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凉豪霸——董卓 |
时间:2010-12-02 10:09:06 来源: 作者: |
从董卓的家族说起。《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说:"(董)卓父君雅,由微官为颍川纶氏尉。有三子:长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颖。”董卓的父亲以微官担任过颍川郡的纶氏县尉,是掌握缉捕“盗贼”的武官。董君雅既是武职人员,必然长于骑射,这和他的籍贯是凉州的陇西临洮分不开的。 当时,凉州是一个特殊地区。《后汉书·陈龟传》说:“今西州边鄙,土地瘠埆,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守塞候望,悬命锋镝,闻急长驱,去不图反。”所谓“西州”即指凉州。同书《虞诩传》说:“谚日:‘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仅从这两条史料来看,在当时与“羌胡”长期战争的情况下,加以“关西出将”的传统,从而形成凉州这个地区的特点。“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内陆男耕女织的生活,对这里来说,几乎是很难想象的。当然,“土地瘠埆”的自然条件,是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凉州的地理因素,加上东汉末年的长期战乱,必然孕育长于骑射、以鞍马生活为主的杰出人物,董卓即是其中的典型。 董卓长期生活在这个特殊地区,与“羌胡”杂处,而且被人们视为“羌胡之种”(《后汉书·列女传》),很可能,其母即非汉族。在这种“边鄙”环境中,培育了董卓的才能。“卓有才武,膂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这是《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对其才武的描述。《后汉书·董卓传》作“膂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李贤注引《方言》说:“所以藏箭谓之‘服’,藏弓谓之‘鞬’。”即是说,身负两弓、骑马奔驰之际,董卓能够左右张弓射箭,说明其力量之强和骑术之精。《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又说:"(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汉书·董卓传》以此为基础,增加了“以健侠知名”、“为羌胡所畏”两句。说明董卓不但是一名游侠之士,而且以此著称,在当地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并为“羌胡”所畏惧。又《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说:"(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李傕是此后董卓手下的大将之一。如前所说,凉州被当时人们看作“边鄙”,李傕是凉州北地郡人,因而被称为“边鄙之人”,含有轻蔑之意。至于为什么加以轻蔑,十分明显,即是因为“习于夷风”,长期与“羌胡”杂居,对内陆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属于低文化层人物。李傕如此,董卓也应该如此。 《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吴书》说:“郡召(董)卓为吏,使监领盗贼。胡尝出钞,多虏民人,凉州刺史成就辟卓为从事,使领兵骑讨捕,大破之,斩获千计。”这里的“郡”,所指当然是董卓的家乡陇西郡。从担任郡吏到州吏,不是“监领盗贼”,就是“领兵骑讨捕”,都是武职,这和董卓的“才武”分不开的,郡太守和州刺史所欣赏的,当然也是他的“才武”。 在凉州,董卓担任过“兵马掾”,由于这个职务对此后的军事生涯具有密切关系,这里有必要作较详的考察。《后汉书·董卓传》说:"(董卓)为(凉)洲兵马掾,常徼守塞下。”关于东汉时期州一级兵马掾一职,有关史籍没有具体记载。但在《后汉书》中却有三条关于郡的兵马掾的史料。其一见《东夷传》:"(句骊)复与辽东鲜卑八干余人攻辽队,杀略吏人。(辽东太守)蔡讽等追击于新昌,战殁,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酌以身捍讽,俱没于陈,死者百余人。”其二见《乌桓鲜卑传》:“延平元年,鲜卑复寇渔阳,太守张显率数百人出塞追之,兵马掾严授谏日:‘前道险阻,贼势难量,宜且结营,先令轻骑侦视之。’显意甚锐,怒欲斩之。