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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燮案:改变左宗棠人生,改写中国近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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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5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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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12 16:26

张一湖

引 子

“樊燮案”是左宗棠一生中经历的一个特殊事件,是左宗棠人生的一个关键拐点。事件过程曲折复杂,卷入其中的有皇帝、大臣、总督、巡抚、将军、将佐、幕僚,等等。

“樊燮案”充满着传奇色彩。偏偏世人还觉“传奇” 得不够,又给以添油加醋,东抹西描,绘声绘色,将事件描抹得愈加真假难辨、扑朔迷离。这种做法,虽说使事件情节看起来“丰富”了不少,但是,其中有些内容以及后人的演绎,也常常谬误百出,严重偏离、扭曲历史真实,甚至让左公形象蒙受负面影响。这种情况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左宗棠、研究左宗棠是极为不利的。

本文搜集了相关的史实材料,经过认真研究、梳理,去伪存真,激浊扬清,基本还原了“樊燮案”的真实面目。

一、种种传说

(一)“王八蛋,滚出去”说

据周维新所撰《高心夔传》记载:

时左宗棠以举人为湘抚骆秉章主奏稿,会劾永州总兵樊燮骄倨罢官。燮往见宗棠,语不逊。宗棠怒,批其颊。

在当下流传的高心夔(高与湖南学者王闿运等曾同为顾命大臣肃顺的幕僚)事迹里面,也有这样的表述:

当时永州总兵樊燮傲倨无状,被左宗棠揍了耳光,樊把左宗棠告到皇上那儿。曾国藩和湖南巡抚骆秉章都上疏为左宗棠辩解,但文宗却没有表态。后秉章致书心夔,请他在肃顺面前说情缓解。心夔禀肃顺说:“宗棠以傲倨对樊之骄倨,失之为粗野,但樊以下骄上,失之为纲纪,此可容乎?且朝廷正当用人之际,季高(左宗棠字季高)才名满天下,岂可不为季高争之乎?”肃顺颔首称是,遂在咸丰帝前免了左宗棠的不测之祸。

当下有一本名为《左宗棠傲经》的书里说:

其时,左宗棠已在湖南官场声名卓著,接见官员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而且每个来见他的官员,无不对他恭敬有加。樊燮是个有劣迹的官员,此时来见左宗棠,本应谦卑有礼,但他只是很不在意地拱手作揖,而没有按礼节屈体请安。左宗棠心中顿感不快,便直言不讳地说:“武官来见我,无论官职大小,照例都要先行请安,你不请安,何必来见。”樊燮本是个粗人,一时性起,对左宗棠反唇相讥道:“朝廷体制,并没有武官会见师爷要行请安礼的。我这武官已经是四品大员,上了红顶子,而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举人,有什么了不起?”于是两人就吵了起来。左宗棠在负气之下,不顾一切地打了樊燮的耳光,并把他骂了出去。

看得出来,后面两种说法都是在《高心夔传》有关说法的基础上演绎出来的,都说左宗棠打了樊燮耳光,并骂了他。但是其中谬误不断。如说樊燮“以下骄上,失之为纲纪”,便不知是从何说起。樊燮是正二品武官,品级比巡抚还高半级(巡抚为从二品 ),左宗棠当时的品级是四品卿衔,说樊燮对左宗棠“以下骄上”,真是不知所云。

第二种说法中,左宗棠居然说“武官来见我,无论官职大小,照例都要先行请安。”这无异白痴语。要知道,在当时说这种话是违制的,严重的话是要杀头的。左宗棠深谙朝廷礼制律法,同时也熟知官场套路,他会说出这样的话么?该处接着又出现樊燮说“我这武官已经是四品大员”更是错得离谱,简直就是“满嘴胡话”!

时下,在网上流传的樊燮生平事迹资料中,则是这样记载的:

樊燮是湖广总督官文五姨太娘家亲戚,但为官不清廉。咸丰年间,官文推举樊燮接任零陵总兵。因为慵懒,虽为武官却几乎不骑马,只坐八人大轿。被讥讽为:“轿子总兵”,甚至连阅兵都坐轿子。湖广人消遣他说:“樊总兵阅兵:坐着看”。

咸丰九年,当时左宗棠仅有举人功名(后破格御赐“进士”),在骆秉章处为幕友时,总兵樊燮来访,樊认为左宗棠只是幕友,故拒绝叩拜行礼,左自认为骆秉章的代表人,相当有气焰,对轻慢于他的樊燮非常不悦,举脚便踢,大骂“王八蛋,滚出去!”樊燮气极而向咸丰帝弹劾,却因潘祖荫等人支持左宗棠,樊燮反而被朝廷罢黜。

樊燮大怒:“伊区区孝廉尔,可气焰如此!”返乡后,在先人牌位旁边,写下“王八蛋滚出去”六个字之木牌,名为“洗辱牌”。并聘请名师教导其两子,要求两子超越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为父报复。且命令两子有所成就前须身穿女装,以作激励:“考秀才进学,脱外女服;中举人,脱内女服;中进士,焚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后樊次子樊增祥高中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进士,在功名上压倒左宗棠。樊家于是在恩施、宜昌两地迎宾宴客三天,当众烧掉了“洗辱牌”。

樊增祥后来官至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樊增祥还是位大学者,可能由于小时候“着女人装”的缘故,姿容俊美,且擅艳词,人送外号“樊美人”,与齐白石、梅兰芳等大师都有交往。

这节故事,讲起来绘声绘色,但是显然严重偏离、歪曲事实,如说:“樊燮气极而向咸丰帝弹劾,却因潘祖荫等人支持左宗棠,樊燮反而被朝廷罢黜。”显然是颠倒错乱。樊燮不是因为他向朝廷告状不成而遭罢黜,而是在遭罢黜后才向朝廷告左宗棠的状。但是,这个说法,因其传奇和戏剧色彩浓厚、“口味重”,而成为当下最为流行的说法,即:左宗棠踢了樊燮一脚,并骂“王八蛋,滚出去!”

(二)“就地正法” 说

据徐珂所著《清稗类钞》记载:

左文襄公宗棠为官文恭公文所劾,后得潘文勤公祖荫奏保获免,其中委屈甚多,当文恭参折之上已奉密谕:左某如果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

薛福成(清末名臣、外交家,早年长时间担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庸庵笔记》载:

左文襄公之在湖南巡抚幕府也,已革永州镇樊燮控之都察院。而官文恭督湖广,复严劾之。廷旨饬下文恭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而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则说:

左文襄公在骆文忠幕府,以勇于任事为怨家所控,祸几不测。其同邑郭筠仙侍郎嵩焘为营救于尚书肃顺,肃顺曰:“此事已有廷寄,令查实即就地正法,必欲挽回,非有大臣特保不可。”

今人著作中,有一本名为《左宗棠传论》的著作称:

官文亲自具折参劾左宗棠,很快奉到谕旨,令官文与湖北正考官钱宝青查办左宗棠,并有密谕称左某如果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

孙占元的《左宗棠评传》也采信了有密谕的说法:

据薛福成记载,咸丰皇帝已令官文密查,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那么,咸丰帝是不是真的下过这样的谕旨呢?谁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

(三)“拉钱宝青下水”说

还有一则离奇的传说,说的是:

咸丰帝命钱宝青审理左宗棠案。钱宝青从京城出发,坐船南下。船上有一个陌生人一路陪着他,贿赂他,带他赌博嫖娼。当船到了湖北的时候,这个人才告知他真实身份,说他就是胡林翼!由于胡林翼抓到了钱宝青的把柄,所以,钱宝青后来就放了左宗棠一马。

还有更离奇的。说是一天晚上,钱宝青正在写奏章,要陷害左宗棠,这时天上一个霹雷,把钱宝青给轰死了!

