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站内主题＃编辑推荐＃
十五言编辑团队主编
方寸间的精致工巧，破解了日月星辰运行的天机，让人可以在自己的手腕上注视时间的流逝。不难想见，这样的玩意在中国的富贵闲人中间多么受欢迎。
钟表和中国宫廷
科技和艺术往往先于宗教和意识形态到达。或许科技和艺术的开放性和流通性更强，无论如何都不嫌多，而每个文化中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本来已经过分拥挤，要说服当地人腾出空间给外来者，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功夫。在高度集权的中国，最重要的是获得统治者的首肯。于是，钟表这小玩意也就成了传教士疏通关系的理想选择。1600年,利玛窦通过各种关系成功地将贡品送到明万历帝面前。其中最令皇帝着迷的是自鸣钟。这种精致的机械三百年里都俘获了历代皇帝。清宫养心殿造办处甚至专门设立了一个做钟处。而这位手段灵活的传教士也得偿所愿，被准许在中国土地上建造第一座教堂。利玛窦特意在教堂墙上挂上钟表，这只钟表就像一个活物，自走自鸣，当地民众纷纷前来围观,轰动一时。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生活多年，1640年回欧洲后，写了一本《旅游记》，其中记载:“他们(中国人〕最欣赏的工艺品是齿轮钟。他们现在已经造得很好了。可以摆在桌子上。如果出和我们一样的价格，他们可以造出最小的。”
到了清朝，包括皇帝在内的上层社会对钟表的需求量日益增大，钟表制造也成为清代手工业中独特的一行，出现在全国各地。康熙皇帝在内府创设自鸣钟处，倡导学习西洋钟表轮环、发条等机械原理，并将先祖遗留的废旧钟表“书行修理，使之皆准”。王子们也“皆得自鸣钟十数，以为玩器”。自乾隆继位后，通过和欧洲尤其是英国的贸易，流传到中国的钟表更多，据说每年约有几千只。外国使节和传教士都知道中国皇帝喜爱钟表，便投其所好，用大量精美的钟表来换取在华的利益。因此，故宫的馆藏中也还有不少钟表。
作为一个动不动就把玉玺盖在古代书画正中央的皇帝，你稍微想想也知道乾隆在位的时候会怎样处置清宫的钟表了。乾隆经常下旨把这些钟表改造得面目全非，把玳瑁的表壳换成髹漆的，又把珐琅的换成玳瑁的，其间不断就细节问题做出各种指示，制定材料，颜色和工艺，更有创意的是，他还下旨把表壳做成鼻烟壶、带头、簪子之类的东西。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六月初六，传旨将一件珐琅镶金刚石表的珐琅盒套底部拆下做带头一件，侧面拆下做簪子。最终这件表套做成了一件金带头，一支嵌金刚石火焰簪、一对金刚石累丝花束。这种随心所欲的改造，让后人在辨别这些钟表产地时莫衷一是。此外他曾拆掉一个西洋钟，把镶画片玻璃心紫檀木钟壳做成桌灯为皇太后祝寿；还有一次拆掉了23件钟表，熔化成铜铸成佛像。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到五十三年(1788年)，共拆毁一百多件钟表，熔化得铜上万斤，成造21尊佛像。这些物件中的一些，通过后来八国联军的野蛮掠夺，辗转回到故园。末代皇帝溥仪也对西洋表着迷，他年仅三岁就登基，清宫中的钟表，成为他在禁宫中难得的玩具和伙伴。据说是受到洋老师庄士敦的影响，收藏了大量珍贵的西洋表。但随着境遇改变，这些表对他来说更多地意味着金钱。在被迫交出皇权后，他曾多次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将故宫里的西洋表偷运出来幻想作为日后复辟的经费。沦为阶下囚之后，也曾以随身携带的怀表贿赂守卫。
中国市场表
瑞士的众多制表品牌对中国市场的青睐由来已久。他们早在一两百年前就推出了迎合中国市场口味的表款。安帝古伦钟表拍卖行的前总裁Osvaldo Patrizzi所撰写的《日内瓦钟表匠大辞典》中这样写到：“18世纪中国市场兴起，是成就瑞士钟表业的一个重要支柱。最早一批瑞士钟表是在康熙年间由英国商人带入广东，当时还只是他们和伊斯坦布尔钟表贸易的延伸，并非刻意为之。18世纪末，英国开始向中国出口钟表，其中大部分是在日内瓦制作，同时瑞士也有了自己的贸易路线。他们都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富足而稳定的大市场。大约在19世纪初，瑞士钟表匠开始主动迎合中国市场的口味，对中国人的价值需求、审美偏好都尽力满足，最终形成了一种风格——中国市场表。”
我们常见的古董“中国市场表”是这样的：外观的表壳设计多数为圆形；表壳的材料一般采用黄金、白银或铜镀金；常常采用了手工雕刻和鎏金装饰；表面时钟刻度多采用罗马数字，也有些采用表示中国时辰的汉字；表壳上通常是不同主题的珐琅彩绘画，人物、花卉、鸟兽等，在表壳的边缘镶嵌上珍珠或宝石，而机芯通常是“大八件”。所谓“八大件” 指的是中国市场上常见的一种机芯，机芯由八大部分组件构成，在白色珐琅表面上通常有一支中心大秒针，有的秒针因特殊机构还能够每一秒钟跳一格，表壳造型和机芯排列具有类似的形制。这些钟表无论是工艺、造型，还是雕刻、装饰，都体现了18世纪至20世纪初钟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同时具有浓郁的东方趣味与文化意象。如果是当时著名珐琅绘画师的彩绘珐琅作品就更是不可多得的精品。近年来在国际拍卖市场上，这些钟表的价格屡屡翻新。
