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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张艺谋电影的色彩运用

2009.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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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从《红高粱》开始认识张艺谋,西方人从《红高粱》开始认可并关注中国电影。从《红高粱》到《秋菊打官司》,从《一个都不能少》到《英雄》,张艺谋的电影有风格的延续,也有大胆的突破。作为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张艺谋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据着很高的位子。

谈中国电影很难绕开张艺谋的名字,而谈张艺谋的电影很难绕开他对色彩的关注。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似乎对色彩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他总是将自己的电影用色块完美的表现出来。谈张艺谋电影的色彩运用就先要谈一下他在色彩运用上的特点:

首先,是对红色的偏爱。

这似乎是一个不需要论述的事实,把《红高梁》的DVD光盘放进影碟机,按下播放键,黑色的屏幕上出现的事占满整个屏幕的大红色的片名。接下来便是身穿嫁衣的红色的巩俐,红色的盖头、红色的嫁衣、红色的花轿、红色的绣花鞋。张艺谋在影片开始的几分钟里,铺天盖地的使用红色。如果说这个段落的红色是缘于婚礼这样一个特殊故事背景的话,后面几个段落的红色则纯属导演的个人喜好了。红色的高粱地里火红的野合,不但给我们视觉上的冲击,更是心灵的洗礼。酷爱红色的张艺谋强加给高粱酒一身红色,然而在这样的整体红色氛围中,我们竟没有觉着这种违反生活现实的设置有什么虚假,反而觉得高粱酒就应该是红色的。日本人的入侵,高粱地里的血战,更是用了红色的背景,那种让人眩目的红,以至于“我爸爸”变成了色盲。

到了《菊豆》,场景改到了染房,大红色的染缸不但把布匹染成红色,把爱情也染成了血的颜色。在这个红色的大染缸里,乱伦的爱情像红色的布匹一样炙热、不可阻挡。就连最后的毁灭都要在红色的火焰里完成,张导对红色的热爱真的不只是一点。

当火红的灯笼一个个被挂起,张艺谋在乔家大院为我们讲述了又一个红色的故事。姨太太们的喜怒哀乐似乎都依赖于那些符号性的红色的灯笼,点灯灭灯之间,多少恩怨情仇,多少人间悲喜。《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红色让我们觉得心酸、悲哀、无奈。

《秋菊打官司》里那一串串红色的辣椒似乎是秋菊的性格写照,倔强,耿直,一根筋。

张艺谋的电影中女主人公几乎都回穿红色的衣服,特别是《我的父亲母亲》中“我母亲”那条红色的棉裤,几乎成为一种张氏经典。红色的服装,红色的道具,红色的背景,红色的故事。张艺谋的电影里充满了红色,这里面有剧情的需要,有深层内涵的外部体现,也有导演本身的偏爱。

其次,道具色彩与环境色彩呼应。

    红色的花轿在黄土飞扬中颠簸起伏,《红高粱》中“颠轿”一场戏可谓经典,花轿的红色与环境的土黄色形成一种反差色,突出了花轿的视觉主体的同时,交代了环境。一场婚礼居然可以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以一种最原始的方式演绎得让人心潮澎湃。

这种道具色彩与环境色彩的呼应在《菊豆》、《英雄》、《我的父亲母亲》中也有很好的体现。红色的布匹与染房的和谐、不同颜色的服装与沙漠对应所产生的不同的含义、回忆的色彩斑澜与现实的暗淡无光……都体现出张艺谋对色彩把握的整体性构想。

再次,色彩对人物内心的视觉外化。

人物的性格、内心感受是内在的东西,想要在银幕上展现一个人的性格以及此时此刻的内心感受,必须寻找一个有效的视觉载体加以呈现,显然,色彩是众多载体中的一个。张艺谋是运用色彩外化人物内心的高手,他总是可以通过色彩的变化清晰、准确的传达人物的内心感情以及导演想要传达的东西。让观众通过视觉的刺激,下意识的体味电影角色的当下处境和感受。

《红高粱》的整体色调是红色的,但是有一场戏,张艺谋运用了蓝色调来表现。九儿再次回到烧酒锅的时候,老头已经被人杀死了,九儿怕被传染上麻风病,一个人坐在黑黑的院子里。全境中,九儿席地而坐,头顶上挂着圆圆的月亮。张艺谋在这个场景中用了冷色调的蓝色基调,突出一种孤寂和凄楚。当观众看到这种色调的时候,会在潜意识里调动关于深蓝色的记忆,那种孤寂感会不自觉地激发出来,这时候,观众会跟九儿一样感受到那种圆月下的无助。

《大红灯笼高高挂》也是以红色为主基调的,大红色的灯笼映照的整个乔家大院都透出暖暖的大家风度。当颂莲谎称怀孕被发现后,四院的灯被封了,红色的灯笼顿时变成了黑色。导演恰在此时向老天要了一场雪,于是,黑白呼应,顷刻之间,冷暖的对比显得格外强烈。颂莲此刻的心情是否像这封掉的灯一样,黑压压一片?或许,这也是一种预兆,一种对颂莲命运的暗示。

