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侍重臣胡楚宾

池州府始置于唐武德四年（621），仅七年即贞观元年（627）就被废除，直至永泰元年（765）才复置池州，辖秋浦、至德、青阳、石埭四县，属江南小州。但文风昌盛，才人辈出。元人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中收录者398人，其中属于今日安徽籍的只20人，而小池州却有7人成为“传主”。这7人全是唐末和五代初年者，加上中晚唐戴进士头衔者有20人之多。不知何故，后晋刘昫监修、张昭远、贾纬撰写的《旧唐书》和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修的《新唐书》“文苑”和“文艺”传内没有一人被收入传。然而，生于初唐且中进士的一位才子却被另眼相看，成为新旧唐书的“传主”，他就是秋浦人（今贵池）胡楚宾。这位才子被称之为池州历史上出道最早、资历最深、文思最敏、操品最高、处事最慎、皇帝最宠的第一才子。
　　胡楚宾唐武德（618-626）年间出生于宣州秋浦（即今池州贵池）丁香树胡村（一说灌口村），永徽初年（650）庚戌科进士。入翰林院，进修三年后任编修。其后，官运亨通，恩宠有加。
　　《旧唐书》文艺传称：“胡楚宾者，宣州秋浦人。属文速敏，每饮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银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楚宾终日酣宴，家无所藏，费尽复入待诏，得赐又出。然性慎密，未尝言禁中事，醉后人或问之，答以他事而已。自殷王文学拜右史、崇贤直学士而卒。”
　　《新唐书》文艺传称：“楚宾，秋浦人。属文敏甚，必酒中，然后下笔。高宗命作文，常以金银杯挹酒饮之，文成辄赐焉。家居率沈饮，无留贿，费尽复入，得赐而出，类为常。性重慎，未尝语禁中事，人及其醉问之，亦熟视不答。寻兼崇贤直学士，卒。”
　　五代末、北宋初钱易所撰写的唐及五代故事的笔记体《南部新书》说“胡楚宾，属文敏速，每饮酒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
　　明嘉靖24年（1545）王崇主撰《池州府志》说“胡楚宾，善属文，高宗召为右史预选，与诸儒论禁中。撰'臣轨’等书千余篇。朝廷疑议表疏，密使参处，号北门学士。楚宾为文甚敏，必酒中下笔。高宗每命作时，常以金银杯斟酒饮之，文成（杯）辄赐焉。其英姿豪颖与李白论。故当时谣曰'前有胡楚宾，后有李翰林。词同三峡水，字值万黄金。’”
　　“三书一志”对胡楚宾的才学、气节、操品、官职、恩宠等作了精辟的介绍，但对他飞黄腾达，宠信极致的原因和右史、北门学士的内涵秘而未宣。笔者在此作一较完整的叙述。
　　唐太宗李世民称帝后，在翰林院内设立了弘文馆，名义上隶属翰林院，实际上游离于翰林院之外，由太宗直接指挥。由于唐太宗酷爱书画，入弘文馆的学士大都是当时的知名书画家，如赵模、褚遂良、冯承素、虞世南等，除做好太宗日常生活实录，起草诏令外，主要职责是钩摹先秦、两汉、三国和两晋时期的名家书法绘画，且重点钩摹东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墨迹。到高宗李治时，弘文馆一度人才匮乏、清冷。永徽六年（655）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之后，建议和敦促高宗振兴弘文馆，未能得到高宗的重视。