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兴衰，体现了历史的动向，可以看到历史的脉动。在历史的轨迹中，有的城市屹立不摇，也有因特殊条件异军突起的，当然也有因商业条件不再而没落的城市。
20世纪接连历经关东大地震、东京大地震，却无损东京“首都”地位，甚至每经一次大劫就升级，反转高手东京一路翻新傲人的历史。那么，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都奈良呢？又有什么不同的历史？
元明天皇参照唐朝首都长安的规划建置，建立了奈良的平城京，无论是建设地点的选定与都市计画的概念，皆效法中国思想。当时的平城京住着各种身分阶级的人，从高级贵族到社会底层的奴隶皆聚集于此，生活水准自然也大相径庭。
由于规划得不够完善，奈良无法满足首都的需求，最后遭到废除。无人居住的奈良在长年荒废之下，变成荒烟蔓草的平原。明治时代之后，某位有志之士发起保存彰显运动，使其再现风华，蜕变成现在的奈良。
奈良是位于日本奈良县北部的城市，是奈良县最大的城市，也是奈良县县政府所在地，现为中核市。
奈良是日本人所称的“东方罗马”，古名为平城京。平城京是日本8世纪的都城，位于奈良盆地北方。根据明治时代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的说法，奈良的语源意指地势平坦的丘陵地。古代文献中，表示万叶假名的不只“奈良”，还有“那罗”、“宁乐”、“平城”等。每个词的读音都是“奈良”。
选择盖在丘陵地具有重要意义。元明天皇决定平城迁都时颁布的《迁都诏》中有这么一段：
“方今平城之地，四禽叶图，三山作镇，龟筮并从，宜建都邑。”
“三山”指的是东边的春日山、北边的平城山、西边的生驹山。
“四禽叶图”代表“四神相应”的土地（满足所有风水条件的宝地）。“龟筮”是当时的占卜术之一。当时的政治融入古代中国思想，因此认为平城京很适合设为首都所在地。
另一方面，原本的都城藤原京（橿原市）时发水患、交通不便，加上受到饥荒与疾病侵袭，也成为元明天皇决定迁都的主因。正巧当时相隔32年派去唐朝的遣唐使回国，使节描述了唐朝首都长安的繁华美景，更加速了元明天皇建造新首都的决心。
平城京从708（和铜元）年开始兴建，元明天皇在2年后，也就是710年提早迁都，将其首都从藤原京迁至于此，当时都城尚未完工。
城市的雏形是参考当年唐朝首都长安设计而成，平城京的规模南北为4.8公里、东西为6.3公里。藤原京的宫殿位于市区中心，但以长安城为建设模型的平城京，将宫殿（平城宫）设置在都城中央的北边，成为政治中心。天皇居住的内里、执行政务的大极殿、兵部省与氏部省等二官八省的政府机构全部设置在平城宫里。
平城京以从平城宫往南延伸的朱雀大路为中心，分成东边的左京与西边的右京。左京以东兴建外京，东大寺、兴福寺、元兴寺等大寺院林立。兴建外京的原因不明，但有一说是认为兴福寺是藤原家的氏寺，因此建设外京颇有展示威权的意思。
此外，位于外京东边，亦即春日山山麓的春日大社也是藤原家的氏神。
相传鹿岛神宫（茨城县鹿嶋市）的主神武瓮槌命骑鹿来到奈良，因此当地居民都将栖息在春日野的鹿视为神的使者。由于当时杀鹿会被罚款，所以居民们每天早上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认家门口有没有鹿的尸体。这也是日本俗谚“早起三分利”的起源。
此后长达70多年期间一直都是日本的政治中心，人口最多曾达10万，这段时期在历史上也被称为奈良时代。
也由于这一时日本期朝廷多次派出遣唐使，从唐朝带来了各种来自中国大陆的文物，大和文化和唐文化融合成了富有特色的日式“天平文化”。
那么，现在的平城京，还是过去的平城京吗？
千年前的平城京是过去重要的政治中心，然而随着后来的迁都，逐渐成了废墟。现在看到的平城京遗址，则是重建后的宫殿和城门，旧建筑只留下剩石造基座罢了，早已物是人非。
