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家好呀，这次小尚书来带各位文博er回顾历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啦(◦˙▽˙◦)
本期的内容是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哦，先来速览目录↓
(按时代先后排序）
1.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
2.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
3.山西兴县碧村遗址
4.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
5.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
6.陕西旬邑西头遗址
7.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
8.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
9.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10.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
十大考古新发现
01
湖北十堰
学堂梁子遗址
学堂梁子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原郧县），又名郧县人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时代大型遗址，主体为汉水北岸的第四级阶地，保存了100多万年来不同时期的地层堆积。
2001年6月25日，学堂梁子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2023年2月27日，学堂梁子遗址入围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项目。
学堂梁子遗址面积约124200平方米，基岩以上堆积物厚18米左右，其中化石堆积物厚3.5~4米。
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晚期，绝对年代可能要早于距今80万年。
遗址先后发现三具早期人类头骨化石，发现石制品300多件，主要是以当地砾石为原料制作的大型石器，有石核、石片、尖状器和刮削器等。还发现大熊猫、东方剑齿象等第四纪更新世早期的哺乳动物化石20余种。
▲郧县人3号头骨出土照
▲头骨提取
新发现的“郧县人”3号头骨保存完好，形态清晰，具有直立人的体质特征，也有与早期智人相近之处，填补了晚期直立人与早期智人之间的缺环，是研究直立人向早期智人发展演化极其珍贵的资料。
学堂梁子遗址丰富的石制品与动物化石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东亚地区早期人类文化及第四纪古地理环境提供非常重要材料。
十大考古新发现
02
山东临淄
赵家徐姚遗址
赵家徐姚遗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赵家徐姚村西，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人类遗址，距今大约1.32万年。
2023年3月1日，赵家徐姚遗址入围2022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
2023年3月28日，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该遗址距齐国故城遗址约5千米，东北距后李遗址约4.2千米，南距淄河约1.2千米。
遗址核心区域总面积约400平方米，平面近圆形，总计出土遗物1000余件，火塘3处。
出土遗物以动物骨骼为主，陶片、陶塑次之，少量石制品、蚌壳制品。其中陶片标本200余件，包括可复原陶器2件。陶片均为夹炭红陶，可辨部位有口沿、腹部、圜底，初步判断器型为圜底盆。其中口沿21件，分为方唇、圆唇、花边三种，近底陶片14件，穿孔陶片5件。另有陶塑100余件，质地细腻，形状各异，塑形随意。骨骼标本500余件，以环颈雉鸟类和鹿类为主。蚌壳制品25件，其中穿孔蚌器1件。石制品50余件。本次遗址内出土的夹炭红陶器型规整、质地均匀。胎土夹植物茎秆，两侧抹泥，外壁磨光。个别陶片见有穿孔痕迹，穿孔内壁较平整，体现出相对成熟的制陶工艺。蚌器上也见有规整的穿孔痕迹。出土的动物骨骼以环颈雉等鸟类和鹿类为主，表面还存在切割等痕迹，说明这是当时主要的肉食消费。
▲出土陶片微痕分析（夹植物茎秆、制作陶器工具痕、烟炱痕迹）
该遗址既是中国北方地区出土陶器年代最早的，也是国内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充分反映了制陶工艺的技术成就，加深了对该时期陶器的认识，为国际上更深刻理解陶器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此外还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考古的关键缺环，为认识中国北方尤其是山东地区旧新石器过渡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提供了关键证据，是我国万年文化发展史的重要实证。