因复进兵,遇虏伏发,士卒悉走,唯(严)授力战,身被十创,手杀数人而死。”其三见《刘茂传》:“延平中,鲜卑数百余骑寇渔阳,太守张显率吏士追出塞,遥望虏营烟火,急趣之。兵马掾严授虑有伏兵,苦谏止,不听。(张)显促令进,(严)授不获已,前战,伏兵发,授身被十创,殁于阵。”这三条史料所叙述的,一条在辽东郡,另两条所记是同一事,在渔阳郡,都属于当时的边郡,说明“兵马掾”一职应该专设在与少数民族邻接的地区,任务是作战时参与策画,并身临前线,交锋对阵,这是边郡的重要武职。州一级的“兵马掾”,其职责应该与郡相同。在这个职位上,董卓不但以他的“才武”激守塞下,投身战斗,而且协助刺史参与谋画。作为此后的将军和统帅,凉州兵马掾任上的这一段经历,对董卓来说,应该是一次重要的锻炼。 在凉州,董卓可以兖任州郡吏,按照其时惯例,应该属于当地豪族。 汉桓帝末年,董卓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从中郎将张奂为军司马,共击汉阳叛羌,破之”(《后汉书·董卓传》)。什么是“六郡良家子”,因为涉及到董卓的出身和此后的发展,这里有必要加以说明。《汉书·地理志》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这里颇为生动的描述了这一地区的特点。从当时的行政区划来说,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四郡属于凉州,上郡、西河两郡属于并州;但是,以自然条件、民风材力而论,六郡完全相同,并不因为分属两州而有所差异。从西汉开始,就从并、凉两州的六郡“良家子”中,选拔“期门”、“羽林”,即皇帝的卫士。这个地区的人们“修习战备,高上气力”,这仅是条件之一;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良家子”,他们必须出身“良家”。据《汉书·地理志》注引如淳的解释,即“医、商贾、百工不得豫也”。再据《史记·李将军列传》索隐:“如淳云:'(良家子)非医巫、商贾、百工也。”’汉代将“医巫”、“商贾”、“百工”的人家认为非“良家”,其子弟也不能作为“良家子”,反之,凡是非上列人家的子弟,即所谓“良家子”。董卓的父亲担任过纶氏的县尉,董卓本人也担任过凉州的州郡吏,当然可以具备入选的条件,成为“期门”、“羽林”。董卓由凉州边鄙之地来到京师洛阳,同时,“六郡良家子”又是名将出身的最好途径,赵兖国、甘延寿即是如此(参看钱文子《补汉兵志》)。对董卓来说,这是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从此,他逐渐参与东汉政府的军事行动,取得高位,并拥有一支精锐的凉州部队。 如上所说,在京师洛阳得到中郎将张奂推荐,董卓回到凉州,以军司马职位参加了对羌族的战争。张奂是董卓的同乡。《后汉书·张奂传》说:“张奂字然明,敦煌渊泉人也。父惇,为汉阳太守。”张奂是敦煌郡人,其父张惇又曾任汉阳太守,敦煌、汉阳两郡都属于凉州,说明父子两人在凉州具有较高威望。张奂所以推荐董卓,是欣赏他的”才武”,以及在凉州的知名度。由凉州到京师洛阳,对董卓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由洛阳再回到凉州,这又是一个重大转折。原因很简单,脱离凉州这个土生土著之地,董卓要发展他的军事力量,是十分困难的。 董卓所掌握的军事力量,是在凉州形成发展的,前引《后汉书·董卓传》所说的“湟中义从”和“秦胡兵”即包括在内。关于“湟中义从”,《后汉书·西羌传》说:“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日‘义从胡’。中平元年,与北宫伯玉等反,杀护羌校尉泠征、金城太守陈懿,遂寇乱陇右焉。”说明“湟中义从”是湟中地区的“月氏胡”,曾在北宫伯玉领导下发动过反抗东汉政府的起兵。如前引《董卓传》所述,这次起兵曾遭到董卓和皇甫嵩的镇压。董卓军队中的“湟中义从”,其中一大部分应该即是这次战争中的降人或俘虏。至于“秦胡兵”,“秦”是指凉州的汉族士兵,‘胡”则是指非汉族士兵,即所谓“羌胡”,请参看拙著《释“秦胡”》一文((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这里不再重复。因此,在上引董卓对东汉政府的第一次上书中,曾强调军中的“羌胡”,即说明他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不但有凉州“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的汉族士兵,还有大量非汉族士兵,不论汉族还是非汉族,他们都是富于战斗力的精兵。当时,著名女诗人蔡琰(yan),在其名篇《悲愤诗》中,描绘她所亲身经历过的这个战乱时代,其中有这样四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后汉书·列女传》)对董卓的军队及军中的大量少数民族士兵,即作了十分真实的写照。 