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处行走的水

  总觉得冥冥中有一种不可逾越的轮回,它让你在人生旅程中感觉到一种神奇的力量,也让你在暗地里有一种宿命的认同。

  

  十八年前给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上户口时,坐在床边的母亲一边逗弄着手中的外孙,一边笑着对旁边的爱人说:就让孩子跟外婆姓吧!我不解其意,望着母亲,爱人却急了起来,连声说:那怎么行?不行!孩子应该跟我姓,我是他爸爸!看他的脸一下子急成了猪肝色,还是正月的寒冷天气,头上的汗珠却成串地往外挤,我却忍不住笑出声来。

  

  多年以后的今天,想起母亲那天不经意的玩笑和爱人焦急的表情,我忽然产生一种回归的感觉。

  

  母亲与我的爱人是同一个姓氏,而且还是同一个县城的人。可爱人并不知道,他只知道眼前的中年女人是他妻子的母亲,当然也会是他的母亲。男人与女人本质的不同,是男人不会像女人一样,喜欢探究话里的深层意思,男人是粗线条的,他只想抓住眼前的真实。

  

  当年,青春俊秀的母亲千里迢迢嫁给大她十多岁的父亲,跟随父亲来到湖北的本意,是想远离自己的家乡,那个带给她太多悲苦的山村。但她没有想到的是,父亲是个恋家的男人。父亲的恋,不是恋自己刚刚组建,有着幼稚女儿的小家,而是那个成员关系复杂,有着宠大群体家族,令母亲完全陌生的水乡。尽管母亲一再抗拒,一再背着她的几个幼女在湖北与湖南之间奔波,但她最终仍没有拗过父亲,忍辱负重地留在了那片逐渐熟悉的土地上。

  

  母亲是她那一代乡村妇女中少有的读书读到高小毕业的女人。这跟她的家庭出身有关,因为外公外婆生下的六个子女中,有五个先后夭折,最后只留下母亲一个人。母亲是外公外婆的独生女,自然也是外公外婆的掌上明珠。但他们并不理解读了点书的母亲为什么总留恋城里人的生活,因为他们是为了摆脱城里生活,才特意从省城长沙迁回老家乡下的。生活的悖论总让人在多年后的回眸中哑然苦笑。

  

  母亲没有如愿,她的命运在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曾经出发的地方。于是,她开始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女儿身上,那个已经跳出了农门,可以在自由的天地里憧憬幸福,挥洒热血青春的女儿身上。但她没有想到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儿,恋爱的男孩老家却仍旧是她千方百计想遗弃的地方,并且带着和她的同一个姓氏欣欣然走进她的生活。

  

  母亲哭了,坐在金黄色的稻田里泪如雨下。家人都在忙着收获秋季的水稻,脚踏打谷机在耳边轰鸣,漫天飞舞的禾机子沾满了头发。但母亲的心却乱了套,她不听家人劝告,带着满心的痛苦执意上路,她要去检验男孩的人品和模样。

  

  很多年以后,我在与母亲闲聊中,抱怨她不该急着把四个女儿嫁为人妇时,母亲幽幽地说:有的人可是自己嫁掉的!我叹了口气,揶揄她说:如果你那次不急着来相女婿,我还真没机会和他单独在一起。母亲愣了一下望着我。我告诉她,父亲来送我时,曾提醒我想与哪个男青年接触之前,一定要把他父亲的姓名搞清楚先告诉他,让他明白男孩的家庭背景。我还只是告诉家里这些,你就急匆匆跑来,让人家出面接待你,也正好让人家有了和我交往的理由。

  

  二

  

  今天,我实在不想揭开这个盖子,这个已经被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话题,它让我无法面对母亲,以及母亲的疼痛。

  

  母亲是一个敏感而又好强的女人。在她知道我爱好写作后,喜欢拿着放大镜在书报上找寻我的记忆,也喜欢在村人面前张扬我的文字。她的这种张扬让父亲极为反感。但我看得出父亲的反感中透着一种喜悦。有一次,问及母亲有关外公外婆的过往时,母亲像只受惊的兔子,突然停下手中摘菜的动作,惊恐地问我,你是不是想写他们?我说,我还从来没有写过他们。母亲自言自语,写他们干嘛?我没有回答。以后,再与母亲闲聊时,她会说着说着,突然打住话题,郑重其事地说,不跟你说了,我怕你,怕你都记下来变成文章。

  

  我在母亲的郑重其事中沉默,心却一个劲地翻滚。我想起了我的外公,那个在泥土中早已消失的老人。

  