十大考古新发现
03
山西兴县
碧村遗址
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高家村镇碧村北，占地面积约75万平方米，为龙山文化（前2500年—前2000年）晚期的一座石城聚落。
碧村遗址自西向东主要包括寨梁上、小玉梁、殿乐梁、城墙圪垛四个台地。遗址出土大量陶器、玉器，玉器以琮、环、璧、玦等为主。
2016年3月，碧村遗址入围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2019年10月7日，碧村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2年8月8日，山西省考古人员在碧村遗址发现史前龙山时期的文化遗存，并揭开了黄河岸边史前聚落形态的变迁脉络。
▲东门址（东-西）
▲小玉梁石砌建筑群基址
遗址东以一道横亘南北的石墙为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自西向东主要包括寨梁上、小玉梁、殿乐梁、城墙圪垛四个台地。
整个遗址含仰韶文化（前5000年—前3000年）、龙山文化（前2500年—前2000年）、汉代（前2世纪—1世纪）、辽金（9世纪—12世纪）、明清（13世纪—19世纪）等阶段堆积，以龙山文化时期遗存较为丰富，几乎遍布整个遗址，在碧村遗址所在的蔚汾河及附近区域存有同类石城遗址10余处，仰韶早中晚及龙山等阶段遗址40余处。
遗址出土大量陶器、玉器，玉器以琮、环、璧、玦、刀、臂钏、钺、璜为主，样式有环形璧、牙璧、多璜联璧等，玉质多为青白玉及墨玉，工艺为片切割，钻孔技术发达；陶器以夹砂灰陶居多，泥质灰陶和褐胎黑皮陶次之，器形有鬲、甗、敛口斝、管流盉、蛋形瓮、高领罐、粗柄豆、大口尊等。
碧村遗址是晋西北集中所发现史前玉器的地点之一，其性质归入石峁文化系统，为探索中国早期王朝的出现提供重要资料。同时是晋陕高原入黄河口处史前时期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石城遗址，拥有着双重城垣和严密的城防系统。因此，碧村遗址是黄河文化的重要标识，为揭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山西贡献增添了新的重要支点。
十大考古新发现
04
河南偃师
二里头都邑
多网格式布局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是迄今所知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城、中国青铜礼制的创造者，更是夏商周王朝乃至整个古代中国核心政治制度、身份认同和文化思想的奠基者。1959年由徐旭生先生发现。
在二里头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类似的网格化布局和理念，在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井”字形主干道路系统。这种道路网络，不仅连接交通，而且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形成“九宫格”的宏大格局。
自2021年以来，遗址陆续发掘了多处城市道路和道路两侧夯土墙，并发现宫城西侧道路夯土墙向北延伸200余米，据此推测已知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
新发现的主干道路及其两侧墙垣，揭示二里头都城为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式布局，这是二里头都城布局考古中的一项重大突破。二里头都城这样严谨、清晰、规整的布局，显示当时有明确的规划，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井然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规划思想、统治制度和模式。这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手工业作坊的新发现、新突破，填补二里头都邑布局和手工业考古的空白。
在遗址西北角发现大量带漆陶，提示周边可能存在制漆作坊。
首次发现较丰富的制陶遗存和骨器、角器加工作坊现场，包括陶器、骨器、角器加工工艺的多个阶段，是手工业考古的新突破，填补了二里头都城布局和手工业考古的空白。
2023年3月，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名单。
十大考古新发现
05
河南安阳
殷墟商王陵
及周边遗存
2021年，在财政部专项经费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启动了商王陵及周边区域的考古勘探，工作目标，首先是通过勘探寻找小屯宫殿区到王陵区之间的干道，其次搞清商王陵区的范围，后续搞清洹河北岸地区的功能区划。