此外,《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说:“且天下之权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董卓)权以为爪牙、壮夫震栗,况小丑乎!”这是在董卓与郑泰的对话中,郑泰对董卓武装力量的称誉。除凉州士兵、湟中义从、八种西羌已见上述外,又增加了并州和匈奴屠各族的士兵,同样是为“百姓素所畏服”的精兵。这是董卓兼并丁原所属并州军队以后的情况。至于董卓所部将领,据《三国志》和《后汉书》,有: (一)李傕《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说:"(李)傕,北地人。”北地郡属于凉州,前引《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李傕在军中任校尉,是董卓手下的大将之一。当董卓为吕布所杀以后,他成为凉州军的首领,继续招引“羌胡数千人”,并有“羌胡大帅”在内(《三国志·魏志·贾诩传》注引《献帝纪》),以兖实其军事力量。 (二)郭汜《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说:"(郭)汜,张掖人,一名多。”张掖郡属于凉州。同《传》又引《献帝起居注》说:“郭多,盗马虏耳。”说明在从军以前,郭汜在凉州是一名以盗马为生的无赖。他在军中任校尉,也是董卓手下的大将之一。当董卓为吕布所杀以后,他成为凉州军事集团仅次于李傕的首领。 (四)樊稠据《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在韩遂与樊稠的对话中,韩遂曾说“与足下(樊稠)州里人”。韩遂是凉州金城郡人,樊稠也应该是凉州人。《后汉书·董卓传》注引《献帝纪》说:"(李)傕见(樊)稠果勇而得众心,疾害之,醉酒,潜使外生骑都尉胡封于坐中拉杀稠。” (五)李蒙《后汉书·董卓传》说:"(李)傕随道收兵,比至长安,已十余万,与(董)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前此,李蒙又曾与徐荣奉董卓的命令击破孙坚,见同《传》。《后汉纪》卷二八说:"(兴平二年)二月,李傕杀右将军樊稠、抚军中郎将李蒙。”(“蒙”原作“象”,周天游《后汉纪校注》据《后汉书·董卓传》注引《后汉纪》改。) (六)王方《三国志·魏志·董卓传》说:"(李傕等)与(董)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围长安城。”与樊稠、李蒙二人相同,王方也是董卓的部曲。 (七)胡轸(胡文才)《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说:“胡文才、杨整修皆凉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允乃呼文才、整修使东解释之,不假借以温颜,谓曰:‘关东鼠子欲何为邪?卿往呼之。’于是二人往,实召兵而还。”《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注引《英雄记》,胡文才名轸。胡文才、杨整修两人都是凉州大人,所谓“大人”,据《后汉书》,这个词可以具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岑彭传》注:“大人,谓大家豪右。”《马援传》注:“大人,谓豪杰也。”“大家豪右”或“豪杰”较为切合胡轸(的身分。说明在凉州胡轸应该享有较高威望,为李傕等人所敬重。《后汉书·董卓传》称胡轸为“(董)卓故将”,同《传》注引《九州春秋》说:"(董)卓以东郡太守胡轸为大督。”因此,胡轮的地位当在李傕、郭汜之上。 (八)杨整修(杨定)惠栋《后汉书补注》卷一六说:“整修,即杨定也。兴平元年,为安西将军;二年,迁后将军。”《后汉书·董卓传》说:“安西将军杨定者,故(董)卓部曲将也。”惠栋的推断是可能的。余见上。 (九)段煨《三国志·魏志·贾诩传》说:“是时,将军段煨(wei)屯华阴,与诩同郡。”贾诩是武威姑臧人,殷煨(wei)与之同为武威郡人,武威郡属于凉州。《后汉书·董卓传》说:"(董卓)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渑(mian)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中郎将、校尉,布在诸县,以御山东。”同《传》)又说:"(董)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资治通鉴》卷五九胡三省注:“将、校谓中郎将、校尉。”因此,段煨(wei)应该是董卓的亲信。 (十)徐荣《三国志·魏志·公孙度传》说:“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荐(公孙)度为辽东太守。”