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3年，魏国分三路进攻蜀汉。魏将邓艾抄小路攻入蜀中，后主刘禅派诸葛亮之子诸葛瞻阻击邓艾，没想到诸葛瞻却战死在绵竹。通过这道防御后，魏军直指成都，而姜维率领的蜀军主力还在剑阁驻守。刘禅连忙召集大臣们开会商议，意见无非两条：投降或者逃跑。光禄大夫谯周力主投降魏国，刘禅采纳降魏的建议，反缚自己双手出城投降邓艾，并根据邓艾的命令，下令蜀军全部投降。蜀亡后，刘禅移居魏国都城洛阳。一天司马昭与刘禅喝酒，特地安排乐师演奏蜀地音乐，刘禅的随从听了都很难过，刘禅却仍然喜笑颜开。后来又有一天，司马昭问刘禅：“颇思蜀否？” 刘禅回答说：“此间乐，不思蜀。”
“乐不思蜀”，千百年来，刘禅一直因此被人斥为“扶不起”，刘禅这个本名也因此被阿斗这个小名所取代。不思进取、贪图享乐，阿斗简直成了怯懦、没有进取心的代名词。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研读这段历史，作为三国中最弱的一方，“扶不起的阿斗”刘禅能领导蜀国四十一年，而且难能可贵的是，最后虽然成了亡国之君，却能够得享天年，这很不简单。也许，阿斗并不是扶不起的。
在说刘禅投降这事之前，先来看看当时蜀国所处的环境。魏国占据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东吴占据着除四川以及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之外的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蜀汉政权只保有区区的四川以及云贵的部分地区。这也就是说，魏国占据了全国十之七八的地盘，剩余部分东吴也占据了大部分。从实力对比上看，打是打不过了。而当魏军直指成都时又是什么情况呢？逃的路线无非是弃成都而进南中，或者投靠孙吴。但南中地区，也就是四川南部及云、贵部分地区情况复杂，且少数民族聚集，不见得就能立住脚。去投靠孙吴，先不说人家会不会收留自己，就是孙吴自己也不见得能自保，投靠孙吴的意义并不大。因此，打无可打，退无可退，投降未尝不是当时的最佳选择。
确实投降之后蜀国即亡，但老百姓却能减少灾难，更何况蜀国本就逃不开灭亡的命运。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诸葛亮说的，他在《后出师表》中，曾清醒地指出：“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除去魏、吴的咄咄相逼，蜀汉政权还面临着少数民族的顽强抵抗以及四川土著势力的顽强抵抗。诸葛亮这样的“超人”都无力回天，所谓“七出祁山”也只是避免“坐而待亡”的权宜之策。
在这样的环境下，刘禅的选择不见得是完全不可取的。刘禅宁愿背负骂名也要投降，乃“全国为上之策”。在国家人民去留之际，刘禅更注重国人现实利益，并没有与对方做无谓抵抗，虽然留下了千古骂名，却让蜀国人民免受战争之苦，这算不算“舍小家为大家”呢？再者蜀魏之争，只能算是“人民内部战争”，又不是“抵御外敌侵略”，因此没有必要成为上纲上线的“民族大义”。
刘禅虽然是亡国之君，但亡国不是他之罪，更非他所愿，没有任何一个皇帝愿意自己亡国。虽然刘禅最终选择了“自缚投降”，在那样的情形下换做是我们又能如何？号召人民奋力抵抗？有抵抗的余地吗？痛骂魏国“帝国主义侵略”？有用吗？即便是战死、英雄般倒下又有何用？除了给中国历史留下“光辉一笔”之外，能够解决当时百姓即将为鱼肉的问题吗？能够对蜀国起到哪怕是一点有“建设性”的意义吗？
中国几千年历史朝代更迭，所谓“逐鹿中原”，大都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舍得一身剐很容易，但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拼自己的命，别拿他人的命做挡箭牌。可又有多少所谓“正人君子”，打着“仁义道德”的幌子，卖着“百姓”的命，保的却是自己的荣华富贵。虽然刘禅在历史上显得那样“没有气节”，但他却给了蜀国人民最大的利益：“民生”，难道这不是一国君主应该为之奋斗的首要目标吗？在危难关头，舍弃自己而使国家人民得以保全。如此决策，比那些为了一己私利，就不断地鼓动老百姓为自己卖命的人不知要强多少。在这一点上，刘禅比南唐后主李煜强多了。
当北宋大军杀来之时，李煜先是数次派使者请求退兵未果。宋太祖开出条件：只要李煜自降就不大兴伐兵。这位写“朦胧诗”的高手皇帝态度坚决，发动了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战争。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号召百姓捐钱抗战，而事实上他自己尚有百万银子的私房钱，说是“保卫祖国”，其实是保卫自己的享受。南唐军民的拼死抵抗终于没能阻止宋太祖统一的步伐，金陵城终究还是破了。此时，李煜的“民族气节”全无，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以历史上规格最高的投降——肉袒(裸露上身)，出城向宋军跪倒乞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从李煜这首《破阵子》可以看出：山河失去了，我不在乎。家国破了，我也不心疼。只是身边的美人啊，让我惦念。那么多南唐臣民奋死保卫的不是家国，而是他李煜的美人。