这种滑稽之谈,便不值一驳了。

二、“案”发经过

(一)樊燮其人

樊燮(1813-1881),字子重,号鉴亭,湖北恩施人(满族),咸丰四年(1854年)起任湖南永州镇总兵。

《清史稿·志·职官》记载:

提督军务总兵官(即提督),从一品。掌巩护疆陲,典领甲卒,节制镇、协、营、汛,课第殿最,以听于总督。镇守总兵官,正二品。掌一镇军政,统辖本标官兵,分防将弁,以听于提督。

总兵官居正二品,从品级上来说,高过了巡抚、侍郎(巡抚、侍郎都是从二品)。但是,在清朝,总兵官实际权力并不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军分区司令员”,或“师长”。

樊燮是一个庸碌无能、寡廉鲜耻、荒唐透顶的贪官。他作为武官,却不骑马,而是坐着四抬大轿招摇过市(根据朝廷制度,将官必须骑马),也不练兵打仗,连军营都很少去过。他冒领军饷,吃空饷,用公款盖房子、唱戏,花钱如流水。永州镇共有兵丁2000多人,驻守永州城的名义上是400多人,实际还不到300人。他还将160多名士兵分成上下两班,轮流在自己衙门里当差,兵丁做事出了差错,他就私刑拷打。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湖南与两广边境地区发生战事时,湖南巡抚征调各处军队参战,樊燮派出参战的部队连200人都不到!樊燮还把家小安置在省城长沙,专门派了1名头目和3名兵丁在长沙照顾家小。这些事,当然早被左宗棠看得一清二楚。

(二)“带病提升”

樊燮自咸丰四年五月十七日起任湖南永州镇总兵。咸丰八年任职期满四年,循例奏请进京面见皇帝。七月二十一日接到朱批,同意其进京。于是樊燮于八月二十日交卸永州镇总兵篆务,私带兵丁二十八名,还带了千总等头目二名以及头目的跟班三名,准备进京。

在进京之前,樊燮专程到湖北晋见湖广总督官文,自然是巴结打点,以求升官发财。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二日,官文上《奏请樊燮署理湖南提督粟襄署理永州镇篆务事》,称:

查永州总兵官已赴京陛见,经过鄂省,面加察看,知其久历戎行,曾经战阵,人亦明干,于署理提篆可期胜任。

作为湖广总督,官文举荐湖南提督、永州镇总兵,都在其职责范围。尽管官文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但是,咸丰帝以及朝廷并不详察。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朝廷发布上谕:

湖南提督印务著樊燮署理,仍来京陛见;其湖南永州镇篆务著粟襄署理,毋庸来京陛见。

这样,樊燮就从二品总兵署理了从一品的提督(相当于今省军区司令员)。

(三)参劾樊燮

樊燮进京,路过长沙,当然要拜会骆秉章,或者也要跟左宗棠会面。相传正是在此期间发生了左宗棠脚踢樊燮、口骂“王八蛋滚出去”一节,而且说左宗棠对樊燮动粗,原因是樊燮没有给他请安。但这是毫无根据的,甚至是荒谬的。樊燮确实没有必要给左宗棠请安,而且左宗棠深知朝廷礼制律例,也绝不会要一个二品大员(而且是满人)给自己请安。但是,正如胡林翼所说的:左宗棠“刚烈而近于矫激,面折人过,不少宽假。”对于樊燮这样一个无耻可恶的家伙,左宗棠势必要当面控诉他、斥责他。而樊燮自以为有湖广总督官文作为靠山(按体制,提督、总兵等武职官员都归总督管辖,并不归属巡抚管辖,除非朝廷另有明旨),骆秉章、左宗棠奈何不了他,所以并不会服软。这样,两人言语不合,才比较合乎情理。但是不是骂了“王八蛋滚出去”,则不得而知。总之,在当事人的奏折、书信乃至后来樊燮上告的诉状、官文陈述的奏折中,都没有关于左宗棠打人、骂人的记载。如果左宗棠真的打了、骂了樊燮,那么,樊燮、官文为什么不告他呢?侮辱朝廷大员,以下犯上,这可是大罪呀!这样的把柄,难道官文、樊燮都视而不见?可见,打人骂人之说,在历史真实面前根本站不住脚。

樊燮离开永州北上,左宗棠即派候补道王葆生去永州调查樊燮不法情事。

正在左宗棠调查樊燮的当儿,消息传来:经官文保举,朝廷任命樊燮为署理湖南提督!同时,官文还将云南临元镇总兵栗襄调任署永州镇总兵。

左宗棠愤慨异常。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左宗棠为骆秉章拟就《参劾永州镇樊燮违例乘舆私役弁兵折》。该《折》列举了樊燮种种罪行、劣迹,并且特别指出:

(樊燮)北上之时,正广东连州、广西贺县贼势狓猖之际。该镇所辖临武、宜章两汛,与连州紧连;所辖江华、永明两汛,与贺县紧连。经臣迭次调派兵勇,驰往防剿,该总兵岂得诿为不知?及当辖军务要紧、存城标兵不敷派拨之时,犹敢擅役弁兵随同出境。似此玩视军务,希便私图,实为军政之蠹。应请旨将永州镇总兵樊燮先行交部严加议处,以昭定例而肃戎行。……当此时局艰难,四郊多垒之秋,总兵为武职大员,奉廉优厚,不能为国宣劳,稍图尺寸之效,且恣意科敛,恬不知耻如此!若各营相率效尤,势将靡所底止。(《左宗棠全集·奏稿》)

该折还说,总督官文保荐樊燮,一定是没有了解樊燮的情况。

那么,那位新任署理永州镇总兵栗襄又是何方神圣呢?原来,此人是官文的老部下,也是骆秉章和左宗棠的“老熟人”,是一个小丑无赖。张亮基任署理湖广总督、骆秉章任署理湖北巡抚时,栗襄就在湖北担任“抚标中军参将”。左宗棠举了两个例子:其一,骆秉章令栗襄整顿营务,他口里答应,但是毫无实际行动。骆秉章亲自察看时发现,竟然连驻守城门的兵丁都没有!简直将军中大事视为儿戏。其二,张亮基(时署湖广总督)令栗襄监造鸟枪。等到抽检的时候,发现鸟枪的内堂并没有钻通,木壳也很薄,木壳上的铁箍居然是用浓墨画的!张亮基被他气了个半死,于是命令栗襄自己去燃放鸟枪。栗襄怕死了,不敢燃放,赶忙厚着脸皮认错,并答应由他自己赔偿再造。这件事一时在官场传为笑话。骆秉章、左宗棠在上折参劾樊燮的同时,附上了《永州栗署镇难期胜任片》将栗襄的这些劣迹奏明朝廷,认为栗襄不能胜任署理永州镇总兵。

咸丰帝对官文的贪婪、昏聩只怕是心中有数,所以并不征求他的意见,而是直接作出决定。十二月十一日,咸丰帝下旨:

樊燮着交部严加议处,即行开缺。其署内差役冒领兵粮、摊派养廉盖造房屋并演戏赏耗开销公项各劣迹,仍着骆秉章查明奏参,以肃官方。该员所署湖南提督印务,并着官文另行派员署理。