公孙度为辽东襄平人,徐荣与之同郡,应该也是辽东人。同书《武帝纪》说:"(曹操)到荥阳汴水,遇 (董)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徐荣很可能是董卓军事力量中唯一非凉州人的大将。《后汉书·董卓传》说:"(王允)乃遣(董)卓故将胡轸、徐荣击之(李傕)于新丰,(徐)荣战死,(胡)轸以众降。”据前引《九州春秋》,董卓死后,尽管胡轸奉王允之命,阻止李傕进军长安,“实召兵而还”,支持李傕向东汉政府进攻,而徐荣却是战死的,说明他被胡轸、李傕排除在凉州军事集团之外。 “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后汉书·王允传》),从上述重要军事人物的情况来看,是完全符合的。以董卓本人为统帅,以李傕、郭汜等人为将领,下面是凉州的汉族和非汉族,并以“羌胡”为主的精兵,从而组成了富于战斗力的凉州军事集团,这是董卓起家,以及最后控制东汉政权的资本。 如前所说,董卓抗拒东汉政府的命令,既不交出军队,也不前往并州赴任,而是屯驻河东“以观时变”;窥视京都洛阳政局的变化。 东汉政府内部这时有三种政治势力存在。首先是宦官,他们盘踞宫廷,挟持小皇帝和皇太后,并控制政府、这是一股盘根错节的政治势力。其次是以弘农杨氏、汝南袁氏为代表的世族高门。“四世居三公位,势倾天下”,即是对当时汝南袁氏的描述。最后则是辅政的大将军何进,在他周围为之出谋画策的,据《后汉书·何进传》,主要是“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的汝南袁氏的袁绍,以及其从弟“尚气侠”的袁术。特别是袁绍掌握有一个以他为首的政治集团,包括曹操在内,他们都是年轻的才智之士,在政治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 《后汉纪》卷二五说:"(何)进以(袁)绍为司隶校尉,王允为河南尹,乃召武猛都尉丁原、并州刺史董卓,将兵向京师,以胁太后。”这是袁绍为何进所作的策画,即召集手握重兵的董卓和丁原两人,率军前来洛阳,威胁太后同意诛灭宦官。董卓统率的凉州兵屯驻河东,丁原的并州兵则屯驻河内,并、凉两支劲旅,成为何进所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 董卓得到何进命令,立即进军洛阳。当凉州兵尚未抵达之际,东汉政府内部已发生变乱,何进为宦官所杀,宦官也为袁绍所消灭。这时可以左右政局的,除董卓外,仅有手握并州劲旅的丁原,这是唯一可以与董卓分庭抗礼的人物。如何对付丁原这个强敌?这是董卓在京师洛阳首先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后汉书·吕布传》说:“灵帝崩,(丁)原受何进召,将兵诣洛阳,为执金吾。会(何)进败,董卓诱(吕)布杀原,而并其兵。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稍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怀猜畏,行止常以布自卫。”吕布以“晓武”得到丁原重视,“大见亲待”,成为丁原手下最为亲信的将领。董卓如何诱使吕布杀死丁原,从而兼并了并州军,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如前所说,董卓曾在并州作战,又担任过并州刺史,吕布是五原九原人,五原郡属于并州,十分可能,两人之间不但认识而且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否则吕布来自敌方营垒,而且属于丁原亲信,董卓为什么“爱信”,“行止常以(吕)布自卫”,将自己的生命安全完全交付给吕布,应该即是最好的说明。 如何安抚当时的世族高门,《后汉书·董卓传》说:"(董)卓乃与司徒黄琬、司空杨彪俱带铁鑕,诣阙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以从人望。于是悉复蕃等爵位,擢用子孙。”黄碗、杨彪是身居高位的世族代表人物,董卓这一行动,当然得到他们的支持。其次则是对当时的才智之士,即所谓“名士”,加以争取,对董卓来说,这是更为重要的问题。董卓久在凉州,长期担任武职,与名士们之间不可能具有联系;而且“习于夷风”的凉州将校,以及董卓本人,要取得名士们的好感,也极为困难。如何争取,所迫切需要的,是一个能为之牵线搭桥的人物,其时最符合条件的,在董卓眼中只有周毖其人。为什么?这里需要作必要考察。 周毖,《后汉书·董卓传》作“周珌”,注引《英雄记》作“周毖”。《三国志》《魏志》的《董卓传》、《蜀志》的《许靖传》,以及《后汉纪》卷二一,皆与《英雄记》同。据《英雄记》,周毖是武威人,《许靖传》和《后汉书·董卓传》作汉阳人,不论武威还是汉阳郡,都属于凉州,周毖与董卓是同乡。这是第一点。