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这一点在不同文明体系的冲突中亦然适用，但大部分地域之间文明的冲突，来源于宗教之间的对峙，宗教信仰认知上的界线成了冲突的起源。而我们东北亚却鲜有这样的冲突发生（大一统内部的就不算了），文明冲突的来源于更赤裸裸，对生存资源的争夺。而这些对峙、冲突就围绕着一条神奇的、关乎生死的等降水量线。
【等降水量线】：在地图上，将同一时间内降水量相同的各点连接起来的线，就称之为等降水线。
其意义在于：直观反映降水分布差异，等降水量线密集与稀疏处，直接说明降水的地区分布差别大小；反映出海陆对降水的影响，等降水量线大致与海岸线平行，且自沿海向内陆递减，说明降水量受海陆因素影响明显；可判断地形作用，等降水量线大致与山脉走向平行，说明降水量受地形（山脉）影响大。山脉迎风坡，降水量大，山脉背风坡，降水量小；可判断内陆地形，等降水量线呈封闭曲线，且降水少，再结合地理位置看，说明地形地势起作用，或者深居内陆位置；同时可判断洋流影响，其依据是暖流流经的沿岸地区，降水增多，寒流流经的沿岸地区，降水减少。
反映在地理信息上大致就是上图这样，图中涵盖了50——3000毫米等降水量线，只是有的线只能涵盖局部地区，相对全国范围来说影响较小，下图四条等降水量线（200、400、800、1600毫米）涵盖范围较广，作为各类分界线研究起来相对意义要大一些。
回到题旨，围绕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两边就天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继而诞生出不同的文明体系。
一边半湿润、一边半干旱；一边是森林、一边是草原；一边是农耕、一边是游牧；一边建城墙、一边任驰骋；一边人口密集、一边人烟稀少……在华夏大地上，400毫米等降水线横跨东北与西南，将两侧分成了截然不同的景象。
这条线，经过：大兴安岭—张家口—兰州—拉萨—喜马拉雅山脉东部。从上图中可以看出，400毫米等降水线横跨东北与西南，将两侧分成了截然不同的景象。
千百年来，400毫米等降水线相对稳定，再加上日照时间、土壤等因素，这条线其以东以南的人们逐渐形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社会，他们聚落而居，以安土乐天为最大的生活渴望。
这条线其以西以北虽然有少量的内陆河与地下水灌溉的绿洲农业，但大部分地区降水量不足以支撑农耕作业，便形成了游牧民族，他们无城郭、耕地，逐水草而居，全民善骑战。
沿线两侧形成了特点鲜明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这对华夏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不时的气候变迁则使得降水线两侧的文明不断碰撞、交融，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我们所处的版图具有显著的季风气候特色，境内降水主要源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和印度洋西南季风输送的水汽（局部地区小气候除外）。
受夏季风影响明显的地区为季风区，不受或受夏季风影响不明显的地区为非季风区。
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和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它俩带来充沛的水汽，也想雨露均沾，普降甘霖。但可惜的是地形不容许，阶梯地形如同一道道墙，挡住了通道，造成降水分配不均。
我们陆地地势自西向东可分为三大阶梯：最高一级阶梯主要包括青藏高原等，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中间一级阶梯包括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等，海拔在2000米到3000米之间；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一线以东以及云贵高原以东属于第三阶梯，海拔降到500米以下。
上图为400毫米等降水线及其穿过的流域，起于大兴安岭西坡，穿过松花江流域，沿西辽河上游、燕山山脉斜穿黄河河套，经黄河、长江上游和西北诸河流域，直抵雅鲁藏布江河谷。从空间格局来看，我国多年平均年降水量整体上，呈现出从西北内陆向东南沿海逐渐增加的趋势，与我国陆地地势大致相反。
在400毫米等降水线的东南方向，从太平洋、印度洋远道而来的湿润季风在穿越广阔的第三阶梯后逐渐失去力量，犹如强弩之末，难以翻越横亘在眼前的大兴安岭—吕梁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一线山脉。
而在400毫米等降水线西北方向，从西伯利亚赶来的冷空气则不断南侵（西伯利亚寒流简直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噩梦），在穿过西北内陆后顺势而下，与一路北进的太平洋及印度洋季风相汇，给第三阶梯大部分地区带来足够的降水。
上图为我们地域海拔高程图，来自海洋的湿润季风每越过一级阶梯都有很大损耗，有趣的是，多年平均400毫米等降水线与这三大阶梯的分界线多有重合，说明它的形成与我国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有很大的关系。
“文明”一词解释起来很是啰嗦，但文明体系的构建，可以简单点说是建立在必要自然资源的垄断上，这种必要资源涵盖着地理上的一切，山川河流，农林牧渔。早期文明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除了地形资源这类不动产，气候因素就成了最不确定项。
也就是说，地理环境左右着一个地区的原始文明走向，气候因素决定了这种文明能走多远。比如下图，大家熟知的楼兰古国，在公元前176年前建国，公元630年却突然神秘消失，即使是战争、瘟疫等，也只能破城换主，不至于让经营800多年的古国就这样湮灭，只有气候因素让他们不得不放弃家园。
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的差异，导致以400毫米等降水线为界的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处于对立的态势。游牧民族在生活资料不足的时候，经常入侵农耕区，农耕文明与游牧的北方“马背”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一直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历史。
历史上农耕民族曾经不止一次地突破400毫米等降水线，但农耕生产方式向北最远只能扩展到这条线，因此农耕民族并没有在草原地区建立长期有效的统治。而北方的草原游牧部落也曾入主中原，但他们突破了这条自然环境划定的界线后，也会感到自己的畜牧生产不太适合，要么再返回草原，要么转化为农耕民族，并与草原新兴游牧民族形成新的对峙，比如北魏与柔然。
而有趣的是，长城的很大一部线路走向，几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重合。这恰恰说明，这条线是农耕文明的“生命线”（天山北坡及伊犁河谷是特例）。
从上面两图可以看出非战争状态，人口密度与耕地面积即单位可供食物产出息息相关，而可用于耕地的面积却与降水量密不可分。
在一切靠天吃饭的古代，有大量的文献记载表明，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进攻与当时气候异常变动所造成的经济危机紧密相关。一旦气候变化，或出现剧烈摆动，中原地区就会出现震荡。而且，只要气候变暖，就会导致农耕文明向北扩张；相反，气候变冷，就意味着游牧民族全面南下。
衡量恶劣天气的理想变量应该是游牧区域的实际降水量偏离值，游牧地区的少雨情况每增加一年，游牧民族每十年中进攻中原王朝的可能性就提高26%；游牧地区的多雨情况每增加一年，这种进攻的可能性就降低36.35%。
当然这里不确定的变量因素也很多。虽然中原定居农耕是对负面气候抵御能力相当强的一种社会生产组织形式，但是前提是要取决于政权的控制力。
一个较为有名的案例发生在遭遇小冰河期的明朝。明朝时期气候变冷，而之前的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温暖期。原来的宜农地区因气候寒冷而粮食歉收，并逐渐沦为游牧民族的牧场。而农牧分界线的南移最终导致明朝修建的长城要比秦汉时期长城的位置更为偏南。这个现象在长城中段最为明显：秦汉时期长城向北推进至河套以北，而明代则退至鄂尔多斯南端，向南移的幅度达2至3个纬度（可以放大上图）。但大大后退了的明长城，却也最大限度地逼近了当时的400毫米等降水线。
这么看来，不管是时代更迭还是气候变迁，400毫米等降水线就在那儿，在将游牧与农耕分隔两边的同时，静静地见证华夏文明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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