显庆五年（660）武则天直接参与朝政，为了日后执掌朝廷大权，全面执政做好思想、政治准备，以高宗名义诏募天下文词出众学士充实弘文馆，旨在编修法规法则典籍。经过严格的笔试、面试、考察、筛选，先后征诏了5人入翰林院弘文馆，这5人是：宣州秋浦人胡楚宾、洛阳人元万顷、怀州河内人范履冰、沧州东光人苗神客、贝州漳南人周思茂。初入弘文馆时，胡楚宾为右史，后迁升崇贤直学士；元万顷为左史，后迁升凤阁侍郎；范履冰为鸾台天官二侍郎，后迁升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苗神客为著作郎；周思茂为麟台少监，后迁升崇文馆学士。这5人统被雅称为“北门学士”。何谓“北门学士”？它是初唐时期中特殊宠遇的智睿文臣的一种雅号。因翰林院官署在银台宫北面，弘文馆在翰林院内，常被皇帝召令到银台宫，商讨草拟诏令的弘文馆学士，必须经银台宫北门出入，故把这些人称为“北门学士”。胡楚宾常参与高宗朝廷草撰制命、诏书工作，方得这一称谓。
　　所谓右史即是皇帝贴身官员。自东周起，朝廷就设置史官，一名左史，一名右史，左史随时记录帝之所言，右史记录帝王每日行为，是须臾不离君王左右的重臣。唐太宗贞观年间将这种官员改名为“起居郎”。故《唐会要》说这种官职为“人君动止，有言有事，随即记录，今起居之职也。”后代皇帝的“起居注”或“实录”就是由左右史写成的。唐高宗时将“起居郎”复名为“左史”和“右史”。其左史、右史各为一人，实乃优中优、人上人。古时风尚崇右，身为右史的胡楚宾其地位之高不言而喻。按唐朝的宫廷制度，每天左、右史随宰相上朝。朝会后，满朝大臣迅速退去，皇帝只留宰相和左右史密商紧务大事，所商议的机密事均由左史或右史记录在案。武则天执政期间，为了削弱宰相和分散李氏群臣的权力，凡遇朝会中争议大而未决的事项,在朝会后小范围中定夺时，常常不要宰相参加，只同左右史密议。胡楚宾自显庆五年入弘文馆封右史，一直参与这种最高层、最机密的记事活动，直至致仕归居，神秘赫赫的政治生涯长达20余年。
　　至于“前有胡楚宾，后有李翰林”之说，则是元明时期的后人以其英资豪颖与李白相并论。胡李二人皆属“文敏速”的特殊文才，楚宾在先，去世13年后李白才出世，论年龄相隔二三代人。楚宾与李白相比，一是官衔高过李白，楚宾是翰林学士、崇贤直学士，而李白仅是供奉翰林。二是得帝宠程度悬殊，楚宾为皇帝近侍重臣，终日不离左右，作文时皇帝用金银杯为其斟酒，其待遇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李白专为梨园的歌妓们写写唱词，偶尔得皇帝赏赐之酒自斟自饮。三是擅长的文学种类各异，楚宾长于文章和专业著作以及诏章，李白长于诗歌。四是文思泉涌的时间有别，虽然二人都嗜酒如命，文思酒中来，但楚宾是酒至半酣下笔，文不加点，李白是烂醉如泥长哮嚎吟。五是个性不同，楚宾“性重慎,未尝语禁中事”，李白性狂荡，烂醉后常胡言乱语。六是才智前程迥异，楚宾善从政，仕文兼长，李白只能单一为文。