Bovet 播威表
那个时代在中国市场运作最成功的莫过于播威（Bovet）表。19世纪初，正是大英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伦敦是西方的贸易中心。拥有制表传统的瑞士和作为经济霸主且工业发达的英国在这个行业平分秋色。出身于瑞士制表区弗勒里耶（Fleurier）制表世家的Edouard Bovet，辗转从伦敦来到广州，并于1822年（清道光年间），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播威表拥有李鸿章这样显赫的主顾，更为大清宫廷供应钟表。故宫里有钟表馆，播威表常驻其中。上行下效，Bovet在当时的译名“播喴”成为钟表的代名词。
为了迎合中国市场，Bovet的表面经常是搪瓷彩绘的欧洲人物、花鸟或者风景，或者镂空，凸现内部精细的机械，因为精密的机械运动对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很吸引。中国人认为双数比较吉利，于是Bovet表常常是成对出售。有这样的渊源，直至今天，Bovet仍经常推出景泰蓝镶嵌珍珠母贝或者搪瓷彩绘表面的古典表。清朝王室贵族宠爱的彩绘艺术无论在古代或是现代都一直深受中国人喜爱。
奢侈钟表的时间周期
奢侈钟表业，尤其是瑞士表的景气和萧条，和中国的缘分深远，还远不止前面说的那些。
（根据@李慕白 的建议，配上了雅典天文「时计三部曲」的图片。时计三部曲共有三只表，分别为哥白尼运行仪腕表、伽利略星盘腕表、克卜勒腕表。除了向昔日的科学家致敬，更是将他们的理论微缩于腕表当中。哥白尼发明宇宙以太阳为中心的天体运行理论，这块哥白尼表可以显示各大行星轨迹；伽利略以自制望远镜证明哥白尼的理论，这块伽利略表可显示天象太阳、月亮、星辰的位置，亦可显示日出、日落、月圆、月缺、日月蚀，以及月、日及星期的资料。克卜勒发现行星以椭圆形轨道运行的现象，这块克卜勒表可以显示出日光的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移动，以及各地日出与日落的正确时间。且这一切计算，并非通过石英或电子功能完成，而仅靠机械表芯的设计与运行。作者注。）?
除了在中国市场上做得风生水起的播威表，在1805年，江诗丹顿钟表也出现在广州。而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也早在1870年便来到了中国。到19世纪中叶，瑞士的传统制表区Fleurier的钟表几乎以中国市场为生。除了瑞士表，法国表和美国表也大量涌入中国。即使在鸦片战争前夜，中国人仍然是钟表这种奢侈品的大买家。
站在世界表业金字塔顶端的瑞士高档钟表也有过不得志的时期。1970年代，日本为代表的石英手表对瑞士手表工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各国的钟表行业都转向电子计时技术，似乎只有瑞士钟表业没有搭上这班车，似乎全面衰退，而在这段时间，中国自己也经历着各种折腾，没有闲钱和闲心来玩赏高档钟表。
到了1980年代，机械表再次开始作为奢侈品和收藏品受到市场的认可直至追捧，而中国的经济也几乎同时开始起跑，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这些人后来从瑞士买了很多高档表。
伯爵Emperador手表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之间金钱和权势的天平悄然倾斜，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实力GDP含金量究竟几何姑且不论，但中国买家对于国外奢侈品的消费能力有目共睹。于是，各大钟表厂商又开始揣摩中国买家的喜好，把中国元素融入设计当中。复古的设计，放大表背的浮雕纪念图案和LOGO，推出更多限量版，经典复刻版，尽量使用“8”这个数字，使用贵金属，更多地使用黄金，玫瑰金这些适合华人肤色和偏好的暖色，而不是西方常用的银色系……各大手表品牌的这些做法，无一不是因为“中国人喜欢这样”。宇舶表全球CEO Jean-Claude Biver的说法颇具代表性，对每个瑞士制表品牌而言，“中国的市场容量就是一个大洲，值得为其做出改变。”
文／汪纯
一个自由主义者&无神论神父
＊关于十五言
原创写作者的联盟，脑洞流派者的聚集地，时而讨论惊世骇俗的内容，宗教传说，超自然，邪典艺术，犯罪学，阴谋论，荒诞史，异人录……时而又温和论及喜剧、绘卷、厨房经验、文房具之爱、理性指向脑科学、心理学……这儿，是推敲控考据迷的欢场。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