骆秉章奏武职大员难期胜任等语。该抚前在湖北任内,知现署永州镇总兵、云南临元镇总兵栗襄,于应办营务,一味支饰,毫无实际,建造军械亦多作伪。现在永州一镇,营务废弛,急须整顿,该员断难胜任。着官文查明参奏,再降谕旨。

栗襄不但没有做成永州镇总兵,反而要等待参奏。同时,咸丰帝也不征求官文的意见,亲自下旨委派跟随骆秉章、左宗棠作战的周世宽为永州镇总兵。

事情还没完。骆秉章、左宗棠派王葆生调查樊燮,得到确凿证据,掌握到了更多关于樊燮劣迹、罪行的材料。左宗棠自然不肯放过。咸丰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左宗棠再替骆秉章起草《已革樊总兵劣迹有据请提省究办折》,将王葆生调查到的情况详细奏明朝廷。奏折称:

查该革镇劣迹种种,不但臣前奏违例乘轿、私役弁兵,及摊派养廉、盖造屋室、家宴戏赏开销公项等款均属确凿有据,且有臣原参所未及者。如兵饷米折皆属营中正款钱粮,该革镇以专阃大员,辄称预提廉俸,并购买绸缎,擅行动用,数至盈千,悬项无着;其署中一切使用,复提用营中银至数千之多。实属恣意侵亏,大干功令。且恐此外尚有别项劣迹,即提用之款,亦恐不止此数,亟应彻底严究,按例惩办,以警官邪。

奏折还提出,请朝廷下令官文、胡林翼将樊燮捉拿,押解湖南审问。咸丰帝览奏,照准。

咸丰九年三月,樊燮被捉拿押解湖南,接受审问。

三、形势陡转

(一)樊燮反告

话说樊燮于三月三十日被押解到湖南。当时,正值石达开率20万大军拱入湖南,围攻宝庆,骆秉章、左宗棠把全部精力放在指挥宝庆大战上,对樊燮案没能及时审理、结案。这样就给了樊燮一个机会。

据《骆文忠公自订年谱》记载:

嗣有人嗦纵樊燮在湖广递禀,又在都察院呈控永州府黄文琛商同侯光裕通知在院襄办军务绅士左某以图陷害。

骆秉章说的“有人唆纵”之“人”,一个是官文,还有一个,就是时任湖南布政使文格。

湖南布政使文格,满人,从二品大员(品级与巡抚相等),相当于今天的“常务副省长”,掌管一省的民政与钱粮,本是个有实权、有“钱途”的官儿。可是,作为骆秉章的幕僚,左宗棠独揽军政大权,连巡抚都只是“画诺而已”,布政使能有什么作为?所以,文格对左宗棠的嫉恨可想而知。

正当骆秉章、左宗棠全力指挥宝庆大战之际,怀恨在心的官文授意文格传递信息,指使樊燮向湖广总督署和都察院告状鸣冤。

咸丰九年四五月间,樊燮派家人分别向湖广总督署和都察院呈递诉状,为自己鸣冤,并反告骆秉章、左宗棠以及樊燮案主要证人永州知府黄文琛等人。

樊燮是如何告的状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已革永州总兵樊燮为参案情节重大,首府饬令改换亲供,实保员弁串通文员挟嫌陷害事抄呈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档·咸丰朝》,档号:034549065)。这份“抄呈状”,就是军机处抄录樊燮原状呈给皇帝御览的。这份呈状的主要内容,一是驳斥湖南巡抚骆秉章所参的“摊派兵饷、动用米折”实无其事;二是揭发永州镇中营守备贺炳翊、兵丁唐吉禄伙同永州知府黄文琛滥邀保举;三是控告会审的各级官员为了迎合骆秉章而逼其改供认罪;四是指责骆秉章在一个多月之内没有调取人证前来,只凭收缴到的永州镇的有关账簿就将其定罪。在呈状中,樊燮认为,骆秉章之所以要参劾他,是由于贺炳翊的诬告——贺炳翊怕樊燮告发他无功受保,便与黄文琛串通先发制人,而左宗棠在其中起了组织、协调、交通的作用。“抄呈状”录樊燮诉状说:

黄文琛于八年五月内到省后即于省城遍贴匿名揭帖,内云革员(指樊燮,因骆秉章的参劾已被朝廷革去总兵职——作者注)藐视文员、凌辱属下官兵;在管提用银钱,永州不日即有兵变之事,如不肯信,将贺炳翊调问即知等语,并商同巡抚署左幕友最为亲密之前署永州镇中营游击候光裕通知左幕友,云革员此次进京,必将南省保举不公之事面奏。内外声蕙,骆秉章既受黄文琛朦蔽滥保于前,不得不回护于后。

樊燮诉状,反而将骆秉章参劾樊燮的动机,说成是骆秉章、左宗棠、候光裕等营私舞弊、狼狈为奸、惧怕樊燮告发而搞的“恶人先告状”。

(二)官文奏折

《清史稿·列传·官文》记载:

官文,字秀峰,王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先隶内务府正白旗汉军。

又载:

武昌既复,林翼威望日起,官文自知不及,思假以为重,林翼益推诚相结纳,於是吏治、财政、军事悉听林翼主持,官文画诺而已。不数年,足食足兵,东南大局,隐然以湖北为之枢。

咸丰九年,当“樊燮案”发时,官文已是协办大学士、湖广总督,官居一品,称“相国”、“协揆”。樊燮被革、栗襄被参,由左宗棠主张、骆秉章出面办理的这两件事,其实就是给了官文两记重重的耳光,把官文的算盘摔了个底朝天,让他在天下人面前出尽了洋相!官文如何不恨?还不止此。在此之前,官文和骆秉章、左宗棠之间原本就已经矛盾重重。官文“驭下不严,用财不节”、“私费奢豪”,同时卖官鬻爵,培植“私人”,这些都让左宗棠极为反感。官文身为湖广总督,本应统御湖南湖北两省军政,但是,由于他的贪腐和无能,湖南的骆秉章、左宗棠根本就不买他的账,所以,湖南的军务政务他压根就插不上手(湖北有胡林翼,也基本没他什么事。作为交换,胡林翼只好对官文的贪腐情事视而不见)。不仅如此,心高气傲、嫉恶如仇的左宗棠还非常鄙视官文,公开评论官文治下的湖北“政以贿成,群邪森布”,其施政是“无一非酿患之事”。官文听到这些话,自然忿恨。有一次,身为总督的官文想把左宗棠一手扶植起来的王錱所部“老湘营”纳入自己的麾下,对此,左宗棠坚决反对。他一面指责官文“拥数万不能战之众,不能剿贼,乃须南路派兵,真是怪事!”一面告诫王錱等人说:“此公为众所不与,若受其节制,便是明珠暗投,固已太辱。”意思是说,官文这个人大家都不愿意搭理的,跟着官文混,太辱没老湘营的名声了。

后来,胡林翼致信官文为左宗棠求情,也提到:

湖南左生季高性气刚烈矫强,历年与鄂省交涉之事,其失礼处久在山海包容之中。

胡林翼的话,充分印证了左宗棠与官文之间的尖锐矛盾。官文对此表面上是“包容”,内心里如何能平?

这次,官文安排、保举的一个提督、一个总兵,都被左宗棠搅黄了,而且,还让他在皇帝和满朝文武面前丢了老脸,官文无论如何不能忍受了!于是,他一面授意文格指使樊燮上告,一面也做好了准备,要好好出出这口恶气。——他大概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堂堂的一品大员,总该斗得过一个小小的师爷吧!