  外公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他的眉毛粗而黑,几根较长的眉毛特别显眼地弯曲在眉骨上方,给人冷峻感。他的喉结奇大,说话上下窜跳,似乎要从皮肤里蹦出来,而且身上的皮肤总有明显的鸡皮疙瘩,让我不自觉地想起剥光了毛的鸡肉,看着很不舒服。

  

  听母亲讲,外公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连长。因厌恶血腥的战争,开小差回长沙市做起了小贩生意,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货郎担。后来听说乡下在搞土改,他羡慕那种安逸的种田生活,便带着卖货积蓄的金条金首饰,领着妻子儿女回到老家,分了房屋田地。本以为自己的幸福生活才开始,没想到时隔不久,又成立了人民公社、合作社,土地收缴归公,外公一下子成了赤贫的社员,但家庭成分还是划分为富农,母亲上面的两个哥哥,下面的一个大妹也相继病逝,只留下了她和小妹。但我的小姨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因饿得全身浮肿,吃下的树皮和谷糠无法解出大便,被活活胀死。死的那天刚满十一岁。沉重的打击和一连串的不顺促使外婆和母亲经常抱怨外公当初不该选择回乡下。外公不反驳,也不说话,独自承受着这份内心的创痛。

  

  现在想来,那真是一段乌云压顶的日子。没有人可以为他分担,也没有人可以听他诉说。外公的心一定浸满了黄莲。

  

  小时候,我很少亲近外公,这不仅仅因为我不喜欢他身上的鸡皮疙瘩,而且还因为他来我家的次数实在太少。我后来才明白,这是路远的缘故。那时,从外公家来我家,必须走两天山路坐一天汽车,然后再步行十公里石板路,路上得借宿两晚才行。记忆中外公来我家总是背着一袋子红薯,或者是干红薯片,这是那个年代送给亲人补充粮食不足的最好礼物。我们如获至宝。外公则坐在一边,很少说话,两眼望着我们几姐妹疯闹着争抢红薯,他的脸上会露出难得的笑容。

  

  我第一次陪母亲去外公家是患腿疾以后。十五岁的女孩已经有了很强的自尊心和自卑感。母亲走在我身后,时常用低沉的声音唤住我:慢点,走慢点,你走路的样子太难看了!我无言地顿住脚,低着头,流着泪,很小心地抬腿、迈步,好想有一条河能让我跳下去。外公的眼睛盯着母亲,长而弯的眉毛激动地跳跃着,像是两把扫帚在挥舞,但他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拉着我,把我带到了山后的茶场,那片嫩绿清亮的园地。

  

  第二次去外公家,也是最后一次,是在一年以后。村里突然来人报信,说外公病了,让我们去看看。我和母亲随来人急匆匆赶到后,才知道外公在我们回家后不久开始见人诉说自己老了,不能再出集体工挣工分了,村里的茶场也被解散,没有事做,没有儿子,唯一的女儿嫁得又远,以后会没人养老。他整天不停地对外婆念叨着两句话:会冻死去,会饿死去。然后,他拿着纤维袋出门乞讨,告诉村人:没儿养老,会冻死去,会饿死去。村人告诉他:你是五保户,我们会管你的,别担心。但外公仍然天天出门乞讨,仍然自言自语着会冻死去,会饿死去这两句话,一天,二天,三天,一月,二月,三月,他病了,他的精神世界已经完全崩溃!于是,他选择了用绳子结束生命。我和母亲见到他时,外公躺在床上,眼睛睁着,不肯说话,脖子上有一道圆形的紫红色伤疤,那是一道陷进了皮肉让我看了害怕而心惊的绳子印。母亲摸着外公的脖子上的紫红伤疤放声大哭。

  

  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我想起外公脖子上的那道紫红色伤疤时,我的眼睛里仍然朦上了一层水雾。因为,外公在那次被救的三个月后,还是固执地用绳子结束了生命。

  

  三

  

  这是母亲永远的疼痛,也是我们内心深处无法言说的创伤。母亲是悲苦的,她无法把自己的肉身分开,一份给宁乡的父母,一份给湘潭的儿女,还有一份要给远在湖北的丈夫,她的心总是在思念和牵挂中跳跃。

  