平城宫迹之所以得以重现，要回溯到明治时期的建筑史学家关野贞，他在当时凭着两个残留的土坛，发掘出整个“平城宫迹”，并且重新定位这个1500年前的皇宫旧址，其范围达到南北约1公里、东西约1.3公里。
平城京的市区采取棋盘式规划的“条坊制”，包括东西横贯的10条“条大路”，与南北纵穿的11条“坊大路”。这些大路划分出来的行政区划称为“坊”，再由纵横各三条的小路，细分为16个小区块。
此1/16的小区块称为“坪（后来的町）”，与现代面积单位的“坪”、“町”不同，面积约133平方米，呈正方形。高级贵族的宅邸划分在平城宫附近，以当时单位计算，基地面积约为1到4坪。根据1986（昭和61）年进行的挖掘调查，在现在的伊藤洋华堂奈良店一带挖出数万件木简（写着文字的木札），确认此处正是当权贵族长屋王的宅邸遗迹。
从木简记述的文字可清楚看出当时贵族的奢华生活。长屋王除了米、芹、白萝卜之外，还订购了鲷鱼、鲍鱼等高级食材。此外，宅邸境内还有处理家政的政所，铸物所与绵作所等役所，预估应有数百人在此工作。其中包括马司、犬司、鹤司等负责照顾动物的官员。
平城京的人口约10万人，除了贵族之外，还有官人、庶民、奴婢（奴隶）。身分较低的庶民住在离宫殿很远的8条大路、9条大路一带，考古学家曾在该地附近找到坪区划十六分之一坪、三十二分之一坪等规模较小的住宅遗迹。
大多数庶民都是从畿内各地被迫移居的农民，在京内从事土木或警卫等工作。由于不堪重度劳动，许多农民逃出都城。
平城京的每座宅邸都会挖井满足生活用水需求，并在道路旁挖侧沟排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完善的上下水道是都市计划的重要因素。
据传藤原京遭到废除的理由，就是因为污水全部流向位于低湿地的宫殿。平城京利用佐保川与秋筱川作为运河与排水水道，但这两条河流距离大河太远，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导致天平年间（729-749年）爆发疫情。
加上当时长屋王与藤原氏等贵族之间陷入激烈的权力斗争，执政的圣武天皇只要遇到天灾异变就迁都，从恭仁宫（京都府木津川市）、难波宫（大阪府大阪市）、紫香乐宫（滋贺县甲贺市），最后迁至平城京。
不过，平城京最后还是遭到废除，784年桓武天皇迁都长冈京（京都府长冈京市）。平城天皇时代曾经想将都城迁回平城京，但最终没有实现，平城京的建筑物和道路慢慢遭到破坏，形成一片田地。
一般认为，迁都长冈京的目的在于降低佛教各宗派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平城京有俗称“七大寺”的寺院建筑，迁都时天皇不同意这七大寺也一起迁移。
平安末期，与朝廷和藤原氏关系深厚的南都（平成京的别名）诸寺院，起身对抗在宫中掌权的平清盛。后白河天皇的皇子以仁王举兵支援南都，平清盛的五子平重衡攻打南都，烧毁东大寺与兴福寺。
根据《平家物语》的说法，平重衡原本只是下令“燃点篝火”，没想到士兵们误以为要“放火”，才发生这起烧毁寺院事件。姑且不论实际状况如何，其蛮横作为引起民间反弹，使得平氏政权很快失去民心。
平氏灭亡后，重建东大寺与兴福寺。东大寺后来在战国时代再次遭到大火吞噬。当时的大和（今奈良县）没有守护大名，由兴福寺负责守卫维护。后来担任大和守护的筒井顺庆与其父亲，都是兴福寺的众徒。
战国武将松永久秀企图称霸大和，筒井顺庆奋力抵抗。松永联合三好氏形成联军，两方阵营在奈良市区对峙。战局从东大寺起火后开始扭转，原本在境内布阵的筒井三好联军退出市区。现在主流的说法都认为这次的纵火是松永久秀所为，但也有人说是不小心失火，或同井三好联军中的基督徒士兵干的好事。无论如何，真相到现在仍未厘清。
这次的大火烧毁了卢舍那佛的佛头，后来只施以简单的修复，长期受到风吹雨淋。直到1709（宝永6）年，大佛殿修复完成后，才举行落庆供养仪式。