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湖广总督官文向咸丰皇帝上了关于樊燮案的第一封奏折《奏为己革永州总兵樊燮呈诉首府饬换亲供、文武串通夹嫌陷害一案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档》档号:034549064),在这份奏折中,官文主要是复述了樊燮供状的主要内容,涉及左宗棠的部分,则是如此叙述的:

讵该员弁(指贺炳翊——作者注)深恐败露,串通黄文琛联合抚署幕友于革员(指樊燮——作者注)进京之后捏款陷害,委员文官迎合抚署,令革员认罪结案,呈请提集人证账簿审讯等情。

最后,官文表示:

是否该革员写心狡展抑或文武徇私迎合上司,均难悬揣,惟奴才现值江皖军情紧要,并指日胡林翼扎营黄州,省城公事较繁。瞬届秋闱监脍入场,奴才不克分身赴南查办,即行提文武各员来北亦属未便,相应据实奏闻,可否仰恳天恩钦派大员查办之处,奴才未敢云便,伏乞圣裁。

老于世故的官文并没有断言左宗棠有罪,而是呈请对案件进行审理。而且,为了避嫌,他还呈请咸丰帝另派大员审理此案。

(三)咸丰降旨

官文心恨左宗棠,但是又偏偏不直接参破。他只是把樊燮的诉状陈述给咸丰帝,最后提出,或者是樊燮耍狡猾,或者是左宗棠等迎合骆秉章枉法,都难以揣测。

咸丰皇帝阅览官文奏折后,于七月十五日传旨,称:

案关镇将大员侵亏营饷并各员夹嫌陷害,滥邀保举,情节较重,是否该革员籍词狡展抑或事出有因,极应彻底根究。

“极应彻底根究”,就是咸丰帝的态度和旨意。与此同时,咸丰还指定了办案人员:

着派官文亲提全案人证卷宗,俟钱宝青出闱后会同秉公严审确情,定拟具奏。

意思是这件案子由官文主审,等钱宝青监考完毕后再会同审理。钱宝青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六月末被任命为湖北乡试正考官,此时正在湖北主持乡试。

咸丰帝的旨意,并没有显示出他对于这件案子有什么特别的情绪,对于“是否该革员籍词狡展抑或事出有因”,不做判断。他降旨“根究”,也算是正常之举。

八月十七日,左宗棠致信胡林翼说:

昨樊镇军以贪纵被按,未及定谳,而走诉于相国官公,遂亦被牵及,圣明乃不置一词。然亦必求就狱,以竟其事。

就是说,咸丰帝对官文的参奏并没有表态,只是要求审问,要调查出一个结果来。

然而,由于左宗棠名气日大,既有说他好的,也有说他坏的,或者说,说坏话的人恐怕更多一些。尤其是左宗棠“擅权”一事,几乎是明摆着的。作为朝廷制度的最高维护者,咸丰帝不能不有所忌讳。而且,咸丰帝忌讳的还不止这个。整个湘军系统的迅速崛起、膨胀,这大概也是咸丰帝较为忌讳的。朝廷不得不用湘军。但是,湘军的势力太大,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李续宜、曾国荃,等等,数载之内封疆大吏兴起一大片,这些人个个手握重兵,而且还特别团结,要是他们勾结起来造反,那大清朝岂不要完得更快?左宗棠在给胡林翼的信里提到,官文告状后,咸丰帝曾多次问人:左某某是何人保举。左宗棠感觉到咸丰帝在猜疑曾国藩、胡林翼等湘系将领搞朋党,因此告诫胡林翼等加以注意。

八月二十五日,在得知朝廷旨意后,骆秉章上奏咸丰帝,指樊燮“妄奏”, “将王道(道员王葆生——作者注)禀复查明帐簿、公禀、樊燮亲供等件,咨送军机处备查。”(《骆文忠公自订年谱》)

咸丰帝在收阅骆秉章的奏折后,随即降旨,并将骆秉章的奏折连同骆秉章呈送的证明材料一起寄给官文。骆秉章所呈送的证明材料,咸丰帝并没有开启。

对于咸丰帝这一次降旨,曾国藩所了解到的情况是:

湖南樊镇一案,骆中丞奏明湖南历次保举一秉至公,并将全案卷宗封送军机处。皇上严旨诘责,有'属员耸恿,劣幕要挟’等语。并将原奏及余案发交湖北,原封未动。从此湖南局面不能无小变矣。(《曾文正公家书》)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咸丰帝处置的不满和对左宗棠、对湖南乃至对于整个湘军(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担忧。

那么,咸丰在接到骆秉章奏折及材料后降旨,到底说了些什么呢?据曾国藩家书里说,是提到了“属员怂恿,劣幕要挟”等语句。所谓“属员怂恿”即樊燮所控诉的黄文琛、候光裕等人,而“劣幕要挟”则指左宗棠。曾国藩曾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身兼多部侍郎,门生众多,在朝廷广有耳目,跟官文也公私往来频繁,所以,他得到的消息应当是准确的。

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官文等上了《奏为密陈遵旨查办湖南巡抚骆秉章奏折及亲供账簿涉及情形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档》档号:03-4149-005),奏折中有这样一段:

其恣意要挟之处一时尚难得有确据,诚以迹涉暧昧果有……伏查湖南属员幕友近年积弊早在圣明洞察之中,奴才等一面就本案供情留心根究,一面仍加密访。

官文提出:关于左宗棠“恣意要挟”一事暂时难以得到确证,但“诚以迹涉暧昧果有”,即看样子应该是果然有的。官文为何要特别提及这一节呢?有一个解释可以说得通,那就是咸丰帝有旨要官文调查左宗棠“恣意要挟”一事。这与曾国藩了解到的情况刚好一致。官文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说“湖南属员幕友近年积弊早在圣明洞察之中”,这就是说咸丰帝在给官文降旨时表达出对左宗棠有看法,有成见。

樊燮的诉状和官文的奏折里对左宗棠的控诉只是“通知”,那么咸丰帝为何要调查左宗棠“恣意要挟”呢?这应当理解为咸丰帝将平日所得到的关于对左宗棠的“恣意要挟”、“擅权干政”的投诉放到此案里一并调查来了。但是,据左宗棠本人猜测,这应当是官文告的阴状。后来,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提到:

上询澹公(指罗遵殿,字澹村——作者注)之语,必有所因,以招摇撞骗疑士类,然则从前之上篆帝心者,盖亦过采虚誉耳。野老未尝与人争席,以此谮人者,亦不自知其何心,或亦使相(指官文——作者注)有密疏耳。

从前,咸丰帝对左宗棠极感兴趣,逢人就打听左宗棠,并金口托郭嵩焘带话,叫左宗棠出来办事。左宗棠等人自然是感到荣耀的。但是,此时咸丰帝却重重猜疑,简直令左宗棠心底凉透。左宗棠认为,咸丰帝之所以这样,应该是官文告了阴状。

四、群豪博弈

圣旨一朝而下,各方立刻展开博弈。参与进来的人主要有官文、钱宝青、胡林翼、曾国藩、郭嵩焘、骆秉章和在之后被卷入的王闿运、肃顺、潘祖荫等等。这些人分成两大阵营,纵横捭阖,各显神通,共同上演了一场动魄惊心的历史活剧……

(一)“夫己氏”心存忌惮

在“樊燮案”发酵过程中,左宗棠在给胡林翼的书信里,常用“夫己氏”(即“那个人”)称呼官文。因为他知道,在这个案件里,官文是真正的主角,是幕后操纵者。

“夫己氏”意在报复。但是,他又不敢做得太明显。第一是他明知自己保举樊燮、栗襄的行为是彻头彻尾的营私舞弊行为,为天下人所耻笑,而且被皇帝直接否决,所以,他并不能够理直气壮地说话;第二,他身边全部是“湘系”大员:胡林翼、曾国藩、李续宜、骆秉章、曾国荃等等,没有这些湘系大员的支持,官文在湖广总督的任上将寸步难行,待不下去!所以,他不敢和这些人公开翻脸。那么,这位“夫己氏”的内心里,到底想要达到怎样的目的呢?

