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明朝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莆田知县徐执策在县巷两端各建造一座木坊 ，匾曰：“莆阳文献”、“海滨邹鲁”；万历十六年（1588年），知县孙继有改题为“壶兰雄邑”、“文献名邦”。光绪十一年(1885年)，知县徐承禧重修壶兰雄邑坊；二十八年，邑人江春霖等重修文献名邦坊。几百年间，提起文献名邦，莆田人引以为豪。 一、经济发展为其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 社会安定、经济文化发展和人口增长是评定县治政绩的三大因素。 从历史记载看出，莆田置县后，发展趋势很好。《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一说：“莆田县，别称莆口，故县也，建置自陈始……光大二年（568年）分南安地置莆田县，属丰洲（今福州），寻废，入南安。唐武德五年(622年)，析南安地别置丰州（今泉州），复置莆田县以属之……圣历二年(699年)，析莆田地置清源县（即后来的仙游县）……”这说明唐再次置县后，70多年间莆田较快发展，不但经济文化发展了，而且人口增长，还诞生了个仙游县，由原来的一个县发展为两个县。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林居裔起义在仙游百丈镇爆发，后以招安结束。次年，北宋政府建兴化军，以游洋为军治。与此同时，置兴化县，为兴化军首县，以林居裔的住宅为县署。兴化军下辖三县——兴化、莆田、仙游。八年，迁军治于莆田。从此以后，莆田升为郡级，与泉州等郡平起平坐。《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一说：“宋制，县分望、紧、上、中、下五等，莆田县为望县。”这就是说，自置县以后，莆田不断发展，到了宋代，她不仅是兴化军治，下辖兴、莆、仙三县，而且又是全国一等县的县治。 遗憾的是，有关莆田县令方面的记载却从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2年）隐之以司功参军摄始，接着陆衍以司马知。唐敬宗宝历三年（827年），孔子的四十一世孙孔仲良以儒林郎知。以后唐懿宗咸通时（860-874年）李丹以祠部郎中知。唐代莆田县令记载下来的就这么四个，而且“皆摘《宋书》”。至于具体内容，却难于找到。幸好，我们从置县的条件中了解了一些历史常识，才看清她的整个发展趋势。 《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五在记载宋王宝隆知县的业绩之后说：“治国以农为本，治农水利为本。予修《官监》，凡守令创一塘、一陂、一沟渠而必录者，所以重农事也。”这里的两个“本”恰好为我们研究古代莆田经济发展提供了线索。 据朱维幹先生《福建史稿》第六章第一节介绍，唐代重视水利，就闽南来说，先筑塘，后筑陂。“筑塘最多的是莆田。兴化湾港汊深入把莆田划分为南北二洋（莆语平原曰洋）。北洋有五塘，南洋有六塘。 “北洋五塘，颉洋塘最大，在县城东北四十里。贞观五年（631年）置，周十里，溉田二百顷。 “南洋六塘，国清塘最大，亦贞观五年置，在县城东南二十里，周三十里，溉田三百顷。次则横塘，贞观二年置，在县城南二十里。周二十里，溉田面积与颉洋塘等。” 统计大小各塘溉田总面积一千二百顷，均贞观中置。建成了这些水库，有利于农业发展，所以，唐武德五年莆田重新立县不久，就升为上县。70多年后，又由一个变成了两个县，仙游县诞生了。 到唐建中时（780-783年），吴兴率众在渡塘，一作杜塘 (今莆城北门外霞尾村菱角池)，围海造田，筑长堤以捍潮汐，又筑延寿陂，溉田四百顷。这是开发莆田北洋平原的开始。 元和八年（813年），福建观察使裴次元于红泉（今黄石小学校址）筑堰，垦荒为田，计三百二十二顷。岁收数万斛，以赡 军储。这是开发莆田南洋平原的开始。 1083年木兰陂建成后，南洋平原也用陂水灌溉。于是，原来遍布莆田各地的诸塘因完成历史任务而先后成为陈迹，例如，今天的大小横塘不是碧波荡漾的大水库，而是两个财丁兴旺的村落；涵江塘头村也找不到当年颉洋塘水清如镜的踪迹。通过水陆变迁，我们不但看到陂水灌溉的优越性，而且还展示了历史上莆田人民艰苦创业精神。他们与时俱进，变废为宝，让众水塘献出一片片良田。——莆田农业就是这样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宋代，莆田县属于“望县”，即全国经济发展一等县行列。莆田文献名邦的经济基础正是这样越来越雄厚。 二、学田之设，开始于宋代。从北宋开始，为了扶植和保证地方教育的发展，政府拨大量土地给官办学校，作为学田。