员、地主、缙绅的既得利益自然是不能触犯的；在这种背景下，杨鹤靠什么解决西北流寇问题呢？那自然只能是给流寇们讲一大通政治报告，告诉他们放下武器后，帝国政府会解决他们的一切困难。但？这绝不是一通政治报告能解决的事，因为这是需要大笔白银、粮食做后盾的，如果没有这种后盾，那杨鹤许下的话都不过是根本兑现不了谎言罢了。问题是：这些银子、这些粮食从哪里来呢？你想从谁家里往出拿这种东西，他们也会跟你急的、跟你哭穷的。
　　
　　杨鹤的失败，终于让帝国断绝了这种幻想。
　　
　　解决帝国危机，那注定是会触犯某些利益群体利益的；如果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不能触犯，那就只能触犯最底层百姓的利益了。
　　
　　于是帝国发出最响亮的呼喊：乱者必斩！主剿的战略终于成为帝国应付西北危机的主要战略了。总而言之，底层的利益群体你得无条件的服从帝国的既有秩序，无论这既有秩序带给你的是什么？
　　
　　帝国的社会矛盾终于无可调合了，帝国政府也放弃了试图调和的努力了。面对造反作乱的百姓，多造几门大炮、多练几万兵，什么都有了！但结果终于是，流寇越来越多；面对这种局面，帝国政府也满怀信心的认为，只要我们再加把劲、再做得巧妙些，就可以把这流寇危机给解决了！
　　
　　在利益面前是没有温情可言的；当然了在利益面前，人们也是没有理智可言的。
　　
　　［注1］：“明年，总督武之望死。久之，廷臣莫肯往之，群推鹤。”（《明史、杨鹤传》）
　　
　　［注2］：杨鹤所说的培养小民元气、封疆元气、士大夫元气，并非泛泛之谈，而是针对某些高官胸腑间一片杀机，逞一时之快而发的。朱由检领悟到这层用意，在奏疏上批示“培养元气，今日要务”，表示赞许。但是掌权的阁部大僚却以为：“这学问用不得。”培养元气还不是时候，决意把不随潮流、独抒己见的杨鹤排挤出中央政府。这就是吏部会推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的背景。（樊树志《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