据郭嵩焘在日记里记载,他在咸丰十年四月从京城返回湖南途经湖北时,与钱宝青见了面。钱宝青当面告诉,说官文曾授意文格,让文格暗示左宗棠“急流勇退”(详见下文)。对于樊燮和栗襄,咸丰帝凭着骆秉章的奏折直接就处置了。但是,对于樊燮反告骆秉章、左宗棠一事,咸丰帝却“不置一词”,只是猜忌左宗棠“恣意要挟”,要求调查清楚,而且也没有喊打喊杀(说咸丰帝下旨“就地正法”,显然是无中生有)。所以,官文的目标,就是将左宗棠驱离骆秉章的幕府。只要左宗棠一去,拔去眼中钉,案子就可了结,并没有指望要致左宗棠于死地。

(二)钱宝青极力担承

钱宝青,字萍矼,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咸丰九年六月被派到湖北担任秋试主考官。官文请求朝廷派员审理樊燮告状一案,咸丰帝即指派钱宝青就地当差。钱宝青是曾国藩的门生。这一节,咸丰帝不会不知道。那么,咸丰帝为什么要派钱宝青担当此任呢?其一是顺便,因为钱宝青此时正在武昌主持乡试;其二是职责相符,监督考察官员原本就是“左副都御史”的本职工作;其三则怕是也有担心官文徇私枉法的意思。咸丰帝明知官文是此案当事人,按理应当避嫌。但他是总督,而且还是协办大学士,这个案件不得不让他主审,然而毕竟不放心,所以加上一个钱宝青,就可以平衡了。

大概九月中旬,钱宝青知会胡林翼,要专门到黄州(胡林翼驻地)拜会他。胡林翼将此事告知曾国藩。曾国藩得信后,非常高兴。九月十八日,曾国藩复信胡林翼,说:

钱公来黄,当有数日勾留,待其客礼已过,清淡方永,当棹轻舟奉访,极力担承,是意中事。然公昨求故而不求新,亦正妥善。(《曾国藩全集·书信》)

曾国藩说“极力担承,是意中事。”意思是说,钱宝青一定会为左宗棠极力担承。同时,曾也同意胡林翼提出的“求故而不求新”。胡林翼的“求故”,应当是指求官文。

曾国藩在咸丰九年十月初五日的《日记》中记载:

是日钱萍矼副宪及胡中丞在此住一日,与之鬯谈至深夜二更。

曾国藩、胡林翼与参加审理左宗棠一案的钱宝青在一起,谈至二更,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是什么呢?当然是“左宗棠”。可想而知,曾、胡、钱三人在此期间,一定就左宗棠案的化解、处置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且达成了相应的共识,想出了较好的办法。

郭嵩焘于咸丰十年四月返回湖南途中在湖北会晤了钱宝青。他从钱宝青那里了解到以下情况:

官协揆(指官文,协揆即协办大学士——作者注)缄示南藩(即湖南藩司文格——作者注),以急流勇退讽左季高,使之退避,后又以左性情刚愎具之折中。萍矼力言之,乃始抹去。(《郭嵩焘全集·日记》)

官文在奏折里写左宗棠“性情刚愎”,钱宝青认为不妥,在他的坚持争取下,官文不得不将这句话抹去了。这就充分证明了钱宝青的“极力担承”。钱宝青是奉旨审案的钦差,可以左右官文的言行。而且官文深知钱宝青和曾国藩、胡林翼的关系,这使得官文心存忌惮,不能够恣意妄为。

(三)胡林翼殚精竭力

胡林翼是左宗棠的铁杆拥趸。左宗棠案发,胡林翼忧愤甚于左宗棠本人。左宗棠在这段时间给胡林翼的信中提到“知尊意拳拳于鄙人者甚厚,可敬也。”(《左宗棠全集·书信·复胡润之》)

胡林翼一面写信安抚左宗棠,给左宗棠各种建议,并且阻止了左宗棠北上,一面与曾国藩等协商,同时,他凭着自己与官文的特殊关系,极力阻止官文加害左宗棠。他多次致信官文,请求官文高抬贵手。但是,官文还是不肯错过到手的好机会。他回信胡林翼说:

湖南之案,并无成见。从公而断,从实而问,无甚牵连者免提,有关紧要者亦不能不指名提取,不能令罪大幸免。(《胡文忠公年谱》)

官文这话的意思,其实就是不想放过左宗棠。“不能不指名提取”,就是要提取(即逮捕)左宗棠到湖北审问。为此,胡林翼再次致信官文:

湖南左生季高性气刚烈矫强,历年与鄂省交涉之事,其失礼处久在山海包容之中。涤帅所谓宰相之度量,亦深服中堂之德大冠绝中外百寮也。来谕言湖南之案并无成见,从公而断,从实而问,无甚牵连者免提,有关紧要者亦不能不指名提取,不能令罪大幸免一节,读之再四,心以为惧。此案樊与黄等似无好声名,正案不敢预闻,其案外之左生,实系林翼私亲,自幼相处,其近年脾气不好,林翼无如之何。且骆公与林翼不通信已二年,至去腊乃有私函相往还也。如此案有牵连左生之处,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系林翼一人私情,并无道理可说,惟有烧香拜佛,一意诚求,必望老兄俯允而已。(《胡文忠公年谱》)

胡林翼的信,言辞极为谦卑,然亦绵里藏针,柔中带刚,颇有湖南人“霸蛮”的味道:此事没有道理可讲,行也要行,不行也要行!所以,表面是求情,实质上则相当于是“最后通牒”。胡林翼是官文的倚靠,官文贪腐无能、卖官鬻爵,不知有多少把柄被捏在胡林翼的手里,老于世故的官文岂会无动于衷?——胡林翼去世后,官文和接任的湖北巡抚都没法合作,后来终于被担任湖北巡抚的曾国荃参劾而丢掉了湖广总督宝座。这是后话。

还有一个细节,甚有价值。就在咸丰九年八月初,曾国藩从驻地(江西湖口)前往湖北武昌拜会官文,商定军队的进止。八月初九日夜,曾国藩写了一封给胡林翼的回信,信中说:

初八日得惠缄并秘书,敬承一切。秀帅初五一奏亦已咨到,初一之奏未得见也。

曾国藩在回信里告诉胡林翼,他看了胡林翼送来的书信和“秘书”(即密件),了解了所有的情况。官文(字秀峰,称“秀帅”)初五日的奏折已经弄到手了,但是初一日的奏折还没看到。

从胡林翼的“秘书”,到曾国藩(肯定是向朝廷同僚好友)打听官文的奏折等情形来看,曾国藩信中所言之事,肯定跟左宗棠案有关。

八月十一日,曾国藩到达黄州。黄州正是湖北巡抚胡林翼的驻地。曾国藩在此逗留到二十日才离开。在此期间,曾国藩与胡林翼天天相会。可想而知,他们所交谈的内容中一定会有左宗棠的案件。而且,在八月十九日,曾国藩还给左宗棠写了一封信,但是信中没有片言只字提及樊燮事件,而只是说湘军各部的调遣。

