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南北关系的一个视角 ——读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



作者:李鸿宾,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因篇幅所限略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书评”主编:馮立君,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该文是对美国学者狄宇宙所著《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进行的延展性评论。作者认为狄宇宙此作从游牧一般性的起源关注中国北方游牧势力的兴起,由此引生出南北互动关系的讨论,是从中原以外的视角作出的有益尝试,呈现给中国学术界以新的意义,特别是其揭示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互动所凸显的方法论意义,更值得中国学者在阅览的基础上去体验与分享。该文又对书中有关长城的描写并结合长城的地理分区谈了自己的想法,认为其逻辑关系应当是:生态环境决定文化和生活方式,文化和生活方式则决定族属划分,国家政治体由民族群体所建构,长城是(王朝、国家等)政治体军事攻防的产物,与民族(族群)、生活方式、自然环境并不产生直接关联


美国学者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的英文著作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汉译本(贺严、高书文合译),201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汉译名为《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阅读之后,我对该书阐述的若干问题比较有兴趣,是文打算就此谈谈我的想法并做伸展性的议论,不当之处,祈请批评校正。



▲ 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



这部书的重点是讨论东亚北部地区游牧势力兴起的问题,因此区域的南部已经形成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原政权,所以东亚北部势力形成并与之相对应的主要是中原政权,即人们常常以“中国”称之的王朝。毋庸讳言,东亚北部游牧势力之崛兴,一直是中外学术界关注并试图解释清楚的问题。虽然长城地区以南传统的农耕王朝——夏商周及此后春秋战国,其发展演变的诸多细节过程仍旧值得学者们花费心力去研究,但中原王朝发展变迁的线索或脉络毕竟比较完整地展现出来,且几乎成为常识,进而主导了人们讨论中原王朝过去历史的话语权。而东亚北部草原早期的历史线索,却仍旧被迷茫所遮盖,这也就成为吸引学者投入精力进行研究的兴趣所在。这里我先谈谈这部书的主要内容,然后再做议论。


该书所展示的分析理路如下:


“引言”之后,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由第1章“草原之路——作为欧亚奇观的游牧民族的兴起”和第2章“青铜、黑铁与黄金——中国北部边疆地区游牧文化的演进”构成。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游牧文化的兴起。作者描述的方式先从欧亚整体的角度揭示游牧势力的扩张与游牧文化的出现,然后进入到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化过程。这种演绎式描述的背后,隐藏着作者的意图,即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因所处自然环境的差别而亦有发展的先后。草原的游牧生计方式随着这个地区青铜冶炼和手工制作技术的提高,特别是骑马技术及马车运输的发展而极大地促进了游牧文明的进程。这个过程分布在欧亚大陆的北缘,中国北方的游牧化正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其游牧化的进程始于西周晚期,至战国晚期成形。其成形的条件是“先进的冶金技术和马匹管理所需要的专业化技术的发展”。


第二部分由第3章“野兽和飞鸟——中国先民对于北方民族的认识的历史渊源”和第4章“城墙和战马——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和中国各诸侯国之间历史接触之始”组成。这个部分是在前一部分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具体化的讨论。第一部分刻画的欧亚大陆游牧文化的兴起与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化进程,因资料少见,依凭更多的是考古发掘资料。第二部分侧重于文献史料,作者明确说道:“关于中国人如何从文化和政治的视角看待北方的问题,就只能通过书画的原始文献来了解。”作者在第4章里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早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两个文化形成的界限。草原异质于中原农耕的文化生成后,开始出现两种有差异的文化方式和观念。这种观念一直支配此后的历朝历代。作者解释说这种文化差异的形成取决于政治和军事的战略。第4章就是对中原诸侯国与游牧势力之关系的具体研究。


第三部分由第5章“拉弓的人——匈奴帝国的兴起以及各游牧民族的政治联合”、第6章“从和平走向战争——中国从绥靖政策到军事进攻的转变”组成。这个部分与上文有直接的联系:上文讨论的是中原诸侯国与北部各个分散的游牧势力发生的关系。到公元前3世纪农耕地区走向一统化的王朝之时,北方也出现了游牧帝国的一统化。匈奴崛起与秦汉对峙,导致“两个具有影响的大的区域”的出现。北方强权政治势力的出现,改变了以往中原拓展和支配的主动权,形成“北强南弱”的格局,汉朝不得不采用绥靖政策对待北方势力。作者接着在第6章描述这种局势的进一步发展:汉朝最终又改变了绥靖政策,以进攻取而代之,其根本原因是汉朝的统治者观念发生了转变。在双方交往的过程中,双方对自身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理解出现了分歧。


