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所有学经济学的人，都必须读《国富论》。即使是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甚至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都常常自称，他们仍会不时地拿起这本书，重温那些有趣而重要的观点，以免迷失在浩繁的数学公式和技术细节中。
了解经济学，必须先了解《国富论》。
要告诉诸位的是，《国富论》虽然是伟大的，但是，并非呆板之作，它首先是一部18世纪下半期英国社会的风情画卷，十分有趣。
《国富论》这部百科全书式的经济学著作，共分为五篇。
第一篇是“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
注意整个这部书的标题，《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所谓财富的性质，就是说财富究竟是什么东西；所谓原因，是指它的来源，财富是怎么来的。
在斯密看来，国民财富就是生产出来的商品总量，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
财富的来源，途径有两条，其中一条是提高劳动生产力。
提高劳动生产力，也就是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要提高劳动生产力，首先要进行分工。分工，就是每个人只干一部分工作，即自己最拿手的，而不是样样都来。“干部”这个词也是从日本传进来的，本意就是“干一部分工作”。
分工的目的，是节约时间，节约时间就是延长生命，对于生命短暂的人类来说，还有什么比延长生命更重要呢？
分工如何节约时间呢？有经济学家写道，刑警节约了人们打架的时间，交通警察节约了堵车的时间，教师节约了人们重复体验的时间，牧师节约了人们研读《圣经》的时间，家庭节约了人们养育下一代的时间，等等。
《国富论》的前三章都在谈分工。斯密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分工是如何提高生产力的，最生动的当属“制作扣针”。
一个劳动者... ...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二十枚，当然是绝不可能了。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 ...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两三种不同的操作... ...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 ...像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以每磅中等针有四千枚计，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
斯密认为，每个人的能力有差异，所以人类都有交换的倾向，即给我我所要的吧，你也会得到你所要的。他说，哪怕乞丐，都主要靠交换而非施舍活着，因为乞丐所得到的不见得就是他所要的，他必须再通过交换，才能得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这种倾向，必然导致分工的形成。
我们以滑冰为例说明分工之妙。开始滑的时候，为什么会摔倒？因为你太紧张，所谓紧张，就是脑细胞没有分工，都想指挥你的双腿、双脚，后来，你能滑得很好，体会到滑冰之乐趣，而且还能同时听听音乐什么的。这是因为，你的脑细胞做了分工，只有一部分指挥你滑冰，其他的照旧各司其职。
斯密还谈到了货币的作用，认为货币的作用有：流通手段，也就是交换的中介，这是主要的，此外，还有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储藏功能。注意，斯密说的货币和马克思说的货币，都是铸币，而非纸币，它们自身是有价值、可以储藏的。现在我们对货币的认识，也不过如此吧。
《国富论》的第二篇是“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
斯密认为，国民财富增加的第二条途径，是增加总人口中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人数。斯密重视劳动的作用，但是也没有忽视资本，他认为分工的前提是有资本，因为分工需要使用许多特殊的设备与机械，分工越细，需要的工具越多。劳动力只有与机器相结合，才能形成更大的生产能力。
《国富论》的第三篇是“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这一篇实际上是讲欧洲各国的经济史。如果您对经济史不感兴趣，尽可略去不读。
用经济学解释经济的历史，是很有意思的课题。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就是凭“新经济史”得奖的。他用自己的经济学方法，重新解释了欧洲各国的兴起，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有效的私人财产制度，是一国兴起的根本所在，所以政府的职责之一就是保护产权。
《国富论》第四篇是“论政治经济学体系”，其核心是批判当时流行的两种学说：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始于15世纪，盛行于封建主义解体之后的16～17世纪，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这个词是亚当·斯密创造的。重商主义，顾名思义就是重视商业。人们发现，生产不一定赚钱，但“贱买贵卖”一定能赚钱，所以，财富不是生产创造的，而是交换出来的，这种观点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
重商主义学派经历了早期的重金主义和晚期的贸易差额论两个阶段。
重金主义者把金银和财富等同，认为金银就是财富，财富即金银。现在看起来有些可笑，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还算正常。
贸易差额论者认为，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对外贸易，因为如果只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开展贸易，并不会增加一国的金银，不过是一国内部人们的此多彼少罢了。一个国家要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就必须获得顺差，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鼓励出口，限制进口。
重商主义的理论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大家都想出口，不允许进口，出口的东西到哪里去呢？所以，重商主义实际上鼓吹的是用战争的办法掠夺别国财富。马克思曾经说：“重商主义只有一点是对的，即它正确地说出了资产阶级的使命是赚钱。”
如果您有心，是不是觉得，中国当前也存在某种“重商主义”的情结呢？