　　胡楚宾在任职的岗位上，为皇帝为朝廷起草了无数诏书、制令，撰写了《高宗实录》，与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共同花了数年功夫，撰成了《列女传》、《百僚新戒》、《臣轨》、《乐书》等著作，总量九千余篇。《列女传》早在西汉时就由儒家学者刘向所撰著,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行为的书，共分七卷，记叙了105名妇女的故事，以劝谏皇帝、嫔妃与外戚，被誉为中国妇女史。武则天诏命撰著的《列女传》与刘向之作大相径庭，此书中既要求女子严守儒家女德和学习“女红”手艺外，也可以像男子一样读书、为官，旨在提高女子社会地位。《百僚新戒》和《臣轨》是按武则天思想而撰著的让为臣者有个“事上之轨模，作臣下之准绳”。《臣轨》向百官提出了具体的为官准则，内容既有论述，也有摘引前人的事迹、议论。虽然不乏爱民、利人、恤农等内容，但是君臣一体，要求对君主忠诚。全书为上下两卷。分“同体”、“至忠”、“守道”、“公正”、“臣谏”、“诚信”、“慎密”、“廉洁”、“良将”、“利人”十章，每章都规定了达到的效益标准。即“君臣同体，上下协心”、“忠臣事君，尽心尽力”、“君子恪守忠孝之道”、“忍所私而行大义”、“忠臣必谏其君”、“上下通诚而相信不疑”、“修身谋虑不可不慎之又密”、“恭廉守节之可贵”、“爱兵用兵之道”、“为臣忠者必先利民”。应该指出的是，早在高宗和武则天之先，唐太宗撰著了《帝范》，旨在规范皇帝的言行，而武则天的《臣轨》是专门约束臣子的规矩，唐太宗气度宏伟，胸襟开阔，武则天相形见绌，显得气度、胸襟狭小。《乐书》则对宫中的乐人、乐队、乐曲、乐谱，乃至演奏时间、地点等都提出了严格要求和守则性规定。唐高宗在世时，武则天首先推行《列女传》，着力提高女子社会地位。高宗驾崩后，武则天先后废了两个皇帝，自己“代天行令”，将《百僚新戒》颁行，严令宫中诸司百官必须遵守，将其做为官僚们的“修身之训”。登上皇帝龙位后，为了尽快巩固女皇地位，使诸司百官支持她的中央政权，垂拱二年（686）颁布《臣轨》，让天下臣子有统一的思维标准和行为准则。为了将标准和准则在为臣者心中扎根，武则天拼弃李氏政权以老子为始祖，下令全国赴京会考的举人，一律罢修《老子》，改学《臣轨》，全国会考试题，也以《臣轨》内容为指导。一时间，全国学《臣轨》、按《臣轨》办事蔚成风气。以致武则天为帝的20年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昌盛。胡楚宾及同僚们撰著的《百僚新戒》、《臣轨》及《乐书》等书起着无可估量的大作用。
　　遵照“近臣尽规”、“上达忠款”古训要求，左史、右史还负有谏臣的责任。胡楚宾是《臣轨》的参撰者，也是“轨模”、“准绳”的率先践行者。他在勤于职守、廉洁自律、忠诚孝道、与人为善、为国为君、严守机密的同时，不忘“忠臣必谏其君”这一神圣职责，对专横的权臣、作恶多端的奸佞，不畏权势，不怕诬陷，勇于向高宗进谏，敢于向武则天直抒已见。高宗说他忠诚，武则天说他厚道。现举一例，显庆年间，李崇德任给事中，武则天亲信李义府任中书令，权势显赫，趋附者众。李崇德以同姓为由，与其叙谱连宗，以图倚势自重。显庆三年（658）十月李义府与同为中书令的杜正伦闹矛盾，朝堂之上相互攻讦，常常吵得不可开交，闹得乌烟瘴气。高崇恼怒，但难辩谁是谁非。廷议后，单独召问楚宾，楚宾说一个不仁，一个不义，并列举了二人的痼疾，认为二人均不宜在朝中担重任，高崇觉得言之在理，遂罢了二人在朝中之职。杜正伦发往横州刺史，李义府发任普州刺史。李崇德见李义府失势，紧急转舵，并在李氏宗谱中删除李义府之名，以免受牵连。李义府因有武则天这个后台，仅8个月就被召回任吏部尚书。这个重新得志的“小人”，对李崇德的反复无常，立即施以无情报复，胡乱加以罪名，投入监狱，并逼其自杀。而李义府因带头上书拥戴武则天为皇后，官运享通，很快升居相位。此人未言先笑，但心毒手狠，有触犯者必加陷害，时人称他“笑中有刀”。李义府得志太猖狂，目中只武则天一人。