第四部分由第7章“逐水草而居——《史记》中有关北方民族的民族志学和历史学”、第8章“驯服北方民族——司马迁史学思想中对于游牧民族的理性化态度”构成。这个部分的写作与前文不同的是,此处专门就南北生计差异的现象之描述进行讨论。作者认为,司马迁《史记》将这种现象进行了经验主义的描述并最终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叙述架构,这个架构一直支配着后世的历史观察。司马迁的贡献就是突破了神话传说的窠臼,将历史描写带进并主导了南北模式的构造。由此,本部分应当属于对历史文本自身的考察,与前三个部分依托考古报告与文献研究的“历史层面”形成了呼应。


最后是全书的总结。



由上文就是对狄宇宙作品的简要概括可以看出,作者试图要阐释的就是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南北之分隔的情形,特别是北方草原的游牧势力如何崛起的问题。这个问题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而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学术界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着眼的,我认为主要有三个观察的视角,即中原王朝的中心观、欧亚草原的纵横观和东亚体系观其领域分别以中国包括港台的学术界、欧美学术界和日本学术界为代表,形成了三种观察的思路或模式。


1
中原中心模式(或中原王朝的主流观念)及其意涵、特点


第一,这种模式的基本出发点是以中原为核心、向周边辐射并最终统合成一个王朝国家的认识思路。其理路是:中国文明的早期呈现出多文化、多中心的分布,但最终是从中原地区走出了朝向国家道路发展的政权。这个国家是以耕地为根基、以农业生产为经济命脉、以固着于土地之上的农业伦理思想(儒家为主)维系人与人的关系、以中央集权的控制方式主导王朝的发展所构建的王朝模式。其发展的方向则呈现自农耕地区不断向周围辐射的态势。伴随这个趋势固然有文治武功的种种办法,但其最终的指向则是以文化的抟成为其旨归,于是,中原王朝通过周边不断被纳入到核心腹地的进程,如同滚雪球一般,将王朝扩大到农耕以外的游牧和半农半牧乃至渔猎游耕之地。中华文明的范式自此得以确立。


第二,这种模式得以建立的地缘基础是核心区所在的农耕地区北迄长城沿线、南部和东部直接临海、西达青藏高原东麓,中间分布着黄河、长江等众多水系,以华北平原为中心勾连东西南北的广阔区域;这个区域的生态环境,构成了旱作和水田生产的生计方式,成为中原王朝生存的经济与环境基础。这广阔的平原及其农业经济区域,在世界其他地区并不多见,为其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秦始皇的所谓统一,就是农业社会的一统化。秦始皇以后的王朝使命,则是突破这个区域,向周边拓进,其方式既有政治上的追求、军事上的进攻,也有经济的开发、贸易的交流和文化的浸透,是“文化”综合体的全面性的进展。这是中国儒家汉文化模式的本质特点。


第三,正因为这个模式的动态化,中原王朝的发展呈现出本土核心区与周边外围区的不断博弈和互动。本土核心区就是农耕地区,是王朝依托的根据地;在这片土地上耕种的民族群体(以汉人为主)也就成为王朝建立的民众基础,他们是王朝运转的支撑力量。与此对应,核心区的周边则是游牧、半农半牧和渔猎游耕之地,这些是王朝发展的方向;其地所处的各族民众,也是王朝扩展所依凭的势力。在一个动态的、相互联系的过程中,王朝依靠核心区和核心区的民族群体向四周开拓的时候,周边地区特别是当地的各个民族势力,无疑是王朝争取(征服)的对象,一旦被其纳入到王朝的范围内,经过磨合、融化,这些周边民族连同其居地就转成王朝的核心,此时,他们就从“对象”转变成“主人”,与早先的“核心”一体化了。在这个动态的变迁中,我们所看到的“边疆”、“边界”,都是一个非恒定的概念,这个概念也呈现扩大的趋势。易言之,夏商周的“边疆”与唐、元、清的“边疆”,后者蕴含的范围和广度,都是前者不可比拟的,其内容也同样越来越丰富。