正是在批判重商主义的时候，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就在第四篇的第二章“论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
重农主义（physiocracy，也称重农学派），是18世纪后期流行于法国的经济理论，其领袖是弗朗索瓦·魁奈（1694-1774），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宫廷医师，医学博士，曾经让人起死回生。晚年（60多岁）的时候，魁奈才开始研究经济问题，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和国王的情妇庞帕多尔夫人的友谊。
魁奈得到国王的尊重，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信徒，他们之中有的做了省长，实际推行他的主张，所以，重农主义思想对法国当世以及后世都有重大影响。
重农主义认为，唯有农业是创造财富的产业，其他产业，如制造业，不过是已有东西的排列组合，并不创造任何新东西。比如，一把椅子，不过是把林中的树木分解组合的结果，没有任何新的因子。而农业则迥然不同，农业生产可以创造出大量的新东西，是真正增加社会财富的产业，农民的劳动是唯一有价值的劳动。
从表面来看，这并不荒谬。我们小时候读过一首诗：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一粒种子下地，可以收获万颗子，农业产生了剩余，只有剩余，才能增加社会财富，这不是很神奇吗？
以此推之，社会的其他阶级，如手工业者、艺术家、医生，都是靠农业养活的。
魁奈最主要的著作是《经济表》，以资本主义化了的农业为背景，分析了整个法国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也就是完整的生产循环过程。这对后来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总资本流通和再生产有直接的影响，对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创立宏观经济学，也有很大的启示。
魁奈对中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推崇孔子和孔子的学说，这也是当时法国思想界的时髦，魁奈本人就写过《孔子简史》。
斯密不同意重商主义仅仅把交换看做财富源泉的偏见，也反对重农主义只有农业才创造价值的谬论，斯密在《国富论》开篇的第一句便是：“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
《国富论》的最后一篇，即第五篇，是“论君主或国王的收入”。这一篇说的是财政问题，在说完了市场作用之后，最后对政府行为进行探索。
斯密认为，君主或者政府有三个义务。
第一个义务是，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为此，要建立国防。
第二个义务是，“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机构。
第三个义务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包括教育在内。
今天大家都知道，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财政，提供公共品，维护社会正义，而《国富论》最早探讨了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政府做事，得有收入，接着，斯密提出了著名的赋税四原则。
第一，平等。“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缴纳国赋，维持政府。”不管贵贱，都要纳税，免税特权应该废除，原因在于过去的贵族阶级是不纳税的。
第二，确定。“各国民应当完纳的赋税，必须是确定的，不得随意变更。完纳的日期、完纳的方法、完纳的数额，都应当让一切纳税者及其他人了解得十分清楚明白。”
第三，便利。“各种赋税完纳的日期及完纳的方法，须予纳税者以最大便利。”纳税的环节、方式，要考虑到纳税人的方便，不要捣乱。
第四，节省。“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
这四项原则，直到今天，仍是指导各国税收的圭臬。
总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论述了他的劳动价值论、分配论，论证了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提出并论述了自由贸易理论，匡正了过往理论的谬误，提出了政府行动的范围和赋税的基本原则。这一切，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斯密在书中还三次提到了中国，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是：
中国长期以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土地耕作得最好、人民最勤劳、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然而，中国似乎长期停滞不发展了。500多年前访问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曾对它的耕作、制造业以及众多的人口做过详尽的描述，然而它们与今天到过中国的旅游者的描述还几乎相同。
中国下层人民的穷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穷国家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的邻近地区，数以百计、千计的家庭在陆地上没有住所，长年累月生活在河港的小渔船上。他们能找到的食物极端贫乏，以至于任何一条欧洲轮船上扔下的最肮脏的残余食物都成为他们渴望打捞的对象。
然而，中国虽然可能是停滞了，不过似乎还并未后退。那里没有被居民遗弃的城镇，也没有曾经开垦过的土地荒芜。
本书里有些警句，现在看来仍不过时。比如，“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才能总是过于自负。”“对自己幸运妄加猜测，比对自己才能过于自负，恐怕还要更普遍些。”
“每一个人，对得利的机会，都或多或少地做出了过高的评价，而大多数人，对损失的机会，都做了过低评价。”当我们炒股票没有见好就收，以致亏损的时候，读到这句话，肯定会有所感悟。
当然，任何书都有缺点，《国富论》最明显的缺陷也许是啰唆，有人就说过，如果你隔几十页读，意思还是连贯的。也难怪，斯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书能够成为经典的著作，开创经济学，他不过是随性写作而已。初创的伟大作品，都有粗糙的毛病。
我喜欢《国富论》这样的书，有生活味道，有现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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