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树人大学艺术学院，浙江杭州310015 )
王侠丽
什么是我们今天亟需重视的而又富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绘画思维?我认为，究其实质就是中国自太古以来一脉相传、从未间断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系，这种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追溯到《周易》这样的经典中。天人合一，是我们民族信仰和追求的大“道”，以这种“道”的视角去观察我们中华民族的创造物，特别是其中对于“我”之外的影像模拟即绘画，几乎每个古老的或后继的艺术家都不能脱离对这种基于“天人合一”为感知和认识的取象思维。我以为起源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取象思维是中国绘画首要的思维形式，是我们今天希冀建构的大文化观的基本思维之一。
一
取象思维又称具象思维，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这种思维方式是指在思维过程中离不开物象，是客观的物与映人主观的象之间相生相长的认识形式或思考方式，也就是说，客观的物是范本，主观的视象或者主观描绘的只是模本，人们的认识活动和生产活动实质上是对于物的取象、造象活动。这种思维方法与整体思维方式互补并具有模糊性特点，与抽象思维、形象思维、顿悟思维有联系也有区别，在中国传统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取象思维方式是易学文化精神在现代思维方式中极具价值的部分，而绘画正是一种典型的取象。《周易·系辞(上)》曰:“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人，民咸用之谓之神”。意思是，关起门来就是坤，打开门就是乾。开开关关就是变，往来不穷就是通。显现出来就是象，有了形体就是器。制定出来使用就是法。出出人入利用它，大家都得使用就是神。〔’〕并论证道:“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就是说，伏羲氏统治天下的时候，上观象于天，下察法于地，观察鸟兽的花纹和大地的合宜，近取于自身，远取于外物，于是创造出八卦，用以贯通神明的德行，比类万物的情状。
我认为上乘的中国绘画所应有的“道立于一”和“天人合一”的理念其本质和来源就是这种“取象思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是说:“惟初太极，道立于一”(许慎《说文》)，天是一，地是二，天是
阳，地是阴，阴阳相合创生了一个完整统一、有机和谐的宇宙，万物则在其中繁衍生息起来。《老子》中“一”之概念，究其实质就是指“道”，是“道”的另一别称，意义在于提醒“道”之独一性、人与宇宙万有之起源和归宿以及一切实际存有在终极意义上的合而为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道立于一”也就是天人合一之思维。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绘画中，这就要求我们以现实为基础，以绘画表现大自然、表现自然与我的关系，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等等，进行充分的想象。而其中一个共通的因素，就是从搜尽奇峰打草稿开始到大自然与我融合在一起，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去年9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延续了其本身关注当代艺术的特性，将主题定为‘当代艺术的人文关怀’，突出和谐的内涵，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为艺术与生活找到一个平稳而不僵化、热闹而不喧嚣、生动而不浮躁、大气而不空泛的全新境界。因而也体现了“天人合一”理念的当代意义。
一切绘画首先应具有自然美。以人之道合天之道，认识天地，认识自我。
其次应遵守“画之道”。怎样遵守“画之道”呢?画之宇宙自然的大道，减弱多余的，而强化不足的。画之宇宙自然的大道，利益万有而无损害。老子是极其崇尚自然之美的，因为在他看来，“道”就是取法于自己的本来样子，中外古今的任何艺术都无法逃脱“道法自然”这一条神圣之路。我们的绘画作品，不但得以生存，而且有充满活力，欣欣向荣，皆由于‘抱一’有成，而为‘得一’的必然结果。“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老子》十章)“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老子》二十二章)这种天地万物与我为“一”的理论，早已对中国画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石涛的“一画论”所言，“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人能以一画具体而微，意名笔透。”(《石涛画语录》，一画章第一)
二
