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素来就有按照不同地域划分学术流派的传统。秦汉时期,同是传承《春秋》的儒生中已有“齐学”与“鲁学”的分别。宋元时,出现了湖湘学派、浙东学派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地方学术流派。清中叶考据学大盛,学界有吴、皖两派之分,晚清今文经学兴起,又有所谓常州学派。凡此种种,都是以地域命名的地方学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兴盛,地方学研究逐渐繁荣,相关讨论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愈加丰富。与以往相比,当前的地方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提出了以本省全称或简称命名的地方学名词。目前,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中,除天津、河北等个别省份外,其余全部提出了本省的地方学名词,如北京的“北京学”、上海的“上海学”、海南的“琼学”、贵州的“黔学”、江西的“赣学”等,甚至香港、澳门、台湾也提出了各自的“香港学”、“澳门学”和“台湾学”。更值得注意的是,陕西和安徽原本已各有“关学”和“徽学”这两个较为知名且历史悠久的地方学名词,近年来又提出“秦学”和“皖学”两个新词。与这种“命名热”相对应的是,目前已提出本省地方学名词的省级行政区大多成立了专门的地方学研究机构,如湖南2012年成立的“湘学研究院”、贵州2014年成立的“黔学研究院”等。这些机构多依托本省社会科学院成立,得到了地区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在从事相关研究之外,更直接组织关于本省地方学概念界定、发展规划等关键问题的讨论,同时还编制年度研究报告,对相关研究状况进行总结。
格外关注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强调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近年来,我国地方学研究明显出现了研究重点的转移。具体来说,就是以往主要以思想史、学术史领域的问题作为讨论对象,落实在“学”字上,近年来则更加关注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更看重“地方”二字。
以湖南为例,长期以来,学界一直沿袭南宋以来的传统观点,将“湘学”视为历史上湖南地区学术思想的代名词。通观民国时期由刘茂华、李肖聃、钱基博等湘籍或非湘籍人士撰写的湘学史著作,内容无不以罗列湘籍学人、评述学术思想为主。2008年出版的《湘学史》一书,开篇即称“广义地说,湘学史就是湖南地区的学术思想发展史,特别是宋以后的湖南学术史”,则正是传统观点在新世纪的延续。这一情况在2012年后发生了变化,当年6月,以湖南省湘学研究院的成立为契机,学术界发起了一场关于“什么是湘学”的大讨论。从讨论的结果看,学者们虽仍肯定以往学术思想史意义上的湘学观,但已将其看作一种“狭义”的湘学,提出“不仅要研究文化和学术意义上的‘狭义’湘学,更要研究湖南当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事、物的‘广义湘学’”,强调湘学研究应在新时代有所创新。
研究内容得到大幅拓展,多学科结合的趋势非常明显。翻开近年来出版的各种地方学论集,这一情况非常明显。以首都的“北京学”为例。根据2015年出版的最新一辑《北京学研究报告》,目前的“北京学”研究中,既有如“三山五园的地位与定位”这样关于北京地区历史文化的传统题目,也有如“北京轨道交通换乘站点对办公空间集聚的影响”,“北京城区长期避难场所空间布局研究”这样涉及城市空间、城市经济等领域的新问题。正如云南的滇学研究者所宣称的,地方学“不是局限于某一方面或问题的研究,而是涉及历史、民族、边疆、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众多学科的一门学问”。
目前,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划分和命名的各种地方学名词,虽然皆以“地名+学”为形式构成,但实际内核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在同一地方学内部也存在着其概念究竟应当如何定义的争论,分歧的核心仍是在“地方”与“学”二者的关系上。具体来看,新兴的地方学如“北京学”、“上海学”等倾向于前者,研究者主要通过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为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但是,在湖南等一些地方学名词产生较早,又具有较长研究历史的省份,情况则完全不同。由于在当代学者提出为现实服务的“新湘学”之前,“湘学”已历经南宋以来长期的演变而成为一个概念明确、含义稳定的名词,所以,当新时期的研究者试图赋予湘学“研究湖南当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事、物”的“广义”概念时,就须面对如何合理安放传统定义的问题。
目前,学者们采取的解决办法主要是通过分别定义的方式,将这二者区别开来,即将学术思想史意义上的“湘学”称为“狭义湘学”或“传统湘学”,而将近年来兴起的以“湖南当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事、物”为研究对象的湘学称为“广义湘学”或“当代湘学”。这种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二者之间的分歧,却没有从根本上化解二者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当这两种各有侧重点的概念都以“湘学”这样一个相同的名词形式出现时,其内部显而易见的差异难免给人一种混乱感。如何通过进一步辨析概念,在尊重传统定义的基础上推动相关研究的创新性发展,同时防止成为“大杂烩”和“四不像”,仍是未来地方学研究需要重点努力的方向。
近年来,我国地方学研究逐渐重视对本地区经济、社会有实际作用的应用型研究。这一变化的出现,既是地方学研究本身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结果,也与近些年来各省地方社科院回应时代需求、加强智库建设的新情况密切相关。特别是随着2015年1月《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的出台,各省地方社科院纷纷提出加强智库建设,加速向本地区智库转型,应用型、对策型的社科研究日益兴盛。由于目前国内许多地区的地方学研究机构都是依托该省社科院成立并开展工作的,智库建设的加速推进不可避免地会对相关研究的发展产生导向性的影响。应该看到,这一变化的出现,在促使学者将理论研究与实际紧密联系的同时,也对传统以文史研究为主的地方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各省之间的发展还不均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相关研究的整体推进。近年来,我国许多地区都提出了以本省全称或简称命名的地方学名词,兴起了一股地方学的“研究热”,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各省之间的发展还很不均衡。有的省虽然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地方学术,当前研究的却很少,出现了后继乏力的情况。比如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的山东省,早在秦汉时期就出现了“齐学”、“鲁学”的名词,近年却没有提出以当前山东省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的地方学新名词。而已提出并开展相关研究的其他各省之间,除了研究深浅程度的差异外,也在研究重点、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不小的分歧,这一情况的出现,既是由各地区长期以来在自然地理、历史文化、人文环境等多方面存在的差异决定的,也与目前我国地方学研究本身尚未建立起一个完整、统一、规范的学科体系有关。
总体来看,当前我国地方学研究取得了许多成绩,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未来应进一步明晰概念,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协调发展,尽快建立各省区相关研究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机制,促进相关研究之间交流的纵深发展,从而在整体上推动我国地方学研究水平的提升。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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