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罗马帝国比，汉朝时期与西方在文明的发达程度和社会发展水平方面，不相上下（但汉朝没有实现社会的城市化，贵族赋税豁免、农民依附权贵、偷税漏税和国库空虚，却是导致汉朝覆亡的重要因素）。魏晋南北朝的的几百年战乱，除了史书讲的之外，还有一个自然条件的因素。这一时期的气候处于秦汉、隋唐两个温暖期之间的寒冷期。公元400年前后温度最低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低了近2度（较之汉唐低了2-3度，气温每降低1度，年平均降水量相应下降100毫米，粮食单位产量降低10%）。游牧民族迫于气候的改变，向南征战，将农耕民族的田野化作自己的牧场，（秦汉、隋唐时期，北方旱作物单产量高于南方的水稻）。经长期战乱后，按照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说法，从6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到16世纪西方人开始由海上侵入中国，整整1000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出自中国）。华夏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遗产的巨大贡献，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
隋、唐时期提高了城市化的整体水平（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城镇，长安有200万人口），唐朝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实体（7500万人口，收入6000万英担粮食，由于有很强的进口马匹的能力，军队是在重骑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朝经过考试选拔人才，国家的管理是通过精英文官和新的法律来实现的，高效而德才兼备；是第一个组织相邻海域的国家进行交流活动大陆帝国，附属国制度比西方任何一个相似的政体运行的更为有效；特别是采取均田制的土地政策，周期性地实行土地的分配和再分配，将对土地的持有与纳税结合起来，确立了国家稳固的赋税基础。均田制扩大了对贵族的控制，为私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中国在农业技术领域已经拥有的优势（更大的生产规模、小麦替代小米、用锄头耕地、更多地使用水车以及种粮与养蚕、养鱼紧密结合），因而成为比西方任何制度都更加彻底、更加集权的对国家更加有利的高效而又远见的土地制度。唐朝时的商船最大的载重超过600吨，朝廷的运粮船为载重量为200吨，均为标准尺寸、数量达到几千艘（同时代西方载重量最大的为300吨的战舰，船舶总量不超过400艘）。隋唐建的大运河，使中国的商业货物实行水运的比重和产品商业化的比重，比当时世界任何一个地区都高。除了部分棉花、波斯地毯和印度靛青染料之外，其他商品中国都是出口国。由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和运用，唐朝的识字率达到15至20%（西方不到10%）。佛教的传播，特别是《大智度论》的传播，中国的思想从固有的规定性模式中解放出来，超越了希腊和印度的宇宙哲学，达到了笛卡尔之前西方批判哲学几乎不能跨越的高度（外来佛教的批判精神和包容性，本土道家崇尚自然和追求个性，以及儒家讲求秩序和守责，是唐朝高度发达的深厚的文化基础）。
唐朝处在世界的中心地位是毫无疑义的，唯一能与唐朝平等交流的是印度（除外的是伊斯兰文化统治的地区，政治、军事势力极为强大，但其没有可与唐朝大宗贸易的商品，文化和文明也难以与唐朝匹敌）。印度虽然没有中国那么高的识字率，但她依然处于世界文化中心的位置，她用自己的文化传统征服了南亚和东南亚的一部分，从汉到唐，中国长期受到印度文化思想的影响（主要指哲学、宗教，隋炀帝被称为第二个阿育王。唐格外重视姓氏，也是受印度的影响）。印度已经享用奢侈品如鸡肉、糖和棉布衣服（印度发明的黄砂糖传到唐朝，被中国深加工成白糖又出口到糖的故乡，印度至今称白糖为“中国雪”。在棉花传到唐朝之前，中国主要着丝和麻质的衣物）。唐玄宗李隆基统治的40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发展的巅峰时期，也是中国处于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核心时期。
自秦朝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以来，汉朝实行了一段分封制后又恢复了中央集权制。到隋唐，长达千年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被基本固定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历代朝政，凡是君王强力统治时期，国家的良性运转和社会发展的指数，似乎比充分发挥国家机器的管理体系作用的时期要低下（主流史书历来颂扬的明君圣主的所谓盛世，均不是中国社会发展指数最好的时期，反而往往是那些被贬为昏君的，社会发展情况才更为优良。明朝几代皇帝不理朝政，却是中国形成超大规模手工业生产、极度商业化和城市化的空前繁荣期。而清朝前、中期的皇帝个个鞠躬尽瘁，却赢得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停滞和倒退）。
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的法家认为，君王应依靠那些能有效管理国家的人才，采用法律和酷刑结合的方式统治国家，才能使国家富裕、兵力增强，民众也应该顺应这个体系。传世千年的思想家，更多地诞生于非政治经济发达的偏远小国，但大国都会利用他的思想为本国的统治服务。公元前850年，周朝开始实行森严的等级制度（主要为礼乐制度），孔子未必知道在此之前的周朝体制（周也是从偏地入主中原的，其灭商之后，继承了商的高度文明，包括朝廷体制、礼仪、巫卜和文字系统，以及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周最主要的“发明”是创建了国家管理体制的分封制，这是周朝延续800年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灭亡的主要因素）。秦国是远离中原和中原文化的荒蛮之人，但恪守和遵循商鞅之策，终于扫六合成一统。而秦很快垮台的因素，绝不主要是残酷的刑法逼反民众（顺便说一句，从考古角度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断不会是陈涉吴广的语言，史书以讹传讹，后人谁去分辨），更多的是由于未将高效的战时国家管理体制及时地转换为正常的国家管理体制。
