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2月20日至1915年12月4日，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简称巴拿马赛会）在美国旧金山举办，历时9个半月。这次世博会不在巴拿马举办，为何却要冠名“巴拿马”？这是为了纪念巴拿马运河开航。另外，为了纪念人类发现太平洋400年，也加挂了“太平洋”三字。这两大诱因，也就是这次世博会被赋予的双重内涵。另外，这次世博会也有纪念旧金山1906年大地震后浴火重生10周年的意味。
虽然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事正酣，虽然部分列强缺席，但战争对赛会造成的实质性影响并不大，参赛规模也不小。1915年《巴拿马大博览会》（《学生杂志》第二卷第四号）一文记载，“出品于此大会之诸国民，大小四十三国焉”。也就是说，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或出品人参赛，且涵盖了五大洲。全部参展品20多万件、观者1900万人次，可见巴拿马赛会受到了世界人民的热烈追捧。
自1851年伦敦举办世博会以来，中国以政府组团名义有组织地参加世博会，以此次规模为最大。赴赛展品达10万件之多，盛况空前，刷新了历届与赛的多项第一；部分赛品特色突出，不逊于其他参赛国的同类赛品。光临巴拿马赛会中国九大展馆展区的参观者逾200万人次，大约1200种赛品获奖，可谓既有参赛之名，又有与赛之益。尽管时光流逝已95年之久，但国内不少老字号仍以“荣获巴拿马博览会金奖”为殊荣，并曾长期印制在商品商标或标签上。或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巴拿马国际展览会”、或印“国际巴拿马博览会”“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不一而足，但都不影响其宣传效果。
关于巴拿马赛会上中国赛品获奖情况，由于当时统计口径不一，加之历史渐行渐远已近百年，因此并无统一数字。已见的较原始的相关著述中，有1211枚、1200余枚、约1200枚、1100枚、1076枚、1000余枚等多种表述。而对于获奖的具体赛品和奖项奖级，也是其说不一。比如，赛会大奖和赛会金奖有何区别？赛会金奖是否为大奖？奖级如何区分？这都有厘清之必要。 官方统计不完善 数字抵牾实难辨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巴拿马赛会奖项共分六等，即：（甲）大奖章(Grand Prize)、（乙）荣誉勋章(Medal of Honor)、（丁）金质奖章(Gold Medal)，以上为一等奖；（戊）银质奖章（Silver Medal），为二等奖；（己）铜质奖章（Bronze Medal），为三等奖；（丙）荣誉奖章 (Honorable Medal)，为末等奖。
其中，荣誉勋章也称名誉优奖。而末等奖，虽然也可据英文译为荣誉奖章，但实际上此奖并无奖牌，只有奖状，故也称状词奖、奖词、鼓励奖等。当时，中方统计者由于对实际情况不太了解，只从字面理解，故而错将末等奖列为丙级。
《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一书是由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局长、赴美赛会监督处监督陈琪于赛后主编的，相关统计较具权威性。但该书只是对中国获奖赛品分别进行了统计，并未明确统计出获奖总数。
据该书所附全部获奖名单整理后，得出的获奖数目为1076枚（包括奖词在内，奖词不能按“枚”统计，可按“次”或“张”统计，当时为行文方便，未加区分）。虽然该书在得奖数目表中注明“续补之奖章及出品人之名誉奖章不在内”。但该书所列获奖名单中，也包括部分“续补之奖章及出品人之名誉奖章”。从中可知，奖项并非仅仅授予赛品，也授予出品人。获奖的还有不少是中国的机关或单位，其中以教育馆最为典型。可这在统计口径上也有问题。到底是赛品与单位挂钩还是不挂钩？