学田的田租收入，是学校建设和日常开支的一笔主要经费。史载，“自庆历（1041-1048年）以来，（闽）郡县皆立学，学之有田者相望也。”学田遍布全省各地。黄方子的记载说明，学田的增减直接关系地方教育能否正常运转。所以，《重刊兴化府志》说卢端智“复学田以廪士，筑堤防以固田，有功于学甚厚”。 明朝建立后，由于兴化府郡守县令依法办事，郡县学校教育恢复和发展迅速。莆田县学，宋建置，附于军学之中，元迁薛公池上。洪武元年（1368年），知县任益因之，增四配、十哲像，立两庑从祀神主；三年，知府盖天麟重修兴化府学，奉例定四配、十哲位次，饰两庑像，改道化堂为明伦堂。洪武四年，知县周从善重修仙游县学，照例改尊道堂为明伦堂；二十九年，莆田知县王文焯来任，修建县学，创后堂，匾曰进修。复新会馔堂，竖灵星门，创米廩于学之西。永乐四年（1406年），在兴化府学，通判孙呅、教授傅显立进士题名碑；在莆田县学，也立进士题名碑，佥事高勉为记。高勉指出：“方今莆士由科目进者，彬彬辈出，不可胜记。以天下视之，独八闽与江右相颉玩；自八闽较之，则莆于他郡为特盛；且郡属邑虽三，其所进率多莆士，是又邑敌郡也。”（《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二十八）这就是说，在明初，莆田县教育脱颖而出，成为全国的强县。 创建进士题名碑，一则可以激励郡县学生勤奋好学，为自己家乡争光，二则随时公开府县乡试、会试成绩，向郡县广大人民回报办学效果，让全社会都来关心教育事业，捐资办学，为之添砖加瓦。明初莆田县教育脱颖而出，乡试中举者多，名列福建省前茅，所以，进士题名碑的创建说明，那时的郡守县令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并且效果显著，令人赞不绝口。而且，后继有人，到弘治时，黄仲昭在《皇明兴化府乡贡进士题名记》里说：“永乐丙戍（1406年），莆郡学尝立进士题名之石，闽参政瑞安杨公景衡记之。然乡贡及进士参错并列，历岁既久，后来者无所于书。今教授卢陵王君镛，谓兹石之立，所以表著前人，风励后学，不可无济也。乃谋于郡守贰诸公，析进士别为一石，考其履历大槪而并刻之，仍以杨公之记弁其首；复树一石，专勒乡贡士名，而属仲昭为记。”明朝建立后，随着莆田教育事业的发展，学田也发生相适应的变化。据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记载，在明代，莆田学田的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政府拨田，这是学田的主要来源。政府所拨的有公田、寺田、赎罪田等，例如万历十九年（1592年），郡守徐秉正、知县孙继有议割囊山寺田、广业里公田、邑民吴宸宝赎罪田共79亩给学校，作为学田。 其二，发动民间捐田办学，是增加学田行之有效的途径。据记载，正德年间（1506-1521年），莆田乡绅义官曾崇贤一次捐田租200余石，以每亩租1石计，折合地200余亩，数量十分可观。 其三，发动地方政府官员捐资办学。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郡人通政使程洪宸一次捐田租100石；万历三十一年，府学训导雷监捐俸买田，岁得田租30石8斗。 其四，地方政府财政节支款买田助学。例如，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郡节推孙佳出库银130余两买田，岁得田租140石。 明代莆田学田的变化说明，从明朝建立到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推官曹惟才拨郑板地26亩7分止，莆田持不断增加的可喜局面。学田增加，办学经费也就不断增加。 明代莆田学田不断增加说明，，那时莆田教育事业名列福建省前茅，是与郡守县令对莆田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植分不开的。这是因为教育要发展，一要增加资金投入，二要加强行政管理，二者缺一不可。试想，他们要是对学校办学经费、学风、考风等漠不关心，甚至鲸吞学田，那么，明代莆田教育还会继往开来，跃居全省第一？至于什么“文献名邦”什么“海滨邹鲁”，岂非成了一句空话？ 明代莆田学田不断增加还说明，群众捐资办学，为文献名邦添砖加瓦，是莆田建郡以来的优良传统，宋真宗咸平元年，有诏立军学，进士方仪、陈诩和邑人捐款三十万，后来中央拨款三十万，“越六年而学成”。办学要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那也是一句空话。 三 勤奋好学、不甘落后的家风是莆田文献名邦形成的地方特色。 本文先从莆田第一名进士林藻的家庭说起，看看头名进士是怎样诞生的。 林藻，披之子，著有《林藻集》二卷。