第四,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以中原为中心、以周边不断中原化为旨归所形成的叙事系统。这个系统具有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话语系统,由此构建出中国文明体发展的模式。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这种叙述与其他文明相近,都有一个自我中心,由中心而四周,有一个文化与文明不断再建构的发展过程。这样的叙述模式,成为中国大陆学界的主导或曰主流。我们所看到的有关中国早期文明史和后来社会发展的一般性途径,几乎都在这个框架的模式下展开的。与中原核心区相对应的另一个话语系统,就是盛行于日本、韩国学术界的“东亚体系”。这个观察的视角,是将东亚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中华王朝是体系的核心,周边各国与中原王朝维持着朝贡(或封贡)式的关系。其模式的特点在于:


第一,比较重视东亚社会的整体考察,特别关注于这个地区的一体化系统。


第二,中原王朝的作用不可忽略,但尤其强调中心区之外的其他地区的战略地位,特别是作为东亚社会的组成部分——日本和朝鲜半岛国家自身的作用,也不应当受到漠视。从东亚社会的日本或朝鲜半岛的角度出发看待整体,周边地区、社会的功能,尤有强化的必要。


2
欧亚大陆南北对应的观察模式,主要流行于欧美学术界


这种观察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关注的视野扩展到亚洲和欧洲整个大陆,在宏阔的视角中体察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分化及互动。这种互动从东亚延伸到西亚和欧洲,借用法国学者格鲁塞的表述,那就是:“我们欧洲的几乎全部,小亚细亚、伊朗、印度及中国都早已经达到了同一阶段的物质文明。不过,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地带曾经摆脱了这种运动。这就是那伸展于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的一条长方形的领土,草原地带。它从满洲边界直至布达佩斯和西伯利亚森林,是在它的北方边缘延伸着。”一部欧亚的整体历史进程,就是南部农业社会与北方草原游牧社会的互动展现。中国历史上的南部农业区与北方草原的游牧社会,只不过是这个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从这种观察的架构出发,不论是南部还是北部,都形成了各自的中心,它们之间只是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形态差异。双重或多重中心区的概念,支配了这个观察的模式,实际上打破了各自中心说框架的局限。同时,这个观察的视角更重视不同文明核心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论是军事上的攻伐,还是政治上的纵横捭阖,抑或经济与贸易的交流或阻隔,南北相互的联系,成为这个观察模式的突出特点。


第三,由此而引出的直接话题,是这种观察视角对交叉区的重视。有关中国南北交叉地区的描述,显然是以拉铁摩尔的作品为代表的。这个问题是我下文要讨论的内容,此处暂略。



该书的撰写,应当属于西方学术界观察中国南北关系的一个作品。至少从作者研究的内在思路讲,是欧美学界考察亚洲南北互动的展现。实际上,在我看来,该书的学术价值,首先就体现在这个层面。我在上文大略描述了中外学者治学路向、观察视角的差别,这未必十分准确,应当说是我的一个粗浅的认识。实际上,中外学者的讨论和观察的角度,也不是泾渭分明,有着先天界限的。不过,考虑到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地区存在的自然和人为的差别及其多面性,人们认识的路径自然就存在着诸多的面向。中外学者研究的周围环境、研究的态度均有差异,我做上述的分类亦不至于妄说。我将本书的刻写,放置在欧美学界观察的属列,就我阅读的感受和作者写作的意图而言,应当如此。实际上,近年中国大陆乃至海外华人学术圈对中国南北的研究,也在开始突破传统中原王朝的区限,试图从更广阔的视野去考察中国的南北方。近年表现比较突出且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应当是台湾学者王明珂撰写的著作。他的《华夏边缘》一书的突出贡献,就是抓住了汉人社会与游牧人社会交叉的“边缘”,通过边缘众多民族的区隔、联系、交往与互动,在彼此差别明显的状态下通过强调“异己”去突显“自己”。他特别强调:“我怀疑‘族群’是一有共同的客观体质、文化特征的人群,而认为族群由族群边界来维持;造成族群边界的是一群人主观上对外的异己感,以及对内的基本情感联系。”王明珂此书的重点是考察“华夏”、“汉人”之所以成为华夏汉人的因缘,其观察的视角突破了从华夏和汉人自身世界定位的界限,确立了汉人华夏以外又与其有密接关系的“蛮夷戎狄”的角度观察的范式。这是民族学、人类学中“主位”、“客位”关系在历史学的反映。他的另一部作品《游牧者的抉择》“以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及思考取径,对中国早期游牧社会——汉代的匈奴、西羌以及鲜卑与乌桓——作一些新考察”,这个考察之区别于前人的地方,也是打开中原的界限,试图从北方草原的角度、从游牧人的立场去观察他们自身。