2021年8月-2022年11月，对商王陵及周边进行考古勘探。发现有围沟、祭祀坑、墓葬、灰坑等。其中围沟2个，东西相距40米。
东围沟(G1）围绕在王陵东区的大墓和大量祭祀坑周围。东西间距大致为246米，南北236米，近正方形。沟的宽度不一，口部宽超过10米，最深处3.5米。西围沟（G2）围绕在王陵西区的大墓周围。两个围沟各发现缺口两个。
新探出祭祀坑460座以上。在王陵区西南部探明并确认一处西周遗址，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在洹河北岸地区探出南北向干道的路沟，时代早于战国，长度超过1.2千米；探出2个路口。此外发现了晚期遗存。
2022年选四个地点发掘，其中第一地点在西围沟G2南段上，第二、三地点分别在东围沟G1南段偏西部位、西段缺口上，第四地点在东围沟G1东段内的祭祀坑区。
实际发掘面积超过700平方米。发掘所见，遗存包括商代晚期、西周、东汉、宋元等时期。其中有商代晚期围沟2个、祭祀坑31座，西周时期房址3座、墓葬2座、灰坑109个。
发掘获得明确证据，证明围沟的时代为早于西周早期。其中打破东围沟南段的的最早单位有一座砖室墓M1（东汉晚期）。
在东围沟东部（王陵公园东墙外）清理祭祀坑31座。分人坑、狗坑、人与狗组合坑三种，以第三种常见。少数坑底的腰坑中埋狗。少数坑中埋青铜器、陶器、玉器、骨器、蚌片等。
钻探可知，新探明的围沟围绕在殷商大墓外围，未见围沟与殷商墓葬、祭祀坑存在叠压或打破关系，只有晚期墓葬打破围沟和祭祀坑的现象；东围沟东、西段的北端偏向东，与殷墟发现的商代建筑的方向一致。发掘发现多组晚期遗迹打破围沟，其中砖室墓打破G1，西周早期遗迹打破G2南段。尤其是西周早期遗迹打破G2的关系，证明G2早于西周早期。东围沟南段的底部填土第⑩层出土商代晚期的陶片，其上⑥-⑧层出土西周早期陶片；证明围沟的时代为商代晚期。
综合多重因素可知，两个围沟与商王陵园有明确关联关系，属于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这些发现改变了商王陵陵园的格局，将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同时，也为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十大考古新发现
06
陕西旬邑
西头遗址
黄土高原的腹地泾河流域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核心区域，也是缔造周代礼制文明的核心地域。西头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原底社区西侧约1公里西头村，地处泾河东岸台塬边缘地带。
1943年石璋如先生发现该遗址。2018年—2022年由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持续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4750平方米。先后发掘南头、鱼嘴坡、尖子、上庙、斜圳五个地点，发现仰韶、龙山、先周、西周、汉唐等各时期遗存，共发掘灰坑650余座，墓葬140座，陶窑、房址、灰沟等各类遗迹40余个，出土陶器、铜器、骨器、石器千余件。
西头遗址是目前泾河流域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遗址。
通过区域性系统调查及考古勘探工作，确认西头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遗址以商周时期遗存为主体，分布面积约200万平方米。共发掘灰坑650余座，墓葬140座，另有陶窑、房址、灰沟等各类遗迹，出土陶器、铜器、骨器、石器千余件。
西周时期大型城址的发现，填补了区域考古空白，为探索“豳”地所在提供了重要线索。
通过考古勘探与局部解剖可确认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分布范围，初步判断城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解剖显示城墙仅残留墙基部分，南城墙东段基槽呈口大底小状，开口宽8.1、底宽5.5米，夯层厚1.4米。据打破基槽的灰坑出土遗物分析，城墙西周晚期被破坏，判断城址的年代为西周时期。
西周时期建筑基址、冶铜、储粮等遗迹的发现，为商周城邑的功能结构研究提供重要例证。
斜圳地点位于城址内东北部，发现有冶炼残炉、铜矿石、炼渣和炉壁残块等冶铜遗存，并发现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大量废弃陶瓦残片。南头地点发现深穴式储粮遗迹。这些发现为西周城址的聚落功能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西周时期大型围沟墓地及高等级墓葬的发现，为揭示人群迁徙及周王室对泾河流域的控制方式提供难得的考古学材料。
墓地外围确认面积超15万平方米的大型围沟，围沟平面近三角形，北侧、南侧围沟与城址东墙外壕沟相接，所见围沟长度约1120米。
通过解剖，围沟宽8.0-8.3米，距地表深3.5-4.0米，填土较为纯净，出土遗物较少，通过出土陶片可判断围沟年代应为商周时期。围沟内发现墓葬近千座，2020—2022年已在该墓地发掘中小型墓葬120座，马坑3座。