如果说取象思维在根本上是要求中国绘画去唯物、唯实、取象、绘象的话，那么在取象过程中，物与象、实与理往往是不尽同一的，这就为绘画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继登场创造了巨大空间，而这种空间是有着认识论和思维形式上的基础的。为什么呢?因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老子》)老子这段话继承和发挥了《周易》的思想。即有了法象，然后有物。有物之后，于是发生知识的问题，包括艺术创造，绘画创造。人们以能知物，只为每物有一些精纯的物德，最能代表那物的本性。《说文》:“精，择也。”择其特异之物德，故谓之精。真字古训诚，训天训身，能代表此物的特性，故谓之真，即所谓“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些物德，如雪的寒与白，如人的形体官能，都是极可靠的知识上的信物，(2l都可能是绘画视象上的亮点。故说“其中有信”。在中国画上，这里的“信”，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真精神”、“新思想”呢?当绘画中将物象、物德，在“恍兮惚兮”中表达时，一定会有既可言状，又不可言状的境界和意境。所以一幅画，特别是一幅好画，画家一定是通过选择、凸显真、纯、精的物德，使其画面永存。画面所以能永存，完全在于其中永恒的德性和精神。
因此，在绘画取象中不仅仅是要直描、素描、白描，忠实于法象，关键是更要取象之有“名”的“永存”的“物德”，而这种物德是要通过画面的精选和视象的亮点来表达的。要精选“永存”之价值的物德，我们还须认识和坚持“尊法择游”、“格物致知”。
“尊法择游”的意义是“有无相生”意义的继续。我们成就艺术人生的“至乐”境界，必须达到精神的自由解放。画无定法，画成法立。定体而无，大体而有。如果死守法，必导致平淡无奇，就难成佳作。“尊法择游”是画家创作时所应具备的重要思维。有规矩，才能成方圆，天地之规矩是运行，人们知道了规矩法则，但不能忽略天变地转之意境，“法规是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结果人们却忘被法规束缚、蒙蔽，尽管掠取了格式各类的法，偏偏忘却了其原理之由来。”〔’〕
在绘画中，从总体上把握了取象思维的真谛，我们就既能“尊法”，又能“择游”。绘画中之虚和实、冷和暖、刚和柔、鲜和灰、进和退等所有重要因素，都是相生并存的，想有甲必有乙，不能简单的理解“对比”。对比是指两个事物的对立和衬托。石涛认为:“有法产生于无法。有法不是根本的，无法才是根本的。无法在前，而法在后。; (a)虽有法，而不能忽略意境这一艺术核心。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尊法择游的立足点是依法而“游”，是从真象到抽象，再从抽象到真象。中国绘画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已累成文化遗产，其间，有很多杰人总结经验、创新画法，足为后世之典范。后人承前人丰富遗产，增进知识，拓宽心胸，又加其勤奋，推进其固有的文化。但是，有不少人，泥古不化，高山仰止，作茧自缚。让其排斥在古人之外，胆怯怯地画，胆怯怯想，更胆怯怯地创。想学某派似某家，不赶创自派超某家。“以食某家残羹为满足，以貌似古人须眉为上乘。这就是泥古不化，不能借古以开今，，也就是学了古人，不能变化。所以在了法以后，必须继之以变化，以求其弊。
总之，我们不能因法而使精神受阻，“‘游’是“精神上得到的艺术性的解放”。〔“〕要造画者“游’，，以天心体画，成就艺术人生的“至乐”境界，以期至美之实现，因为人类对精神自由解放有共同的祈向。
所谓“格物致知”，是求知法，也是绘画法。朱子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尽吾之.SW，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抚事越二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大学章句》)“格物致知就是:心物之间以‘理’为中介
的贯通之道，也即万物之间我心‘以一贯通’之道。”川此乃“大学”之基础，亦为绘画之真创作所必须遵循之大道。所以，格物致知是绘画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一幅画所涵盖之内容，无非物、我两面，物即内容与形式之总和。我即绘者心所映之主观情感。绘画表现之内容、形式各有其理。它们又通过“一”之理贯通之，此即所谓将绘画内容、形式语言、思想感情的高度统一，即真正意义上的绘画创作。需要通晓事物之理(绘画内容)及绘画之理(形式语言)。用格物致知之方法无疑是求知之大道。我们要继承中国古代“格物致知”的求知方法论。如老子用了大量比喻来说明“道”之理，因为水“德”似“道”，所以其中使用最多的是水。这些比喻都在表明其道德理性，说明在中国文化看来，“道”所创生的宇宙万物不同层次地体现着“道”自己的本质本性，人类凭借“天之与我者”的“良知良能”去洞察明了已经尽善尽美的启示在宇宙万物中的“道”自己。所以穷极地说，人类一切认知反映表现彰显追求仿效的客观对象就是这“道”自己，此乃中国传统“格物致知”的本质含义。这种方法论要求人们善子接触、观察、研究实际事物，善于从中发现“道”“理”，并善于以恰当的方式加以清晰无误的表达。中国画论素有“畅神”、“以形媚道”、“澄怀观道”之妙论，实乃“格物致知”方法论的实际贯彻，而在西方文化却从来不见以画论道、以画说理现象，但愿中国绘画未来的发展能够继承且发扬光大内容和形式有机统一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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