据《巴拿马赛会直隶观会丛编》所载，中国赴美办理赛会人员，也由“美国会场给予奖凭、奖章”。其中，直隶省“共得九分”，也就是9人获奖。后由农商部经直隶省实业厅发给。但不知为何，直到1919年9月，才由实业厅“转发各员具领”。
根据这个史实，可见中国获奖总数又得增加大概40个左右。但若论获奖赛品的话，这些颁给参赛人员的奖项，可能没有被统计在内。
经对各馆获奖名单分别统计合成后（减去重复计算的一种，即获得大奖章的农商部茶叶赛品），获奖总数即1076枚。
其中，工艺馆450枚、交通馆6枚、文艺馆61枚、教育馆104枚、农业馆313枚、美术馆36枚、矿物馆45枚，还包括中国参赛茶叶食品得奖的41枚和直接及补遗工农业赛品得奖的20枚。
不过，中国赛品获奖总数为“1211枚”这个统计数字，也是有明确出处的。
屠坤华在《1915年万国博览会游记》一书中记载，“我获之奖，计一千二百十一枚。内为大奖章五十七枚，名誉奖七十四枚、金牌奖二百五十八枚、银牌奖三百三十七枚、铜牌奖二百五十八枚，状词奖二百二十七枚”。中国赛品各奖级均有斩获。
另据《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载，1915年九月初三日，中国赴美赛会监督陈琪曾在旧金山南京楼大餐厅宴请中外名流。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美国政府特派员拉玛、中国驻墨公使顾维钧、巴拿马赛会副总理罕尔、前派往中国出品劝导员斯托尔斯密司、太阳杂志社主任菲尔特密拉、国会议员楷姆、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徐善庆、中国天津妇女医院金女士（即金韵梅）以及巴拿马赛会各馆主任、会场高级武官、部分宾客的夫人等70余人在座。
陈琪在餐前演说时称，“此次博览会审查之结果，中国赛品共得大奖六十二、名誉奖章六十四、金牌奖二百五十八、银牌奖三百三十七、铜牌奖二百五十八、奖词二百二十七，共计一千二百十一枚”。
但问题是，这个记载对获奖总数的统计有误。按照陈琪的说法，各奖数目加起来应该是1206枚，而非1211枚。因何在记载中造成如此误差，不得而知。
《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载有《西报记中国参与巴拿马赛会审查得奖事实》一文，内曰，“审查之结果，中国出品共获奖一千二百余枚。内大奖章六十二枚、名誉优奖五十四枚、金牌奖二百五十枚。而公共出品监制人之奖尚不在上列之数”。
另在该书中刊载的《录报载巴拿马赛会中国赴赛之结束》一文中称，“我国出品得头奖者，增至六十五枚，加以同类出品所得之大奖，合七十四枚。其名誉奖章、金牌、银牌、铜牌、奖词各等奖章，共计得一千二百余枚”。但这个记载，并未明确头奖和大奖的区别。
而《金山日报评吾国参与巴拿马事》一文载，“综中国赛品所得之奖，计之约一千二百枚。计大奖章七十余、名誉优奖六十余、金牌奖二百五十有奇。其余为银牌奖、铜牌奖及奖词。而公共出品人及出品监制人，尚未计及。就各馆所得大奖分计之，则教育馆大奖三、社会经济大奖一、工业馆大奖三十、文艺馆大奖三、农业馆大奖二十九、食品馆附交通馆大奖一、采矿冶金馆大奖一。最后争奖之件尚不在内”。除工艺馆被错写成工业馆外，其统计数字也非最终定案数字。
据此看来，列入一等奖的三个奖项中，中国的获奖数目都有偏差。
如果说，屠坤华等赴赛人员的记载只能作为参考的话，那么陈琪作为赴赛的中国官方代表，其言辞应具有权威性。《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一书也是陈琪代表中国官方编辑的出版物，内容也应有代表性。但是，陈琪的演说和该书中披露的中国赛品获奖数字，明显相互抵牾。这又是为什么呢？ 统计缘何混乱 留下猜测空间 中国赛品的获奖数字，是中国赴赛的重要成果，应该是一件大事，不可粗略或模糊。这应该是个常识。
但实际上，造成最终统计混乱，是有缘由的。巴拿马赛会后期到善后这个时间段内，中国代表团遇到了诸多难题，尤其是在评奖这个关键环节上，问题更大。一是部分申报的赛品，说明文中只有英文品名而未配中文，令人一头雾水；二是对于申报标准未能消化，理解上参差不齐；三是翻译误差大，难免张冠李戴；四是人手过少，未能对于获奖赛品进行仔细核对。
另外，赛会设奖较细，所设大奖章、名誉奖章，虽然都是一等奖，但也稍有区别。但在国人眼中，都差不多，不似金银铜奖那样直观且容易区分。