2021—2022年发掘甲字形大墓3座，其中M90为东西向大墓，墓道向西，墓室东西长约6.5、南北宽约5.2米，墓道长约9、宽约3.3米，墓道内发现排列有序殉人38具，分三层殉埋，布满整个墓道，墓室西侧二层台发现5具殉人，墓室为一棺一椁，墓室底部有腰坑。该墓年代为商末周初。
中型墓为东西向，墓室面积10平方米以上，多有棺椁，二层台有殉人，墓内见有腰坑并殉狗。小型墓葬多为东西向、亦见有南北向，一般随葬品较少，多见陶器、兵器及车马器。通过出土遗物判断，上庙墓地墓葬的年代主要集中在商末周初和西周早期。值得关注的是，上庙墓地围沟外东部发现甲字形大墓十余座，另有中小型墓葬百余座。西头遗址围沟墓地的发现为探索商周埋葬制度提供了重要材料，M90墓道所见大量殉人的发现，为商末周初人群迁徙及周王室对泾河流域的控制方式等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考古学材料。
西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对泾河流域聚落演进与商周社会变迁、周文明起源与发展模式、西周王朝的统治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为寻找文献所载“豳”与“豳师”提供了一把关键钥匙。
十大考古新发现
07
贵州贵安新区
大松山墓群
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为配合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一期项目建设，2022年7月-2023年1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对该墓群开展了全面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35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2192座，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取得重要收获。
墓葬时代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发展脉络清晰，可分为两个时段四个时期，表现出从小聚集家族墓地到公共大墓地的巨大转变，反映了黔中地区古代文化进程。
前段为两晋至隋唐时期，墓葬共155座。主要散布于大松山水库周围的斜坡地带，依山势排列，三两成群，墓向不一。多为石室墓，墓室构筑规整，墓顶为券顶，流行修筑排水沟，部分墓葬有墓道。该段又可分为两晋南朝、隋唐两期。
两晋南朝墓葬92座，均为石室墓，墓室砌筑整齐，所用石料规整，墓前多带考究的排水沟。
隋唐时期墓葬63座，仍以石室墓为主，但出现少量土坑墓。石室墓墓室砌筑不似前期规整，所用石材大小差异明显，流行在墓室前端砌筑凸出墓外的封门。土坑墓较少，墓坑狭长。
后段为宋元明时期，墓葬共2037座。主要密集分布在坟坝顶，墓葬形制包括石室墓、土坑墓两类。
石室墓砌筑较随意，所用石料大而粗糙，顶部也由早期券顶变为用石板或条石横盖的平顶或叠涩顶，未发现排水沟。该段又可分为宋元和明两期。宋元时期墓葬93座，多分布在坟坝顶斜坡靠上位置。石室墓墓室较窄长，墓室砌筑相对规整，有用大石块砌筑的，亦有用小薄石块垒砌者，墓葬形制和所用石材一定程度体现了对早期墓葬的继承；土坑墓发现不多，仍是狭长形土圹。
明墓1944座，石室墓变短变宽，所用石材为较大且不规整的石块，砌筑更显随意，有的墓葬四壁均直接用石板立砌或侧砌，再于其上铺一至两层石块；该期土坑墓数量增多，大小形制不一，但总体规模不如石室墓，与石室墓之间无明显的分布界线，常穿插分布其间，并在坟坝顶西侧斜坡底部形成密集分布区。一定数量的土坑墓在一侧或一端掏有壁龛。
出土文物主要以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为主。种类丰富，涵盖金、银、铜、铁、锡、陶、瓷、漆木、玻璃、玉石等材质的文物，并出土少量纺织品，其中不乏如金挂饰、银梳背、铜条脱、贴金铜盘、铜印章、锡鱼、铜铃、串珠、项饰、银梵文种子字等造型独特、工艺精湛的珍品；
还有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宝石和玻璃珠，以及南朝陈太货六铢等。
注重边发掘、边保护、边整理、边研究的工作理念，与10余家单位合作开展体质人类学、古DNA、地质学、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并用多技术手段对漆器、铁器、青铜器等器物进行分析检测和保护。
价值意义：
1.大松山墓群是贵州已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墓地，首次建立起黔中地区两晋至明代墓葬发展序列，为贵州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树立了年代标尺。