(四)郭嵩焘托付门路

郭嵩焘在咸丰九年至咸丰十年之交,同样遭到了厄运。咸丰九年二月,郭嵩焘跟随僧格林沁亲王赴天津参与军机,但是仅仅几个月下来,僧格林沁就对他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因而派他去山东办理厘税。郭嵩焘在山东办理厘税,又被同僚排挤、陷害,僧格林沁老大不耐烦,一道奏折,以“办理厘务不善”的罪名将郭嵩焘参倒。咸丰九年年底,咸丰帝将郭嵩焘召回京城,处以降二级使用,但仍然让他入值南书房。郭嵩焘满腹委屈,自觉无趣,遂于咸丰十年三月上折告病,请求开缺回藉。咸丰帝也不挽留,准其开缺。郭嵩焘于咸丰九年十二月回到京城,咸丰十年三月诏准开缺,咸丰十年闰三月还待在京城,四月才启程回湖南。在那段时间里,郭嵩焘没有机会而且也并不方便在咸丰帝面前为左宗棠讲话。但是,面对好友、姻亲遭遇不公、面临危险,郭嵩焘还是很着急的。郭嵩焘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其祖、父两代的遗风,为人颇有点侠肝义胆、古道热肠的味道,待朋友很是忠诚。

据称,郭嵩焘、王闿运等人找到亲近汉人的权臣肃顺,请求肃顺解救左宗棠。肃顺则说要等到有其他臣工保荐左宗棠,他才好出面说话。那么,谁能站出来替左宗棠说话呢?

《左文襄公年谱》记载说:

先是郭公嵩焘以编修与吴县潘文勤公祖荫同值南书房。方樊燮事急时,郭公语潘公曰:“左君去,湖南无与支持,必至倾覆,东南大局不复可问。”

郭嵩焘找了潘祖荫。潘祖荫时任大理寺少卿,在南书房当值,负责修起居注(纪录皇帝日常言行),是皇帝信任的近臣。他十分欣赏左宗棠,也十分了解湖南的情况,认为郭嵩焘言之有理,于是决定利用自己工作上的便利,上疏为左宗棠解脱。

(五)潘祖荫奏陈利害

咸丰九年闰三月二十三日,潘祖荫向咸丰帝上了《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材可用疏》:

奏为敬陈管见、仰祈圣鍳事:

窃以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战胜攻取,所向克捷,最称得力。楚军之得力,由於骆秉章之调度有方,实由於左宗棠之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而久在我皇上圣明洞鉴中也。左宗棠之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雠,该省不肖之员不遂其私,衔之次骨,谣诼沸腾,思有以中之久矣。近闻湖广总督官文惑於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左宗棠洁身引退,骆秉章势难挽留。夫宗棠一在籍举人耳,去留似无足轻重,而於楚南事势关系甚大,有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材者。上年石达开回窜该省,号称数十万众,抚臣骆秉章因本省之饷,用本省之兵,数月之内肃清四境,盖其时带兵各官如李续宜、萧启江等皆系宗棠同省之人,孰长於攻,孰长於守,孰可以将多将少,宗棠烛照数计,而诸将亦稔宗棠之贤,乐与共事。且地形之阨塞,山川之险要,素所讲求,了如指掌,故贼虽緃横数千里,实在宗棠规画之中。设使易地而观,将有溃败决裂不堪收拾者矣!是则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今年贼势披猖,东南蹂躏,两湖亦所必欲甘心之地,不可不深计而豫筹。合无仰恳天恩,饬下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酌量任用,尽其所长襄理军务,毋为羣议所挠,庶於楚南及左右邻省均有裨益。臣与左宗棠素无认识,因为军务人材起见,冒昧凟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潘祖荫的奏疏,以雄辩的事实说明了左宗棠的作用与贡献,同时阐述了左宗棠遭人嫉恨的缘由,指出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以此辨明是非。然后以“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的警语言明利害,给咸丰帝以极大触动。

(六)咸丰帝天心大转

其实,早在潘祖荫上奏之前,即在咸丰十年二月初二日,官文、钱宝青就上了《湖广总督官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钱宝青为审明永州镇总兵樊燮呈控文武陷害一案按律定拟事》(中国历史档案馆·《录副档》,档号:034551016)一折,奏报对樊燮案的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奏折的最后写道:

前经奉密查之件,奴才等业将查无确据情形附片密奏,连日明察暗访仍无端倪。现正案已结,臣钱宝青例应于拜折后起程北上,应仍由奴才官文另行专折奏复,合并奏明,谨奏。

在这封奏折里,官文、钱宝青呈明左宗棠“恣意要挟”查无实据,并说正案已结。所谓正案即樊燮案,左宗棠只是牵涉其中。既然正案已结,那就说明樊燮不是被冤枉的,而左宗棠也就更加没有什么责任了。对此,咸丰帝心里是有一笔账的。此后,咸丰帝再也没有降下关于左宗棠案的旨意,只是也没有说要给左宗棠“平反昭雪”,因为左宗棠压根儿就没有被定罪,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甚至连“对簿公堂”也没有施行。但是,潘祖荫的上奏,仍然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提醒了咸丰帝:如果弃用左宗棠,会造成整个东南局势的动荡甚至溃败!

据说,在潘祖荫上奏之后,咸丰帝重新向身边臣子谈起左宗棠,了解左宗棠的情况。这时候,肃顺趁机进言说:“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于是咸丰帝天心大转,决定启用左宗棠。

五、切身经历

左宗棠是整个事件的主角。那么,在事件发生后,左宗棠本人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

(一)悲愤激昂

咸丰八年七月十六日,石达开太平军撤离宝庆,分三路退入广西。左宗棠指挥的宝庆战役大获全胜。

八月初七日,左宗棠致信胡胡林翼,介绍了有关军情,讨论了曾国藩入川问题(胡林翼因曾国藩长期以侍郎名义领兵,没有地方行政、财政权,于是说动官文上奏朝廷派曾国藩入川,本来希望朝廷任命曾国藩为四川总督,但是,朝廷仅仅任命曾国藩督办四川军务。而曾国藩最终也没有去四川),信末,左宗棠说,胡林翼祝贺其母的寿文,是抄袭他二十年前的一篇旧作。左宗棠打趣胡林翼说:

兄之记性实有过人之处。何兄之惯于学我也,其文可千古矣。

此时,正当宝庆大捷之后,左宗棠心情大好,在信中还与老朋友大开玩笑。这说明,直到八月初七日,左宗棠还不知道朝廷对于樊燮案的旨意。

八月十一日,左宗棠在致胡林翼的信中,突然提到:

两交必不能合,且不可合,殊负厚谊。主人翁早有休意,弟则不可一日居此,料理稍妥,当就狱耳。以文秀借之沐猴,暂止其跳掷,久必自取而裂之,公亦误也。

从左宗棠的语意里看,一定是胡林翼向其告知朝廷旨意,劝左宗棠向官文妥协,以求官文高抬贵手。但是左宗棠并不同意,并说骆秉章(即“主人翁”)早就想退休了,他也不想再多干一天,只要把手头的事情料理完毕,就去归案。此时,左宗棠的“郁勃之气,从指爪间沸出”(《左宗棠全集·书信·致胡润之》),愤慨愠怒之情,溢于言表。

八月二十五日,左宗棠给胡林翼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细述了樊燮的劣迹与犯罪事实和参劾樊燮的过程,提到:

樊燮于三月三十日解到湖南。自四月初一至六、七月,宝、永防剿大贼及零股贼匪,何日不在吃紧之时?