赛前出台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章程》22章第一条规定，“文凭分五等：一大奖章、二金牌、三银牌、四铜牌、五奖词（无牌）”。可见，名誉奖章是评奖时新增的奖项。这也是导致人们不知其详且相互混淆的另一个缘由。因此，人们对名誉奖章不大了解也情有可原。
中国赴赛管理者当时在统计时，很可能因故并未对“续补之奖章及出品人之名誉奖章”进行全面统计，只是力所能及地进行了粗略统计。估计中方人员当时也知道得出的数字只是个大概，但事事繁杂，有待解决的赛会善后难题多着呢，下大功夫一鼓作气去搞清楚获奖数目，几无可能，终成遗憾。
总之，当时留下的尾巴，也就成了后人难以厘清的历史悬案了。好在赛会方肯定陆续下发了奖牌、奖状，获奖者都心知肚明。
1076枚这个总数，应为中国赛品获奖的保守数字，即底线。也就是说，巴拿马赛会中，中国赛品获奖总数至少为1076枚，最多应该不过1200余枚。而1211枚则是目前较为可信的具体获奖数字。
另值得一提的是，有的获奖赛品无法明确是打包获团体奖还是分别获单项奖。如在巴拿马赛会农业馆展出的“直隶省豆类、花生、高粱酒、羊毛、猪鬃”，获得大奖章，但并未明确这到底是一下子获得了一枚还是一共获得了五枚。这种情况并非个例。这也对精确统计获奖数目产生了困扰。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时在统计获奖的奖项奖级和总数时，就已存在统计漏洞了。除非找到更具体的史料来支撑，否则，物是人非后，难翻老账，只能暂以所获奖牌、奖状和当年的明确记载作为获奖依据。
或许正因如此，获奖品种和奖级在理解上难免不一致，甚至有被曲解的空间。如国内有的产品以当年在巴拿马赛会获奖为由，大打推广宣传牌时，不时闹出些争议，也就不足为怪了。 赛品获奖全名录 史料厘清有难度 了解巴拿马赛会中国赛品获奖的全部名录，可以从1917年2月出版的《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各省得奖单和各省得奖数目表》（以下简称《巴拿马记实》）入手、以1916年出版的《江苏筹备巴拿马赛会报告书·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江苏省赴赛品得奖表》(以下简称《江苏报告书》)、1921年出版的《巴拿马赛会直隶观会丛编·预会志略（上）》（以下简称《直隶观会丛编》）等多种史料所载为补充。
《巴拿马记实》中所载中国获奖赛品，有一部分是根据英文名单回译而来，导致面目全非，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超过百处。中国赛品居然要用英文名单统计，实难辨识，致使不少获奖赛品被历史湮没。此为厘清当年获奖事实真相的最大障碍。
《江苏报告书》称，所载得奖表“系由本省委员在美译录，待政府正式发表后，当以政府正式发表者为准”。经比对，其所载，与《巴拿马记实》所列的名单相左之处不少。
《直隶观会丛编》所列与《巴拿马记实》所列，也有不少相异之处。《直隶观会丛编》所列奖项“共七十八份”，以获奖的京、津赛品为主。文中称，“本省所得各奖，不肯有丝毫冒滥，以取信于中外”。尽管《直隶观会丛编》的出版日期比《巴拿马记实》晚了4年之久，但若据此言认为《巴拿马记实》中记载的直隶省获奖赛品皆有误，似也缺乏实据。
已知史料中，错字、脱字、衍字等比较明显，奖项、奖级张冠李戴的问题也非个别。
另外，1916年11月1日出版的《中国实业杂志》第七卷第十一期上，载有《巴拿马赛会华人出品得奖揭晓》一文，但统计的获奖数目仅局限于教育、工艺、矿物、文艺、交通、农业和中国政府馆，涉及6个奖项的755枚。其中，农业馆的获奖情况是从农业品、农业品蚕事、农业品各农业试验场、农业品各协会商会商号等方面进行统计的。由于该统计并不包括中国获奖大头的美术馆、食品馆的奖品，且其罗列的奖品与《巴拿马记实》所列内容基本相同，因此，其内容可视为《巴拿马记实》的缩本。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0年10月25日 总第2070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