再来说说“乐不思蜀”。首先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刘禅是否真的是“纨绔子弟”？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只有清楚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更深入了解特定语言和行为的意义。
刘禅是否是个傻冒儿？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要回答刘备是不是傻冒儿？恐怕不是。虽然顶着一个皇叔的虚名，年近半百还寄人篱下，但被曹操赞誉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而事实上，刘备也确实成就了自己的事业，打下了自己的江山，这样的人不可能是傻冒儿。那么，诸葛亮是不是傻冒儿呢？这显然不用过多解释，就可以得出结论：不是。这样两个有智慧的人，会不会选择一个傻冒儿来做皇帝？恐怕不会。
而事实上，刘禅不仅不是傻冒儿，而且历史上对他的评价还很高。据《晋书•李密传》载，李密认为作为君主，刘禅“可次齐桓”。与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比肩，这个评价不能说不高吧？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阿斗“今年始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汉室，欲与君因天顺民，辅此明主，以隆季兴之功，著勋于竹帛也”。诸葛亮不能说是那种阿谀逢迎的人吧？他给的评语应该还靠点谱吧！
既然刘禅不是傻冒儿，那么他都做过哪些聪明事？又似乎没有。翻阅史书，关于他的记载很少。《魏略》记载，刘禅对诸葛亮说“政由葛氏，祭由寡人”，意思是他刘禅做了甩手掌柜，政治军事大事他让诸葛亮做主，而他只管祭祀这种仪式方面的事情。后世也大都因此批评他没有做什么事情，愚下却以为这正是刘禅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
刘备死时六十三岁，托孤给诸葛亮，希望他帮助刘理、刘永和刘禅兄弟三人共扶汉室。但托孤时的话很耐人寻味，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那意思是，你诸葛亮有安邦定国之才，如果你看我的儿子还有点潜力能够辅佐就辅佐他，如果觉得他不行，你就自己来做皇帝吧。诸葛亮不是奸臣，肯定不能“自取”，那刘备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因为诸葛亮的势力太大了，刘备认为自己死后，刘禅不一定能驾驭得了他，因此以退为进。刘备尚且需要“退”，何况刘禅？而随后发生的事情也证实了刘备的担心并不多余。
诸葛亮立刘禅为帝，改元建兴，而刘禅是刘备三个儿子中最年幼的一个，登基时仅十六岁。《魏略》中载魏明帝的布告说：“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刘升之(刘禅别名)兄弟守空城而已。”虽然魏明帝此举有“挑拨离间”之嫌，但诸葛亮在蜀国的势力可见一斑。从政治经验到力量对比，刘禅都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刘禅却能很好地处理了这一矛盾。
刘备临终叮嘱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于是，刘禅“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放权给诸葛亮处理军政大事。实际上，这是对刘禅最为有利的选择。试问如果刘禅和诸葛亮争权的结果会是怎样？肯定刘禅会输。既然争不过，就让你先替我掌管着，因此才有了“政由葛氏，祭由寡人”之说。刘禅这样做，实际上是把诸葛亮先放到“忠臣贤相”的位置上，刘禅把“好名”都给了诸葛亮，那诸葛亮也就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不能有其他的想法了。这样，刘禅保住了自己的位置，不会因一个政见不合让诸葛亮有“自取”的机会，同时刘禅打着诸葛亮的大旗，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刘禅继位第二年便推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第三年遣诸葛亮“南征四群，四群皆平”。《诸葛亮集》记载了初次北伐时蜀国的景象，“吴王孙权同恤灾患，潜军合谋，掎角其后。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馀人诣受节度”。与《三国志•后主传》记载的刘禅登基时，“几牂牁太守朱褒拥郡反，益州郡有大姓雍闿反，越隽夷王高定亦背叛”相比，经过几年的时间，刘禅不但恢复了国家元气而且国力空前强盛。有人质疑，刘禅取得这样的成绩，与诸葛亮的辅助是分不开的。诚然，此时的功劳得有诸葛亮的一半，但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并不是辅佐了刘禅一生。没有诸葛亮后，刘禅还有哪些作为？