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尹枢榜进士。《学校志》说：“澄渚书堂，在莆田县东北十五里澄渚西南隅，旧号读书草堂，唐林蕴所建也。初，蕴与兄藻读独孤及为《廉吏李琦兴学记》，有‘曼胡之缨，化为青衿’之语，耻之，乃自北螺村来此，市里人陈暄地作书堂，读书十年，藻举进士，蕴擢明经。是莆人读书自郑露始，科第自藻、蕴始。蕴忠，其从子攒孝，又为莆善俗之始。”蕴著有《林蕴集》一卷。 又据《重刊兴化府志》卷之四十四《文苑》记载：“林藻，字纬乾。曾祖元泰，瀛州刺史。祖万宠，饶阳太守。父披，字茂则。目所一览，必记于心。年十五，手抄六经、子、史约千余卷。二十以明经及第，授临汀曹掾。郡多山鬼淫祠，民厌之苦之，著《无鬼论》。刺史樊滉奏署临汀令，以治行迁别驾；复以御史大夫李栖筠奏授检校太子詹事兼苏州别驾，赠睦州刺史。生子九人：苇、藻、著、荐、晔、蕴、蒙、迈、蔇。 “藻少有志尚，耻为遐服农人，其言曰：‘张九龄生于韶阳，陈子昂出于蜀郡，彼何人斯？’因戒诸弟以明经、进士各专其业，与欧阳詹及蕴读书于龟岩。”结果是：“苇，端州；藻，容州；著，横州；蕴，邵州；蔇，福唐州，皆刺史。荐，韶州；晔，沧景州；皆司马。蒙，金吾卫。迈，司州长吏。时号九牧林氏。”九个兄弟都做了刺史级别或以上的政府官员。 孔子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大意是说，好学是求智之舟，力行是求仁之舟，知耻是求勇之舟。这是孔子的人生三大事，在莆田，九牧林家率先做到了。林披年十五求学，手抄六经、子、史约千余卷，可谓好学者之典范。林蕴在澄渚创建了福建第一所书堂，为九兄弟求学，攀登文化高峰提供了条件。“读书十年，藻举进士，蕴擢明经”，之后著、荐、应（苇之子）、荪（蒙之子，余杭县令）、凭（荐之子）、翱（藻之子）、翊（翱之兄，校书郎）、晔、蔇、愿（蕴之子）、同（愿之子，莆田令）等12人，都是明经及第。（《重刊兴化府志》卷之十六《唐明经科》）。唐代莆田明经及第共18人，林披和他的子孙占去了14人，说明学有所成，成绩显著。 “力行”是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不尚空谈。在这一方面，林蕴最出色，“蕴忠，其从子攒孝，又为莆善俗之始”。 “知耻”则侧重于与人比较学业、品行、政绩等差距，不甘落后，有勇于攀登文化高峰的意识。林蕴知耻而创建书堂，林藻知耻而戒诸弟以明经、进士各专其业，终于为莆田人民揭开了人才成功之谜：只要勤奋好学，不甘落后，认真落实孔子的人生三大事，做到“好学”、“力行”、“知耻”，谁都可以早出人才，多出人才，特别是在地方政权建设得到加强的前提条件下。黄仲昭说：“宋三百年间，举进士者九百七十余人，预诸科、特奏名六百四十人。”1368年明朝建立后，“百有余年于兹，莆之歌《鹿鸣》而升春官者，日以益盛。有祖父子兄弟相济者，有父子叔侄兄弟同升者。合八郡解额，吾莆恒得三之一。比年以来，位六卿，列禁从，长藩臬者，接踵而起。人才之盛，盖几宋矣！” 其次，“世味无所嗜，唯嗜读书”的学风造就了莆田历史上众多优秀的文献著作。 郑樵，宋时兴化县人，明废县后为莆田县人。“父国器，太学生，尝鬻己田筑苏洋陂，人食其德。没于姑苏。樵年十六岁，夏，徒步护丧归葬。自是谢绝人事，结庐越山下，闭门诵习。既（继）又筑草堂夹漈上以居。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读乃归。昼理简编，夜观星象，饮食寒暑俱忘，专以讨论著述……”(《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五)。郑樵在《上皇帝书》中说：“念臣穷困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雨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声不绝；积日累月，一篑不亏。”抒发了书既著成，又恐其不传的心情。后来，“部使者举孝廉者三，举遗逸者二，皆不就”。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上奏编《通志》的意向后，“授迪功郎，礼、兵部架阁。力乞还山，自监南岳庙还家论著。阅四年，《通志》成”（《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五）。这就是说，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为了写成《通志》等巨著，他宁可不要俸禄，也要选择在家著书，确保质量第一。 无独有偶。宋时历史学家郑樵是如此，明时历史学家柯维骐也是如此。