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荣君
一个地方，一个城市的发展，与其所拥有的文化内质是息息相关的。什么样的文化，往往会影响和改变着你的发展速度、发展模式。文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标签，一件披在身上的漂亮时装，而是整个城市发展的根，决定了这个城市之树长出什么样的枝枝叶叶，开出什么样的花花朵朵。就如上海，包容善纳的“海派”文化，让她能够迅速地与世界潮流接轨，成长为国际大都市；就如山东，孔子故里，渴望“入世”有所作为的儒家文化，滋生了一大批能够坚定不移做大做强的好企业。
同样，说起我们九江，也不能不提到我们九江的文化。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九江就是一个水运十分方便的地方，是一个典型的内陆码头城市。码头的功能是什么？说简单一点，是集散与流通，包括人的集散与流通，物的集散与流通，信息的集散与流通，风俗的集散与流通，正所谓“来如行云，去若流水”，坐而能知天下事，一日看尽五洲花。这种得天独厚的功能，首先成就了九江在历史上的经济辉煌。早在晋代时期，九江就已经是“商贾荟萃”的都会。到唐朝，则成为江西西道的一大商港，此后便有了“九省通衢”、“七省咽喉”的美誉。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作为全国的“三大茶市”、“四大米市”之一，其商务活动之集中、往来贸易之繁荣，更是名满神州、享誉海外。以致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侵略者一眼就看中了九江。1860年11月27日，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正式照会清政府：“拟于汉口、九江两处先行开商”。九江随即成为东西方列强共同的通商口岸，并相继出现名目繁多的租地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机构。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在自己的《治国方略》中提出，要把九江建设成为“世界制造业和商业中心”。
码头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成就了九江历史上兴盛的文化。因为得水利之便，人来客往，各种物资与信息汇集于此，养成了古代九江人善于吸纳和学习的风气。晋代的时候，武汉和上海还名不见经传，九江就已经能够吸引一些大家的目光了。中国山水文学的开创者谢灵运来到庐山，而在他之前，庐山的慧远和尚就已经有了描写庐山山水的诗作。先秦两晋南北朝的诗歌作品中，庐山是中国所有名山大川中最受欢迎的描写对象。事实上，九江和庐山充当了中国山水文化摇篮的作用。佛教文化也是一样，晋代佛教刚刚从外边传进来，庐山就有慧远所创的净土一宗，至今依然影响远及海外。大方之家的来来往往，各种信息文化的交汇流通，也造就了九江文化上的名牌产品——陶渊明。陶渊明是当时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融合吸纳了儒佛道三家的精华。他的许多作品，不仅仅体现了文学上的成就，更多的闪烁着哲学与思想上的灵光。此后，九江与庐山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一直绵延下去。无数诗坛巨擘、文章好手纷至沓来，在这里留下了许许多多烩炙人口的名篇佳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以后书院文化的兴起，更是让九江成了当时全国各种学术流派的文化交流中心。
但事实上，码头在造就一个地方经济与文化兴盛的同时，也往往会滋长带有码头城市特质的另一个层面的东西。因为是码头，因为来也匆匆、去也忙忙，即时交往和现场交易的东西就多了起来，很容易的就让人产生了一种过客心态。这种心态是码头文化中消极而又挥之不去的一样东西。看看长江沿岸的码头，重庆、武汉、上海，我们都习惯于在前面冠以“大”字，大重庆、大武汉、大上海。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些城市都很好地张扬了码头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开阔而不保守的眼界，包容而不狭隘的心胸，乃至善于接受新鲜事物、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开拓意识，让这些码头成了天下人才、物资与信息的集聚地。所谓“大”字，并不是指地方多大、面积多少，而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大气。可惜，因为明清以后思想启蒙上的滞后，历史上更胜一筹的九江没有把观念转过来。没有象得“洋务运动”风气之先的武汉、上海一样，及时地张扬码头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而是依然躺在辉煌的历史上睡大觉，沾沾自喜于自己的“精明”，自喜于在小圈子里如鱼得水“混得活”。这也许是一种历史的错失。本来，就所处的地理区位而言，无论是于经济还是文化发展而言，中国是需要在长江中段出现一个“大九江”的。
这样的码头文化因素，一直深深的浸润着九江人。“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三个湖北佬，不如一个九江佬”。九江人的精明因此而出了名，以至不得不让人戴上一个不太好的雅号“九剥皮”。很显然，码头过度过快的集散与流通，让九江有了过多的模仿与舍弃，信息之风的一日三变，商业投机与唯利的心理趋使，带来的便是过客心态，便是难以积淀、难以坚守、难以持之以恒；便是只顾眼前的蝇头小利，“搞到手就行”，缺乏长远规划、不顾长远利益。外地朋友经常说起在九江码头车站受骗的经历。原来一度非常流行的，一种换现的把戏。外地人一下车，小贩子就迎上去卖水果、卖零食。客人付钱的时候，小贩会主动提出来，说零钱太多，问客人能不能给大票子，然后在找零的时候耍点手段，把票子折着数给你看，少给那么一二十块。等客人事后发现再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翻脸不认帐了。客人吃了哑巴亏，无形中会觉得九江人没有信誉可言。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次买衣服，付了钱之后发现衣服有点质量上的毛病，便想退货。店门都没出，老板看我一口普通话，竟然坚决不退。最后弄得吵了一阵，工商部门的朋友过来才算了断。
过客心态中还有非常可怕的一点，就是现代契约意识的缺失。不尊重、不遵守契约，不讲诚信，视契约为儿戏，为幌子，为骗人上钩的手段。码头上人员、物资与利益的纷繁复杂，可以产生一诺千金的男子汉，同时也容易繁衍出一种“痞子”，九江话叫“流子板儿”。视诚信和承诺为游戏，为引人上钩的香饵，骗了人之后没有丝毫羞耻与愧疚，还能若无其事、笑嘻嘻地来找你帮忙。让人云里雾里，不知道对其行为作何评价。也唯其如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悲剧：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信誓旦旦来创业，创业之初，大家讲面子、讲情份，不签合同、不重契约，有时即便签了也形成虚设。一旦做大了、盈利了，矛盾和分歧便随之而来，最后朋友变仇敌、企业伤元气。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九江做生意的人很多，成功的也不少，但能合伙成功而且坚持下来的，却少得可怜。九江的私营企业便大多成为“单干户”，独家经营，而缺少强强联合的成功典范。这跟会做生意的浙江人、福建人不太一样，他们懂得联合起来，集聚优势，把生意做大做强，做到外省甚至海外去。
古人有一句名言：“吾日三省吾身”。其实，对一个城市来说也一样，无论是从加快发展还是从建设先进文化的角度而言，不断地剖析和反思自我都是大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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