2.大松山墓群见证了汉晋至明代黔中地区社会文化中心逐渐转移至贵阳周边的进程，以及明代贵州建省前后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3.作为一处全国罕见的大型地方民族公共墓地，大松山墓地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商贸、信仰、丧葬等情况，展现了西南边疆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画卷。
4.文化面貌既体现出地域文化传统的长久延续，同时见有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域外等文化因素，是中央政府在贵州实行“土流并治”，各地区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十大考古新发现
08
吉林珲春
古城村寺庙址
一、发掘概况
古城村寺庙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东侧。遗址西约100米为唐代渤海国时期城址温特赫部城，西北约4公里为唐代渤海国都城东京八连城，遗址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2022年，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珲春市文物管理所对古城村寺庙址进行了连续7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6000余平方米，对遗物进行了全部采集，其中编号文物16306件。
二、主要发现
（一）古城村1号寺庙址（以下简称“1号寺”）
1号寺在1995年的农田改造过程中遭到毁灭性破坏。遗址地层堆积共5层，均为现代耕种形成。⑤层下下为生土，并发现打破生土的建筑遗迹，包括墙体基槽4段、疑似磉墩3个、火炕遗迹1处，均为原建筑地面以下残留部分，无法依据遗迹形式判定年代及遗迹间关系。
遗物均出土于现代堆积中，包括佛教造像残片约2000余件、瓦件残片8.38吨。
根据对建筑构件的年代学研究推测：1号寺始建年代约为公元5世纪，废弃年代不早于渤海国晚期。
（二）古城村2号寺庙址（以下简称“2号寺”）
2号寺共清理地层堆积5层，其中①层为现代耕土层；②层为建筑次生废弃堆积，此层下开口金代水井1处、火炕1处；③层为建筑次生废弃堆积；④层、⑤层为建筑原生倒塌堆积，原生倒塌堆积下发现渤海国佛寺遗迹。佛寺遗迹包括早、晚两期，本次发掘停止于晚期佛寺建筑使用面。
晚期佛寺范围东西约120米、南北约80米，中轴线方向为221°，已揭露主要建筑为8处土石混筑的夯土台基（编号：TJ1～TJ8），其中TJ1中部偏东约1米处发现舍利地宫。废弃堆积中出土瓦件残片132.21吨，佛教造像残片1000余件。
地宫中出土石函1件，石函内安置包裹于“双丝绢”中的铁函1件，铁函内出土遗物3555件，质地包括金、银、铜、锡、玻璃、木、珊瑚，其中1件金瓶内置7件银珠，应系影骨舍利。
在对晚期佛寺建筑进行局部解剖时，发现早期佛寺院落墙体基槽、磉墩。解剖表明，晚期佛寺营建过程中利用了早期佛寺夯土，并将早期佛寺建筑构件、佛像残片铺垫于晚期夯土中。
根据对遗迹、遗物的年代学研究推测：早期佛寺始建年代不晚于渤海国早期；晚期佛寺营建于渤海国中晚期，废弃年代不早于渤海国晚期。
三、学术意义
（一）推动图们江流域高句丽、渤海国考古学研究
1号寺始建于公元5世纪，填补了图们江流域高句丽考古遗存发现空白。2号寺首次发现渤海国早期、渤海国中晚期遗存的叠压关系，为辨识本地区渤海国早期建筑遗存提供了标尺。
1号寺、2号寺具备一定共时关系，可视为完善本地区5～10世纪考古遗存的“典型剖面”，为完善该时段区域内考古学年代序列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促进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考古研究
1号寺是我国境内发现的第一处高句丽佛寺，也是我国东北地区已发现最早的佛寺遗址。出土的“壬子年六月作”铭瓦当为研究三燕佛教东渐高句丽提供了重要证据；所获大量北朝晚期风格造像为探讨中原佛教物质文化对东北边疆地区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素材。
2号寺是首次全面揭露的渤海国高等级佛寺，为研究我国唐代高等级佛寺平面布局、建筑组合、建筑结构及探讨我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提供了重要材料。
古城村寺庙址考古发掘对完善我国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物质文化全貌具有重要意义。
（三）深化高句丽、渤海国佛教物质文化关系研究
古城村寺庙址包括高句丽、渤海国两个时期的遗存，遗存面貌清晰地反映出高句丽、渤海国佛教物质文化在中原地区影响之下传入与发展的历史事实，为厘清高句丽、渤海国佛教物质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对实证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维护国家历史安全与文化安全具有重要价值。
十大考古新发现
09
河南开封州桥
及附近
汴河遗址
01发掘背景