每次看到“我母亲”在一片桔红色的树林里奔跑的时候,都会生出些许对爱情的憧憬,心跳会随着“我母亲”的脚步起伏,在心中为这个纯洁的姑娘祈祷。《我的父亲母亲》是一部很抒情、很唯美的影片。主人公“我母亲”是一个纯洁质朴,对爱情充满向往的农村姑娘。她的爱情是诗意的、美好的、不掺杂任何杂质的,同时又是委婉含蓄的。桔红色正是这种情感状态的绝佳的视觉体现,“我母亲”表达爱情的方式是中国式的,带着些许羞涩和腼腆。她的爱不同于菊豆的乱伦,不同于九儿的炙热,于是,红色不是它的颜色。张艺谋并没有因为对红色的偏爱使得对人物的解释产生偏差,他准确的抓住了“我母亲”的性格特征,用属于它的颜色外化了这个农村姑娘。

复次,将色彩运用到极致。

我们之所以说张艺谋是一个在色彩运用上很有特点的导演,是因为,他每一次色彩的运用都几乎到了一种极致,让人叹为观止。我们一提到张艺谋的电影色彩就会想到红色,红色似乎已经成为张艺谋电影的一种符号代码。《红高粱》中铺天盖地的红色让我们记住了张艺谋,《菊豆》中红色的染房让我们认识了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红色的灯笼让我们无法忘记张艺谋,《秋菊打官司》中红色的辣椒让我们重新审视张艺谋。

张艺谋似乎已经把红色用尽了,这似乎已经成为属于他的色彩。当他把这种色彩运用的极致之后,别人便很难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相信没有哪个导演在看完《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还敢轻率的使用灯笼这个道具。因为人们已经认定红色的灯笼是张氏的,贴了标签的东西,是很难在人们头脑中更改的。初看张艺谋的很多影片的时候觉得有些夸张,其实,这恰是导演的高明之处。他已经把红色作的夸张了,想要超越他就只能走近荒诞了。

张艺谋电影的色彩不仅仅是为了形成一种风格,很多时候,色彩有它自身的含义更有导演想想表达的思想内涵。张艺谋是一个善于用色彩表达深层含义的导演,所以我说,张艺谋是一个会用色彩说话的导演。他的电影中的色彩都是由含义的:

一、民族化的展现。

导演是有民族归属的个体,在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下,每个导演的影片都会渗透着民族的印痕,张艺谋也不例外。从故事到人物,从思想到情感,张艺谋的电影都会有很多民族化的展现,色彩也一样。

色彩的民族化展现首先是一种对事实的尊重。中华民族的婚嫁就是红色的,倘若让巩俐穿着非红的服装坐在花轿上,首先就没有了真实感。电影首先是一种记录和表现,通过记录一个故事,一段回忆,一种状态来表现导演的某种思考,某种担忧,某种感叹。那么在记录的过程中也就完成了民族化的展现,一种无意识的展现的同时,又有某种刻意的成分。

所谓无意识外的刻意是指,民族化的展现有吸引西方观众的成分。我们观看西方电影的时候会感觉到新鲜,因为另外一个民族的风情我们是陌生的。也就是因为陌生生出很多好奇,因为好奇容易产生一种认同,西方人看中国电影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感受。通过民族化的展现获取国际性的认同,应该也是张艺谋的聪明之处。穿着婚纱踩着红地毯步入教堂的西方人,看到一身红装坐着红色花轿的新娘,自然会产生一种新鲜和好奇,同时也会产生一种探究的欲望,在探究的过程中,他们认可中国电影。红红的灯笼映照出的不仅是姨太太们的喜怒哀乐,更有中国一夫多妻制下女人的悲哀和无奈,也或许还有整个人类都回避不了的人性中的尴尬。张艺谋通过民族化的色彩指向一个人类共同关注的命题,于是,民族的真的在银幕上变成了世界的。

二、情感的释放。

个体在感受外界刺激的时候,主要通过听觉、视觉、触觉。其中视觉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每个颜色之所以都会有不同的约定俗成的含义,正是因为人们会通过视觉感受某种情感。

《英雄》中,人物着不同颜色的服装讲述的是不同的故事,表达的是不同的情感诉求。

三、寓意的物化。

色彩是一种很直观的物化效果,很多不易直观表现的寓意往往可以通过色彩表现出来。

《秋菊打官司》张艺谋风格转变的一部影片,从故事到纪实,从唯美到朴实。里面的红色的辣椒就有一种寓意在里面。那种红色不是《红高粱》里的狂野,不是《菊豆》里的乱伦,而是变成了另外一种寓意。红色首先是秋菊这个人物性格的物化——耿直,倔强;红色还是社会现实的物化——法制像红色的辣椒一样难以接近;红色又是传统思想的物化——保守,不易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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