  然而,这些还够不上她的苦,她的苦来自于三胎生下四个女儿,来自于隔壁的婶婶三胎生下三个儿子。那时,年幼的我总是陪着母亲忍受这份来自于家族的歧视和辱骂。年近半白的爷爷,只要听到我和堂兄放学回家的声音,便赶紧站在堂屋的栅栏边,边扬手边叫喊:来,茂林,来,爷爷给你东西吃。我站在坪里,看到爷爷将出嫁的大姑送给他的饼干或者糖粒子塞到孙子的手里,然后听到他说:回去吧,明天再来!爷爷喜欢到屋前的河里捕鱼,每次捕完鱼回家,他会提着鱼篓喊隔壁的大辉叔:辉炎,拿些鱼去给你儿子吃。父亲每年要将自己工资的三分之二交给爷爷,即便是后来成家有了母亲和我们,他也照样承担着长子和长兄的责任和义务。但是我们,我们这些身为女儿身的孙女和侄女却享受不到他们的任何宠爱和照顾。

  

  孩子玩在一起哭闹打架是常事,但隔壁的婶娘会扯着嗓门大骂母亲是绝大种,绝了娘家又来绝婆家!母亲不会吵架,更不会骂人,她只会把我们拉进屋里关上房门抱着我们放声大哭。家里的灶台在窗前,没有玻璃,只有遮了一半的塑料钉在上面。有时做饭炒菜,锅里响着锅铲时,窗户里会突然飞进一把沙子,或者一串水淋淋的挖了肉的空贝壳。母亲追出门去,那影子会像箭一样射进隔壁的屋门。

  

  在农村,没有男孩的家永远立不起门户。因为,在每个农人的潜意识里,女孩再优秀,读的书再多,最终是别家的人,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母亲深知自己无法立足在父亲家族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儿子。在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后,本来准备用心抚养好四个女儿的她,把我和双胞胎妹妹托付给待嫁的小姑,一个人带着小妹远赴湖北,下定了不生儿子不回家的决心。

  

  四

  

  弟弟的出世,给父母带来欣慰,也给我们全家带来希望和快乐。我记得,那些快乐是由衷的,我们饿着,却愿意把手中唯一的饼干送到他手里;我们累着,还是愿意抢着把他背在身上。

  

  我的婶娘,那个被我们背地里称为胖子的女人,此时却被大队干部揪上了批斗台。我看到她低着头,脖子上挂一块恶霸地主的招牌,站在学校操场搭起来的木台子上,看到她肥胖的身子在人们的指责声中微微颤抖。没多久,她家那栋爷爷留下的三间房子被一场大火吞没。那天,我亲眼目睹了一群大人救火时的忙乱。他们急急忙忙将抢出家门的蚊帐随手丢到坪前用来围园种菜的荆棘上;从屋里抱出来碗柜,他们忘了弯腰小心放在地上,而是啪地一下丢在坪里,只听到碗柜一倒,瓷器的碎裂声随即叮叮当当不绝于耳;还有那个瘦弱的山河叔,他一个人爬上我家屋楼,在浓烟滚滚中提起一只大木箱,没想到箱子里的谷子随着箱底脱落,哗啦啦撒了一地;还有我的婶娘,她披头散发,满脸黑灰,拍腿大哭的样子,全都收进了我年幼的视野。

  

  今年夏天回家看母亲,婶娘和我并排坐在母亲房里的竹凳上,她的手上托着年近岁的大辉叔特意为我从屋前河里捕获而熏干的小鱼,眼睛里流露出对母亲晚年生活的欣羡。她说,姣啊,还是你妈的命好,生了四个好女儿,什么都替她打理好了。小鱼散发出的香味刺激着我的嗅觉。我侧脸望着婶娘的两鬓白发,又看着母亲乐颠颠地边洗枣子招待婶娘边与她聊家常时的平和,心里忽然生发出许多感慨。曾以生养了三个儿子为资本的婶娘,老了身边也只留下了一个二儿子。曾被爷爷预言以后能当官的小儿子长到十岁时突然得了一种怪病,眼睛一只一只瞎掉,临死前要求婶娘背着他在所有的亲戚家走了一圈,然后,口里念着同学的名字慢慢咽气。大儿子茂林看着家里的房屋地基,想到父辈们的恩怨情仇,害怕与二弟重蹈上辈人的覆辙,干脆选择了远走他家入赘为婿这条路。

  

  也许,长长的岁月打磨能够让人看透一切,生死定数,儿女情缘,还有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身外之物,都可以让人在生命的黄昏里淡定如菊。

  

  而我,却在老人们的平和心境中,一点点打捞生命的记忆,那些暗处行走的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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