州桥位于今开封市中山路与自由路十字路口南约50米，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与大运河（汴河段）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唐代建中年间（780～783年），后经五代、宋、金、元、明，至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年）被黄河泛滥后的泥沙淤埋。
为持续深入开展北宋东京城大遗址保护与研究、全面实施开封宋都古城保护与修缮工程、建设宋都古城中轴线文化带、贯彻实施大运河文化与黄河文化研究，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进行了持续性的考古发掘。
02考古发掘收获
考古发掘工作始于2018年10月，截至目前已完成考古发掘面积4400平方米。
发掘共布设探方东西两个区域，东侧探方（汴河河道）发掘面积为1400平方米。南北两岸的唐宋时期河堤已经揭露，同时清理出唐宋至明清时期的汴河河道遗存。通过考古发掘可知该区域唐宋时期汴河宽度约为25～28米，河堤距地表深度为9.5～10米，河底最深处距地表深度为14.5米。金代河道开始淤塞；可见元代遗留“狭河木岸”工程；明代之后河道开始逐渐被侵占、收窄，河道之上修建有房屋；明末汴河逐渐变为城内的排水沟；清代汴河经过了简单的疏浚，继续使用至民国时期，后废弃填平。
西侧州桥本体区域探方完成发掘面积约3000平方米。
经过考古发掘，清理出部分明末洪水遗迹，揭示了桥面淤没于1642年洪水。清理出明代晚期的金龙四大王庙，庙址结构布局清晰，其时代不早于明万历年间，用石磨、石磙在河道淤泥上做基础。
州桥是一座砖石结构单孔拱桥，时代为明代。桥面南北跨度为25.4米，东西宽约30米，南北桥台东西两侧各展出雁翅，加上两侧雁翅，东西总宽约50米。州桥桥面中间略高，向南北两侧呈坡状。桥券用青砖券成，券脸用斧刃石砌筑，桥孔两侧金刚墙用青石条东西顺砌，从桥孔的侧面平视，桥孔的横截面呈现出类似城门洞的形状。
根据考古发掘结果并参考文献资料推测：宋代州桥为柱梁平桥，桥下密排石柱，桥现已不存；现存州桥为明代早期修建，是在宋代州桥桥基基础上建造的单孔砖券石板（拱）桥。
在州桥东侧的汴河河道南北两岸发现有巨幅石雕祥瑞壁画遗存，其上雕刻有海马、瑞兽、祥云等。纹饰通高约3.3米，显露出的石壁最长约23.2米，构成巨幅长卷。
石壁中一匹海马、两只仙鹤构成一组图案，每组图案的长度约为7.5米，每幅石雕壁画推测共有4组图案（已完整揭露出来3组，另有1组被明代州桥雁翅所遮挡），根据石壁上的编码推测每幅石雕壁画总长度约为30米。
石壁自下而上，第七层为雕刻层，每块带纹饰的青石上均有编号。北侧石雕壁画编号首字取自中国传统习字蒙书教材《上大人》“上士由山水，中人坐竹林，王生自有性，平子本留心。”南侧石雕壁画编号首字取自《千字文》“天地元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03价值与意义
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考古发现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北宋东京城是中国都城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都城，对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城市布局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轴线与汴河交汇处的州桥是最具代表意义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州桥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于研究北宋东京城的城市布局结构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探讨北宋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礼仪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2.州桥是运河遗产中的典型代表，其考古发掘还原了大运河及东京城繁荣的宏大历史场景，填补了中国大运河东京城段遗产的空白，也为我国古代桥梁建筑技术等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3.州桥石壁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从规模、题材、风格方面均代表了北宋时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技术的最高水平，填补了北宋艺术史的空白，见证了北宋时期国家文化艺术的发展高度。
4.本次考古发掘首次完整揭露出了唐宋至清代开封城内的汴河形态，展示了自唐宋至清代汴河开封段的修筑、使用、兴废等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中国大运河及其变迁史提供了考古实证。
5.州桥遗址见证了10至12世纪中华文明的发展高度，对其进行科学的发掘、保护与展示，对讲好黄河文化、大运河文化故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增强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十大考古新发现