刘禅十六岁登基，以诸葛亮为相。从二十九岁起，诸葛亮去世，刘禅亲政到五十七岁。在后诸葛亮时代，刘禅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刘禅曾提出“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的治国方案，意图先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后从长计议再北伐。这一政策从诸葛亮一意北伐，劳民伤财致使国家衰落的结果来看是正确的。诸葛亮死后，魏延与杨仪争权不和，这是刘禅“独立”后面对的第一件难题。魏延造反，却表奏杨仪造反。刘禅听完魏延表奏，马上提出疑问，曰：“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仪等众，何故烧绝栈道？”后魏延被杀，刘禅将杨仪“废徙汉嘉郡”，同时以“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使动荡的局面很快稳定下来。为了防止权臣权力太重，刘禅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主管政务，以蒋琬为大司马，主管军事，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研读这一系列措施，“管中窥豹”，可以了解刘禅智慧、果敢的一面。难怪南朝史学家裴松之评价“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刘禅不仅“贤”，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刘禅有这样一句评价：“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什么是循理？直白点解释就是挺明白事的。除了“任贤相”外，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刘禅很明白事理。曹魏政权司马氏篡夺后，夏侯霸为躲司马氏的迫害，逃到蜀国。夏侯霸心里对蜀国尤其对刘禅是有芥蒂的，因为其父夏侯渊在汉中战役中死于刘备军队。本来夏侯霸一直要为其父报仇的，多年带兵战斗在汉中与凉州地区，没想到这时他反倒要栖身于仇家。刘禅热烈欢迎他的到来，对于夏侯渊的死，刘禅说：“卿父自遇害行间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那都是上一代的恩怨了，而且当时各为其主，且又不是我父亲刘备亲手杀了你父亲，因此，你我二人没有杀父之仇。一语就化解了夏侯霸心中的顾虑和仇结，刘禅很会做人吧？！试问一个如此明白事的人，会否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会否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可刘禅偏偏说了那句足以让他遗臭万年的“此间乐，不思蜀”。
刘禅投降后，举家迁往洛阳，被封为“安乐公”。此时的他，虽然是亡国之君，但不仅仅影响着自己的性命，家人及蜀地百姓的幸福也都要看司马昭如何看待他。司马昭对自己的评价，直接影响到晋国对蜀地百姓政策的宽松与否。所以刘禅装憨卖傻，处处隐藏自身才能，不仅是为瞒天过海、养晦自保，更是为了“给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这个方针应该说是成功了，刘禅赢得了司马昭的那句：“我无忧矣！”
说起来，当年越王勾践不是也采取了此种策略吗？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攻破越都，勾践被迫屈膝投降，率妻和大臣范蠡亲去吴国做人质。到了吴国后，夫差有意羞辱他，将其囚于石室。要他住在夫差父亲吴王阖闾坟前的一个小石屋里守坟喂马，有时乘车出门还故意要他牵马在国人面前走过。勾践自称贱臣，对吴王执礼极恭，“服犊鼻、著樵头；夫人衣无缘之裳、施左关之襦”，如同夫差手下的仆役。最疯狂的是夫差生病，勾践前去问候，还掀开马桶盖取尝夫差刚拉的大便，体察夫差的病情，所谓“问疾尝粪”。三年后，夫差认为勾践已真心臣服，决定放勾践夫妇和范蠡回国，才会有了后面大败吴师的故事。
为什么勾践“尝粪”都可以，而刘禅只是说了句话就“万夫所指”呢？在于勾践最后成功复国了，而刘禅没有。原来历史真的是“以成败论英雄”。忽然有个很好玩的猜想，如果勾践最后没有成功，如果刘禅最终统一了三国，历史又会如何评说？
可惜，如果只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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