他贪欲膨胀，卖官敛财，排除异己，残害忠良，无恶不作，自以为有武则天这个后台，连高宗的训戒也不买帐，把自己推到众矢之的位置。朝廷文武官员对他恨之入骨，胡楚宾数次在朝会后向高宗指控他的罪行。高宗察其言行，深信楚宾所言，但碍于皇后武则天的淫威。幸运的是，武则天也觉得李义府嚣张过头，一则为表白自己与李义府恶行无关连，二则为了自己日后称帝，宜早日动手剪除李氏在朝中的权力，该杀个鸡给猴子看看。楚宾再向高宗进谏李义府“胸怀异志”，高宗大怒，武则天也大为光火，龙朔三年（663）廷议由刑部、御史台、大理寺联合审理。判定李义府有罪，罢官、除名，流放到边远的嘻州（今四川西昌地区），刑部还在稠人广众之地和交通道口张贴审理李义府的文告，历数李义府之劣迹，将被李义府强占的大群奴婢遣散归家。后李义府在流放中忧愤而死。
　　胡楚宾对忠臣和有功之臣遭谗言诬陷，则挺身而出，竭力为其辩诬。也举一例，唐高祖李渊之侄李元轨，有才识、多谋略，历任几个州刺史，被封为霍王，官至司徒，位列三公。高宗调露元年（679）李元轨为定州刺史时，遇突厥部侵犯。敌军势强盛，唐军处于劣势。李元轨实施了“空城计”：下令大开城门，隐兵偃旗，沉着以对。突厥部疑有埋伏，乘夜撤之。事后，发现州中有内奸李泰运暗通突厥，传送情报。李泰运案被破获后，唐高宗下诏要求严办李泰运并肃请这个内奸的同党。诏令出自胡楚宾之手。李元轨审时度势，没有执行“肃清内奸同党”这个圣旨，只决定惩办李泰运一人。高宗要以抗旨罪严惩李元轨。胡楚宾深知李元轨的品德操行，对朝廷无限忠诚，从未有轻视圣旨之事，这次抗旨必有深层次原因。请求高宗不要急于惩处，可再下一诏，令李元轨说清抗旨原由。高宗欣然同意他再起草诏令，李元轨接诏后立即上表，一方面自责违旨有罪。一方面说清了违旨的原由“强敌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系，是驱之使反也。”高宗觉得言之有理，称赞他保卫定州有功，并承认自己当初的诏谕不妥，表示后悔之意。同意只处死李泰运一人，其余皆不再追究。从而安定了军心，巩固了内部，守住了定州城。胡楚宾弹劾权臣、奸佞和为忠臣辩诬还其清白，何只上述两例，可谓不胜枚举。
　　武则天聪颖过人，富于智谋，志向高远，不登皇位誓不甘休。高宗去世的第二年，一年之内废中宗、软禁睿宗，三次更改年号，手中执掌着皇帝所有的生杀予夺等一切大权。她罗织罪名，采用革职、放逐、派人在放逐途中或放逐所在地将被放逐者“赐死”或杀死的三步走的办法，剪除朝中的李氏群臣和旧朝官员。胡楚宾是旧朝重臣，长期得高宗宠爱，也得武则天信任，但武则天是个反复无常的人。楚宾意识到在她身边供职“险患包裹身左右，刀光晃动于眼前”，伴她如伴虎，便以“老眼昏花，难承文墨重任”，先是请辞右史，继之上表请求致仕回乡。垂拱元年（685）获准致仕，离开京城回到阔别数十年的故里，垂拱四年（688）病逝于故居。安葬于城西南140里的杉坞坑。
　　胡楚宾看穿了武则天的五脏六府，提前致仕是英明决策。当年弘文馆的同僚，除苗神客与他同年病故外，周思茂即于垂拱四年被杀，范履冰于载初元年（689）被酷吏所杀，元万顷于永昌元年（689）被发配到岭南折磨而死。
　　纵观胡楚宾一生，是位才思敏睿的大才子，深得皇帝宠信的重臣、国家最高层决策的参与者、廉洁自律的清官，禁中机密守口如瓶的模范，是初唐为臣者的楷模，是池州历史上的骄傲，更是今日池州人值得深知、效仿、弘扬、缅怀的先贤。（摘自于吴汉卿《钟秀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