10
浙江温州
朔门古港遗址
01遗址概况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望江东路东段，温州古城朔门外，南依古城，北邻瓯江，东靠海坛山，与世界古航标江心屿双塔隔江呼应。遗址总面积达20万平方米。
2021～2022年，该遗址在基建考古工作中被发现，发掘面积约5000平方米。主要遗迹有古城水、陆城门相关建筑遗存、8座码头、1条木栈道、多组干栏式建筑、成片房址、水井等，并出土沉船2艘、数以10吨计的宋元瓷片以及漆木器、琉璃、砖雕等大量遗物，各类遗存年代跨度从北宋延续至民国，尤以宋元为主。
02重要发现
遗址发掘区主要由东端水门头区、中部邻江港口区及西端南侧瓮城区三部分组成。
水门头区位于海坛山西北麓，由奉恩水城门以外、水门河沿岸两侧的各类遗迹群组成，包括陡门、桥梁、堤岸、斜坡式码头、成片房址等，遗迹年代及演变轨迹清晰。北宋石砌斜坡式码头建于海坛山基岩上，揭露部分长13、宽3.5米。
水门河西边原为瓯江港湾，南宋成陆后出现成片房址，其中一组疑似元代浴所。
邻江港口区呈东西向条带状分布，为沉船、码头等遗迹分布区。两宋时期的突堤式码头，呈多级月台状，石边土心结构。
其中3号码头长13.8、宽4.3米，前部台地残留砖铺路面。
遗址发现2艘福船。其中1号宋代沉船残长12.4、残宽4.1米，推测全长约20米。2号沉船仍在发掘。
栈道遗迹位于瓮城北面，做工规整。
据史料记载，栈道附近即馆驿所在。栈道以东分布多组干栏式建筑遗迹。
瓮城区发现早、晚两期瓮城基址及砖、石道路等遗迹。宋元时期瓮城城墙平面呈圆弧形，石壁土心，基址厚4米；明清时期改为方形，内外壁以条石垒砌，基址厚5.3米。瓮城外发现有三个时期道路及多条排水沟遗迹。
遗址地层中出土有大量瓷片。集中分布的瓷片堆积多呈条带状，形成于元代。其中九成以上为龙泉瓷，基本无使用痕迹。其他还有建窑、青白瓷及褐彩绘青瓷等。遗址中还出土漆木器、琉璃器、贝壳、植物标本等丰富遗物。
03 价值分析
1.系列遗迹重现了宋元温州港的繁华景象，是我国城市考古、港口考古的重大收获。
温州古城选址于江海交汇的瓯江下游港湾，城址1700年未变。宋杨蟠曾赞叹温州“一片繁华海上头”。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生动勾勒出宋元时期温州港的宏阔场景，重现了“温州外滩”的繁华景象，凸显了温州古城港、城一体的规划特色，也使本次发掘兼具城市考古和港口考古的双重意义。
2.朔门古港遗址为温州坐实龙泉瓷外销的起点港和“海丝”重要节点城市提供了关键物证。
南宋至明中期，龙泉瓷在外销瓷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被称为大航海时代之前我国推出的第一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商品。温州凭借其发舶港口地位以及江海中转节点成为龙泉瓷外销的主要集散地和起点港。本次发掘揭露的码头遗迹群及海量瓷片堆积提供了关键物证。
3.朔门古港遗址是迄今国内外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在世界航海史上具有突出价值，是海丝申遗工程的经典样本和支撑性遗产点。
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节点。世界106座历史文物灯塔之一的江心屿双塔与古港隔江呼应；宋代温州大型造船场紧邻古港西边的郭公山麓；东首海坛山建有海神庙、杨府庙（地方海神）、平水王庙。朔门古港集齐各大要素，遗迹全、规模大、体系完整、内涵丰富，堪称国内仅有、世界罕见。朔门古港遗址填补了海丝申遗体系港口类遗产的关键缺环，发挥典型样本的支撑性作用，在人类航海文明史上具有突出价值。
4.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承载着独特的海洋文化信息，蕴含着先贤们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内涵。
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特殊地理环境赋予温州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质。古城选址蕴含着港口优先的发展理念和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古代温州渔、盐等海洋产业及工商业占有重要地位，又是著名的纺织品和漆器生产中心，产品畅销海内外。南宋以叶适（墓址在海坛山南麓）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突破传统农耕文明重本抑末思想的束缚，主张“义利并举”，通商惠工，是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在思想领域的重大贡献，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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