《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传三》说：“维骐举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未赴，辄引疾归。张孚敬用事，创新制，京朝官病满三年者，概罢免，维骐亦在罢中。自是谢宾客，专心读书。久之，门人日进，先后四百余人……《宋史》与辽、金二史，旧分三书，维骐乃合之为一，以辽、金附之，而列二王于本纪。褒贬去取，义例严整，阅二十年而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编》。又著《史记考要》、《续莆阳文献志》，及所作诗文集并行于世。”又说：“维骐登第五十载，，未尝一日服官。中更倭乱，故庐焚毁，家困甚，终不妄取。世味无所嗜，惟嗜读书。” 孔子指出，读书三境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读书一旦进入“乐之”境界，那他们就会只知奉献精神，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乐此不疲地从事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富于老黄牛精神。郑樵二者兼顾，既编历史，又研究天文地理，昆虫草木等，“昼理简编，夜观星象，饮食寒暑俱忘”，整天忙于科学研究，却不要国家报酬。柯维骐本来病魔缠身，专心读书后，病魔被驱逐，门人日进，边教书，边著书，身心健康，成为明代教学和史学两条战线上的奇才。这是第三境界之奇观。 根据《重刊兴化府志》卷二十六《艺文志一》的著作类（经、史、子、文）和卷三十一《隐逸》记载，不少著作出自未曾做过官的莆田人之手。从郑樵“举遗逸二次”可以看出，在古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队伍往往存在隐逸们之中。尽管生活环境差，但因“惟嗜读书”，对科学研究十分爱好，非常专心，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其三，不少人为官社会责任感强，一旦公私冲突，就会铁面无私，依法办事，上疏揭露奸侫阴谋诡计，誓死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息。特别是明代，许多有影响力的奏疏往往出自莆田县籍官员之手。这儿以黄巩为例来说明。据《明史》卷一百八十九记载，黄巩，字仲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正德中，由德安推官入为刑部主事，掌诸司奏牍。历职方武选郎中。十四年（1519年）三月，有诏南巡，巩上疏，开门见山地说：“陛下临御以来，祖宗之纲纪法度一坏于逆瑾，再坏于侫幸，又再坏于边帅，盖荡然无余矣。天下知有权臣，不知有天子，乱本已成，祸变将起。试举当今最急者陈之。”一共六条，宗正学，、通言路、正名号、戒游幸、去小人、建储贰。矛头直指江彬一伙。由于写得好，员外郎陆震“见巩疏称叹，因毁己稿与巩连署以进”。那天，朝中有一百多人参加上疏，无不受到江彬一伙打击报复。过了两天，林大辂（莆田人）等三十三人也不怕死，上疏论救，“愿与诸臣同效死，并下诏狱”。通过斗争，明武宗最终只好取消南巡。 又据《明史·武宗本纪》说，正德十四年，“三月癸丑，以谏巡幸，下兵部郎中黄巩六人于锦衣卫狱，跪修撰舒芬百有七人于午门五日。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自刃以谏，卫士夺刃，得不死，鞠治，杖杀之。乙卯，下寺正周叙、行人司余廷瓒、主事林大辂三十三人与锦衣卫狱。戊午，杖舒芬等百有七人于阙下。是日，风霾昼晦。夏四月戊寅，杖黄巩等三十七人于阙下，先后死者十一人”。又说：“毅皇手除逆瑾，躬峪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然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犹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钧诸臣补苴匡救，所以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亡。”在此，编者充分肯定了黄巩等谏争的历史作用。 据清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卷十七《名臣传》记载，明人翁世资、陈俊、彭韶、陈音、林俊、郑岳、林有年、方良永等的奏章都富于战斗力。这是古代莆田籍政府官员的特色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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