后来的君王记住了秦始皇霸道的教训，退而实施王道。殊不知法律和官吏统治，才是秦朝成功的真髓。汉代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重要的不是主流正史所谓的诸子百家的思想流派之争。董借鉴了西汉初分封制的弊端，将儒家思想改造为汉朝官方意识形态，其看重的就是儒家的关于等级分明和忠于职守的观念，目的是指引官僚忠于职守和推行吏治。隋朝创建、唐朝完善的科考制度，以及隋律、唐律的颁行，成为中国实行近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根基所在。西方直至17世纪，才从传教士那里知道了中国的科考制度，当英议会辩论是否以考试来选用国家各级公职人员时，曾被英国贵族讥笑为想成为中国人的人（英语“国家公务员”一词的真正词源，是“说普通话的人”）。
宋朝是隋、唐文明的继续，除了文化方面的卓越贡献为国人所熟知外（书法、绘画、诗词、瓷器以及编纂历朝断代史、印刷佛家经文和儒家经典的大百科全书、发明价值连城的印刷术等），其科学技术也达到了古代世界的巅峰，因而被西方学者称为世界的中轴。在西方与东方两大文化圈交叉之地的西亚地区，在伊斯兰教初期（公元七世纪）以来，就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惟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希腊人仅仅懂得理论，惟有中国人才拥有技术”。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说，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出自中国，（宋朝的）科学技术取得了至今才得到充分理解的非凡的进展。此外，宋朝发生了对欧亚大陆具有根本意义的商业革命，纸币的出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管理为中心的大城市。海路首次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途径，海外贸易也不再依靠外国中间商，由于主要出口制成品和进口原材料，中国仍居于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在思想哲学领域，新的儒家玄学“理学”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代表人物是朱熹。他把佛教和道教的成分与儒家学说结合，重新评价了人类和宇宙的问题，将中国人的主流思想融入理学（朱熹评注的儒家经典成为国家科考的不变根据，直至科考制度的灭亡），成为之后历代王朝的官方观念（程朱理学保障了华夏文明近千年的延续，是推翻元朝游牧民族统治和保证明、清两朝500年稳定的重要因素，却也是清朝压制外界所有的新观念和新技术，因循守旧直至灭亡的内因）。
宋朝放弃了佛教超验论和唐朝兼容并蓄的文明之根，但也坚持了唐朝后期的孤立主义、自由土地买卖、贸易合作、重用文人和反对佛教的政策。在北宋，士大夫在历史上第一次统治了中国社会，外族攻陷开封竟然对宋朝的社会发展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宋朝（主要是南宋）依然比世界任何地区和国家都要繁荣：城市化程度最高、识字率最高、社会最文雅、生活水平也最高。西方人认为：那个时候，世界上吃的最好的人是宋朝人；杭州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式消费城市的先驱。直到13世纪，中国巨大的财富和精致的消费品，令马可·波罗以及在他以后到中国的人的惊讶，他们记述的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也令欧洲人很难相信。当时，威尼斯是欧洲最大的城市，有人口16万，而杭州就有600万人。问题的关键是被人们长期忽视了的一个历史事实：重要的不是马可·波罗看到了什么，而是欧洲依照马可·波罗看到的那样去做了，对中国的新发现成为构建欧洲地理的主要内容，欧洲从中国学到了很多开启文艺复兴的东西。
一个国家真正的历史，须反映其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与唐朝比较，宋朝特别是南宋，华夏文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大米超过小麦成为主要食物（由于比北方更为精耕细作，农业产量成倍增长，甚至有余粮饲养家禽和家畜，直接导致畜牧的消退），加上大量食用水产类，在谷类食品、蛋白质和能量汲取方面，宋朝比唐朝的消费标准和水平都要高。与唐朝的土地主要在关中和华北不同，宋朝的土地主要在江南，主要航运已由长江替代了大运河，水网和水运的规模令见惯地中海运输的西方人瞠目结舌。科举考试的考中者没有贵族出身的人数已超过半数，士大夫政治超过了贵族政治，商人的大多数已从外国人变为中国人，贸易税收占国库收入的比例，已超过农业和农民。由于兴起的净土宗和禅宗的反理性主义，佛教退化为亚文化，失去了批判精神；新儒学的兴起，对认识自然的可能性有了更大的信心，却从哲学退回到神学，丧失了知识的活力，最终成为社交礼仪和伦理学（宋朝知识领域最为活力是在代数方面）。
中国与西方比，无论在生态、地形方面，还是在社会和知识方面，后者均不如前者。但被人忽视的是，尽管宋朝在文明和文化上更加繁荣和富饶，却在认识论特别是在方法论方面比唐朝落后和退步了，这一影响最终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速度的不断迟滞乃至倒退。而西方在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之后全面衰落与衰退中，逐步形成非官僚帝国、官僚教堂、贵族君主和商业共和的综合政体，掌握了调查、批评和综合的科学方法论。东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优劣的转换，在过后的几百年中，逐步地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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