樊燮在鄂呈诉,制军(指官文)六月二十七日具奏。

左宗棠给胡林翼的信,对樊燮诉状做了一一驳斥与辩护。这表明左宗棠已经完全了解樊燮诉状与官文奏折的内容。

九月十四日,左宗棠复信胡林翼,信中充满了悲愤之情。他写道:

所可恨者,七年一缕心血颇有以自见,今被一老伧破坏,此身断无复留之理,而大局且随之败裂耳。

“老伧”,是无赖的意思,这里指谁呢?官文?樊燮?当然是官文。

接着,左宗棠对着老友,回顾了自己进入湘幕以来的经历:

自二年八月投袂出山之时,初意不过混影尘俗,数月即便抽身。张石卿强我湖北之行,居鄂数月,渐有所图。石翁以崇伦之倾轧去位,弟自此更誓不与人间事矣。无何,贼窜湖湘,逼我深山,族党幼累均有岌岌不能自保之势。适骆吁翁再三招之,不得已勉为长沙之行。自此一去六年,忍耻受辱,勉与尘世俯仰。湖湘之事,一身任之;即东南之局,亦一心注之,未尝以他念稍挠其讨贼之志。平生未受国家寸禄,而辄不揣其愚暗,慨然以身冒天下之嫌怨谤忌而独执其咎,宁不自知以无权无位不幕不绅之人,处于有罪无功之地,必为世所不容哉?诚以世局如此,吾乡系东南安危,不敢不勉尽其心力所能到者,姑为图之。故频年苦说归田,迄未得忍然舍去耳。今以一贪纵无赖之武夫,牵帅及我,使相(指官文——作者注)更傅会以求报其怨,而符檄一下,署臬司即以微名居首应募,方伯文君改置第三;适中丞赫然一怒,始更置诸弁兵之后。

其不得不北行,以厌时人之心,而全吾身有以待,乃理势所不得不然者。吾去,而吾乡已成之绪不得不荒,未至之祸且不可测,此可为长叹息者耳!已拟樊案定后,即出署假会试之名北行,以俟谤焰之息,再徐图之。上询澹公之语,必有所因,以招摇撞骗疑士类,然则从前之上篆帝心者,盖亦过采虚誉耳。野老未尝与人争席,以此谮人者,亦不自知其何心,或亦使相(指官文)有密疏耳。

在署名后,左宗棠意犹未尽,接着又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此案,湘抚(指骆秉章)讼虽负而亦胜,以尚未定谳也;鄂督(指官文)胜而亦负,以保举非人而又护之也。左生(左宗棠自指)之罪,纵坐以通知,亦无实据。革职逐出幕府,再议以罪名重至新疆而止,亦无损于我,我自有我在也。

公之拳拳于我,为大局计,为桑梓计,不知此后断无留幕之理,亦断无改幕之理,我亦不能。为桑梓与大局计,此可恨耳。(《左宗棠全集·书信·复胡润之》)

官文发文到湖南,提取涉案人员。湖南臬司(按察使)将左宗棠的名字列为第一。布政使文格觉得不妥,将左宗棠的名字排在第三位。骆秉章见到名册,看到湖南这些官员对左宗棠落井下石、幸灾乐祸的嘴脸,不禁勃然大怒,大发雷霆。这样,左宗棠的名字才被排在了最后。

左宗棠的信,再次给案情透了底:自己即便被治罪,大不了是被赶出幕府,而他自己正好也不想干了。如果朝廷再三不肯放过,充其量就是被放到新疆去戍边。左宗棠的话,再一次证明:咸丰帝确实没有下过“就地正法”的旨意。如果咸丰帝果然有那样的旨意的话,左宗棠说话不会这样轻松,官文只怕也不会这么和气,而是早就下狠手了。

(二)风雪北行

“断无留幕之理,断无改幕之理。”左宗棠非常决绝,就是不再当幕僚了。既不能继续在骆秉章幕府当幕僚,更不会改投其他人幕府。左宗棠要做什么呢?他要进京。

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左宗棠致信胡林翼,信中说:

弟于二十日始得出署拜客、吃饭,视署中更忙。二十八日即断绝应酬,新正初二往乡展墓,并视大嫂、仲兄。初八日返省。初十日长行,将由荆州取道樊城北上,计三月初可抵都矣。

左宗棠还提到:

大抵自夫己(指官文——作者注)上年密件复,圣听已惑,而逢人便问,尚见天心无所偏倚。如有前席之时,即当一一据实陈之。天下事不堪久坏,倘能纳约自牖,亦未尝不可并受其福。如非然者,拂袖归田尔,断不敢轻易犯手耳。(《左宗棠全集·书信·致胡咏之》)

左宗棠安排好了进京的行程,并说咸丰帝被官文迷惑,怀疑左宗棠有“恣意要挟”等情事。但是,咸丰帝见人就询问左宗棠的情况,可见“天心”没有偏倚。他希望能够有“前席之时”,向皇帝详细陈述事件经过。“前席”指汉文帝召见贾谊当面倾谈的典故。左宗棠惹了一身麻烦,为什么还打算觐见皇帝呢?原来,这是有圣旨的。早在咸丰五年,由于宗稷辰、郭嵩焘等人的举荐,咸丰帝下旨,命湖南巡抚出具切实考语,送部引见(送吏部引见给皇帝)。左宗棠执意进京,恐怕跟这道圣旨有关。

咸丰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左宗棠由长沙启程北上,取道湘阴、岳州进入湖北。

左宗棠此次北行,遇上了罕见的极端天气。他在给郭崑焘(郭嵩焘之弟,字意城,与左宗棠同时期进入湖南巡抚幕府,后终生担任湖南巡抚幕僚)里说:

渡湖后,雨霰交作,风雪均大。二月十六日抵荆州,三月三日始抵襄阳,雪意仍未已也。泥深没踝,薪贵数倍,行者、居者均以为苦。闻宛、洛春雪太多,一月之中仅三见阳曦,殊为怪特。(《左宗棠全集·书信·与郭意城》)

这种恶劣天气,与左宗棠的心情相印衬,不由让左宗棠百感交集。

(三)“求吾死所”

在抵达襄阳后,胡林翼派毛鸿宾(字寄耘,当时在湖北任道台,后升任湖南巡抚、两广总督)送信给左宗棠,阻止他继续北上,说京城那边网罗四布,去了后会有危险。左宗棠读了胡林翼的信,越加愤慨,想死的心都有了!他写信给郭崑焘说:

抵襄阳后,毛寄耘观察出示润公密函,言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盖二百年来所仅见也。杞人之忧,曷有其极!侧身天地,四顾苍茫,不独蜀道险巇,马首靡托已也。帝乡既不可到,而悠悠我里,仍畏寻踪,不得已由大别沿江而下,入涤老营,暂栖羁羽,求一营官,杀贼自效。幸而克捷,并受其福;否则免胄冲锋,求吾死所。死于盗贼与死于小人,固有间矣。(《左宗棠全集·书信·与郭意城》)

左宗棠提出要到曾国藩麾下,请求担任一名营官(500人为一营),带兵冲杀,以求死得其所。他在同时期给李续宜的信中还就此事做了更进一步的说明:

假如夫己氏必不相舍,山北山南网络密布,即匿影深山,亦将为金丸所拟。士固不可再辱,死于小人未若死于盗贼之快。将就涤老及麾下作一小营官,学战自效。战而胜,固稍伸讨贼之志;否则,策马冲锋,亦获其所。且八年戎幕坐啸,未克亲履行间,实为阙事,亦正欲借此自励,少解白面之嘲。

左宗棠的这一计划,同样被胡林翼劝阻。胡林翼建议左宗棠,可以暂时回乡隐居,等待异日东山再起。

(四)暂栖军营

左宗棠北上不成,回家,又怕别人来找他麻烦,真是上下不得,左右为难,“侧身天地,四顾苍茫”。这是左宗棠整个人生里最低沉、最黑暗的时光。但即便是这样,他还是与胡林翼、李续宜、曾国藩等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信里说些什么呢?也有自己当前所处之事,但是,绝大多数都在谈军事、谈国家大事!这些湘军将领早已习惯了向左宗棠通报军情,征求左宗棠的意见。左宗棠这个湘军的“总参谋长”也总是非常及时地向他们贡献自己的意见和见解,提出各种战略战术。所以,若说当时谁对东南战局最为了解,恐怕莫过于左宗棠。

这时候,胡林翼、曾国藩、李续宜、曾国荃等都帅军驻扎在湖北、安徽交界地区。而此时太平军的主力则在安徽、江苏、江西、浙江一带。朝廷希望官文、曾国藩、胡林翼等商议向东南进剿太平军。于是,曾国藩、胡林翼、李续宜(前不久在左宗棠的指挥下,作为主要将领参加了宝庆之战)、曾国荃都向左宗棠发出邀请,请他到军营商议军机。

咸丰九年三月二十日,左宗棠首先抵达英山,进入了自己最好的铁哥们胡林翼的军营。两位老朋友见面,自然是亲密异常。胡林翼款待左宗棠在军营住了一个多月。在这里,左宗棠了解到了关于“樊燮案”的最新情况,知道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这让他心里轻松、宽解了许多。他在给李续宜的信里说:

“比至润公所,询知近状尚未如所闻之甚。”(《左宗棠全集·书信·答李希庵》)

到了英山大营后,左宗棠打消了要当营官的念头,决定听从胡林翼的建议,回家隐居,“从此隐卧荒山,不复与闻世务矣。”(《左宗棠全集·书信·答李希庵》)

闰三月二十四日,左宗棠离开英山,应曾国藩之邀前往宿松,二十六日进入曾国藩大营。

就在左宗棠到达宿松的两个月前,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太平军围攻浙江省城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字澹村)率六千人孤军奋战,最后,城破自杀,他的妻女也跟着一起自杀了。这位罗遵殿就是安徽宿松人。罗遵殿清廉干练,曾在湖北为官,是胡林翼的属下,深受胡林翼的信任,后来成为胡林翼的好帮手。张亮基任湖广总督期间,也非常赏识罗遵殿,举荐他带兵。那时候,左宗棠则在张亮基幕府,与罗遵殿气味相投,称为知己。所以,罗遵殿死后,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都很悲痛。左宗棠在给他女婿陶桄(字少云)的信里说:

杭州二月二十七日之耗如已的确,澹村先生与何子敬等均作忠魂矣。浙事弊坏已久,澹村乃当其厄,殊可悲恸!

左宗棠来到宿松,正值罗遵殿灵柩回到故乡。曾、左便相约一起去罗遵殿家里祭奠。胡林翼也要去祭奠。他知会曾、左二人等他赶到,再一起去罗家。所以,左宗棠就留在曾国藩大营。就在此时,他听曾国荃说,长子孝威病得很重。他很是焦急,归心似箭。他致信李续宜说:

及晤曾沅浦(曾国荃,字沅浦——作者注),闻小儿患病颇甚,前接两次家书,均其手写,而病状未及详,盖虑增我牵挂也。此儿稍可,弟素所钟爱,闻其病状,殊为系念。拟俟润公来此同吊澹公后,即由宿松出江,买棹西归,不及奉旨,亦不复诣厚、雪二公矣。(《左宗棠全集·书信·与李希庵》)

(五)烟消云散

咸丰十年四月一日,朝廷向曾国藩发出庭寄,庭寄传达了咸丰帝的旨意:

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两湖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并着曾国藩酌量办理。

“两湖亦所必欲甘心”,是潘祖荫奏疏里的原话,可见潘祖荫奏疏对于此案所起的作用。

从咸丰帝与郭嵩焘的问对可知,其实,他早就想让左宗棠“一出办事”了。过去只是碍于骆秉章不肯放人,故一直拖着。现在,左宗棠既然已经出了骆秉章的幕府,而且左宗棠也决计不再入幕,所以咸丰帝决定直接使用他。

咸丰帝的旨意,宣告了“樊燮案”的终结!同时也宣告了左宗棠新的人生征途的开始!

这封庭寄大概在四月初十日前后到达曾国藩大营,而此时左宗棠正在此处。曾国藩看到庭寄,当然高兴,自然要把庭寄给左宗棠看。左宗棠看到庭寄,眼前顿觉烟消云散,而且对咸丰帝充满了感恩戴德之情。他在给李续宜的信里说:

顷接初七夜手书,敬悉一切。……但涤帅新奉廷旨,令察看势局,如可舍皖而去,则宜移军皖南,会厚军攻取芜湖,以牵金陵贼势,而扼其吭。拟俟润老至共议之。是此局仍须再酌也。

廷旨末幅并及宗棠频年怫郁之隐,竟蒙圣鉴,感激何言!此后亦不忍恝。惟儿子病势颇重,未老而有舐犊之思。拟十三日赴罗宅吊后,即买舟还湘。再俟涤老之信,如有可出之理,亦未敢固执。(《左宗棠全集·书信·答李希庵》)

他知道咸丰帝决定启用他。他也愿意出山,未敢固执。

(六)踏上征程

四月十三日,曾国藩上奏朝廷,提出对于使用左宗棠的建议:

查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与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曾国藩的建议,一是办理团防,即带兵打仗;一是担任布政使、按察使一类的官职。

四月十三日这一天,正是曾、左、胡三人相约同往罗宅祭拜罗遵殿亡魂的日子。所以,曾国藩的建议,左宗棠应当也是知道的,甚至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共同参与商议的。而且他明白,朝廷肯定会用他带兵打仗。所以,他在离开宿松返回湖南的途中,在尚未接到朝廷旨意的情况下,便致信王开化(王錱堂弟,后来成为左宗棠楚军的总营官),请他出来帮忙募勇练兵。

四月十九日,曾国藩署两江总督。

四月二十日,左宗棠离开宿松,返回湖南。同日,朝廷下达谕旨:

左宗棠着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钦此。

三个月后,左宗棠率领他亲自招募、编练的楚军,在长沙金盆岭誓师出征,从此踏上了崭新的征途……

(七)曲终收拨

“樊燮案”从咸丰八年十一月发端,咸丰九年八月形势陡转,至咸丰十年四月烟消云散。一大帮人卷入其中,轰动朝野,名噪一时,最后,以樊燮遭革职、官文报复左宗棠的计划落空而告终结。

“樊燮案”让左宗棠遭遇了人生最低沉、最黑暗的时光。但同时,也正是“樊燮案”提前结束了左宗棠的幕府生涯,帮助他正式走上仕途,开启崭新的人生里程,直至为国家、为民族建立不朽功勋。

左宗棠影响了中国,改变了历史。而如果要说得更加具体一些的话,也可以这样说:是“樊燮案”改变了左宗棠的人生轨迹,从而影响了中国,改变了历史。

2017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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