《后汉书·献帝纪》注引《东观汉记》说:“周珌,豫州刺史(周)慎之子也。”周毖是周慎的儿子,而周慎则是董卓在凉州对边章、韩遂作战时的同僚。《后汉书·董卓传》说:“边章、韩遂等大盛,朝廷复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假节,执金吾袁滂为副,拜(董)卓破虏将军,与荡寇将军周慎并统于(张)温,并诸郡兵步骑合十余万,屯美阳。”这时董卓对周毖应该已经熟知。这是第二点。在京都洛阳,周毖属于“名士”,成为董卓和“名士”们之间牵线搭桥的人物,这是完全可能的。 《后汉书·董卓传》说:"(董)卓素闻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及其在事,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所擢用的“群士”中,当然首先是周毖,被任为吏部尚书,并在他的策划下,“进退天下之士,沙汰秽浊,显拔幽滞”。除侍中伍琼、尚书郑泰、长史何颙等人外,董卓又征处士荀爽为平原相,途中再任为光禄勋,到京都洛阳不过三天,更任为司空。“爽自被征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后汉书·荀爽传》)至于对著名文士蔡邕的“甚见敬重”,所谓“三日之间,周历三台”(《后汉书·蔡琶传》),更是人所共知的故事。对被宦官所压抑的所谓“幽滞”之士,董卓也“多所显拔”,付以重任,韩馥为冀州刺史,刘岱为兖州刺史,孔由为豫州刺史,张咨为南阳太守。如上所引《后汉书·董卓传》,董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所担任的不过是中郎将和校尉。 董卓企图拉拢世族、名士,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对来自凉州边鄙“习于夷风”的董卓,一部分世族、名士仍然是反对的。与董卓公开决裂或潜逃出奔的,就有袁绍、袁术、曹操等人。《后汉书·袁绍传》说:“时侍中周泌、城门校尉伍琼为(董)卓所信待,琼等阴为(袁)绍。”《三国志·魏志·袁绍传》作“侍中周毖、城门校尉伍琼、议郎何颙等,皆名士也,(董)卓信之,而阴为绍”。说明尽管董卓对这些名士十分信任,但名士们仍然暗地支持袁绍。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附带加以讨论,即周毖是否也暗地支持袁绍,反对董卓。如果仅据《三国志》,支持袁绍的是三人―周毖、伍琼、何颙,但《后汉书》所述为董卓“所信待”的是周毖、伍琼,周毖名列伍琼之前,而“阴为(袁)绍”的则是“琼等”,将周毖排除在外,即是说,伍琼等人的谋画,周毖未曾与闻。我认为,这个记载是合理的,周毖一直忠于董卓。 尽管如此,董卓挟天子而令诸侯,仍基本上控制了东汉政权。在袁绍号召下,关东虽然发动讨伐董卓的战争,也没有可能动摇他的统治。董卓失败的原因,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在于军队内部矛盾的激化。 《太平御览》卷五五引《典略》说:“董卓虽亲爱吕布,然时醉则骂,以刀剑击之,不中而后止。”《后汉书·吕布传》说:"(吕布)尝小失(董)卓意,卓拔手戟掷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顾谢,卓意亦解。布由是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吕布对董卓的暗中不满,以及内心的“益不自安”,对并、凉两支军事力量之间的矛盾来说,更起了直接激化的作用。 东汉政府中身居高位而又对董卓阴怀不满如司徒王允等人,他们利用了这个矛盾。《三国志·魏志·吕布传》说:“司徒王允以(吕)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王允是太原祁县人,太原郡属于并州,与吕布同“州里”。王允利用了这种同乡关系,对吕布极力拉拢,目的很明显,在于假吕布之手以除掉董卓。并、凉两支军事力量的矛盾终于激化,王允等人实现了他们的政治图谋,乘凉州军大部在关东讨伐袁绍等之际,吕布刺杀了董卓。 虽然李傕、郭汜等人继续掌握凉州军,并再度控制东汉政府;但这仅是昙花一现,凉州军事集团最后四分五裂以致瓦解,董卓控制东汉政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业也完全失败。至于史籍中,如《三国志》和《后汉书》的《董卓传》,其所描述的大量残暴“凶态”的行径,即使完全事实,对于董卓等人出自当时凉州这样的地区,而又出自“习于夷风”的低文化层,也不能如旧史那样据此对董卓简单地加以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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