江户时代，大和成立了郡山藩（大和郡山市）与高取藩（高取町）。不过，现在的奈良市中心并未设藩，与县南部的山岳地区一同纳入幕府领地（天领）。包括兴福寺在内的寺社对朝廷仍有影响力，外界认为此举是为了监视寺社动向。
根据17世纪奈良奉行所做的调查，奈良中心有超过200个聚落，人口约3.5万人。他们主要从事商业，当时设置于元兴寺境内的“奈良町”，直到现在还存在着。
随着长冈迁都而废京的平城宫遗迹，在1998（平成10）年与东大寺一起成为日本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大极殿从平城迁都的1300年后，于2010（平成22）年修建完毕。如今在朱雀门旁立了一座人物雕像，他就是棚田嘉十郎，也是至今仍持续推动的平成宫迹保存运动的发起人。
明治末期，在奈良从事植树工作的棚田嘉十郎，感叹曾经繁华的首都遗迹如今已成废墟，于是发起保存运动。他不断向土地所有人表达购买土地的意愿，并造访政府当局，提出保存宫迹的请求。但许多地主不愿卖地，每次交涉都处处碰壁。
即使如此，棚田嘉十郎愈战愈勇，1913（大正2）年成立“奈良大极殿址保存会”，由贵族院议员德川赖伦担任会长。遗憾的是棚田嘉十郎在长期心力交瘁之下不幸失明，后来又因为卷入收购土地弊案自杀身亡。
就在棚田嘉十郎逝世隔年，也就是1922（大正11）年，大极殿遗迹被指定为国家史迹。一介植树工匠的遗愿终于实现了。
此外，“第一次大极殿”为平城宫殿中最为重要的建筑，在奈良时代曾是举行国家仪式的重要场所，修复草案在1982年便被提出，直至2001年开始复原工程，并于2010完成。然而看似平常的修复工程，却在当时引发了许多分歧，原因为何？
争议点大致包含以下三个：
第一次大极殿早已不在原址。
考古挖掘之资料仅能了解“柱位”及“柱础”位置。
建筑其余细部仅能参考现存的古建筑图，以及药师寺东塔、法隆寺金堂等型式。
根据上述的质疑，其实显现出部分问题来自“臆测性的修复”。
有人说：“在动机上试图展示原有建筑的形态特征，可视为对逝去建筑的一种研究和展示。”但相反的，也有人认为：“修复后的建筑已具有新建筑的全部特征，犹如本质上承载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精神价值’，但却是已消失的建筑‘模型’。”
无论如何，这些争辩的意义在于彰显建筑跟整体环境的关系，以便帮助人们认识历史遗址；其用意在“教育功能”和“社会价值”，而非建筑物形式本身。
前文所提及的臆测性修复，其实可以追溯至《威尼斯宪章》对于“保存”的定义：强调“真实性”和“完整性”。
修复是一种高难度的专业，其目的在保存和展示古迹的美学和历史的价值。一旦有臆测性的行为，皆应立即停止。
而《奈良真实性文件》则避免只关注“物质上的存在”，更在乎“整体环境的精神承载”：
“视保护的对象为一种变化的过程，保护则是管理方法，是一种对于时间和变化的管理。”
“遗产事实上被作为反映整体文化的信息载体，保护遗产的核心目标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简而言之，偏向《奈良真实性文件》的重建，除了重视对过去历史和时代的精神保存，同时也回应了“臆测性修复”应有的包容和尊重。
从过去所强调探究历史美的“真实性”保存，到现代更注重整体环境、精神、历史意义上的保存，对于城市样貌的“生”与“灭”或是“存”与“废”，皆需注重背后的动机和影响。并非所有的“保存”都能带来整体环境的发展，也并非所有的“更新”都能指向未来的美好。
从奈良的平城京案例里，我们可以确认现代的保存方式已有新的变革。反观我们自己，也需要更细心地面对本土的“历史保存”，避免仅剩空壳式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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