▲ 王明珂《华夏边缘》


导致史学界视野的扩大,是来自考古学研究的发展。至少最近数十年来,有关长城地区、草原地区自新石器以后,古人生活的痕迹相继被揭示出来,特别是进入历史时期的夏商周考古发掘,使得人们对中原农耕地区北边,具体说草原的游牧社会的出现,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人们认识到北方有别于农业社会的游牧势力的形成,是西周以后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从考古发掘调查中,人们发现长城地区有这样一个特点:在早期(新石器时代),这里的考古遗址文化中保留着较多的定居性农业生活方式的痕迹,但到西周以后,这些地区的农业生活遗迹逐渐减少,牧业特征逐渐增加,最后则是牧业取代农业成为这些地区的主要生活形式。这种情况反映在文献里,就是建立在中原地区的王朝对北方的关注也呈现增加的趋势,到了秦汉之际,汉文文献中有关北方游牧势力活动的记述明显上升,即覆盖草原东西的“匈奴帝国”的建立对南部施加压力的持续,迫使中原王朝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和防范,于是就出现了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汉高祖刘邦北征匈奴和汉武帝出兵长城之外等重大活动。秦汉时期中原王朝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处理与草原游牧势力的关系。这种自春秋后期对中原构成“威胁”的现象,随着北方势力的强大而变得日益重要,一直演变成后来南北关系的主干,到清朝中期,才最终解决。


那么,南北关系早期的情景,究竟是什么样态?考古发掘以前,人们了解的线索,基本限定在文献的记述之内。而文献对早期北方社会的记载,也多属传说和神话。司马迁的《史记》第一次打破了这个范式,他的记载开始进入到了经验性的历史境界。尽管如此,文献对北方游牧社会的描写仍很缺乏,而且汉文文献(至少流传至今的文献)从汉人中心的立场出发,具有中原倾向。考古发掘的成果,则突破了文献的限制,将游牧社会的“本真相貌”更清晰地揭示出来,从而构筑了该地区社会发展的“真实进程”。王明珂上述《游牧者的抉择》所选取的角度及其所依托的证据,就是考古发掘成果丰富到足以令历史学家们对北方游牧社会重新检讨程度的展现。而王明珂研究依托的西方研究成果之一,就是狄宇宙的这部著作。如上文所介,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研究的基本思路,就是将以《史记》为代表的传世文献与考古发掘报告这些新资料结合起来重新考察中国北方草原与农业对应的游牧势力兴起及其早期活动的状况。狄宇宙所试图建立的早期游牧社会发展形态的“模式”,是从游牧社会内部的角度着眼;我在上文里说王明珂对匈奴、西羌与乌桓和鲜卑人的社会建构,他所研究的方式同样从北方社会自身的角度探索。他们两人讨论的出发点是相似的,即都有企图突破汉文文献建构的中原王朝自我为中心的意图,其学术上的新视野主要就体现在这个层面之上。狄宇宙著作研究的时代是王明珂著作的上限,他更关注游牧社会的兴起,然后才是它们早期的活动。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我们再回过头去观察文献里涉及的“历史”,似乎就有不一样的感觉。这是我阅读狄宇宙包括王明珂著作最大的感受,如上所述,我觉得他们作品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这个地方。为此,我再从以下一个比较具体的角度谈谈看法:长城的价值和意义。




▲ 长城图


长城在中国人心目中毫无疑问是防护工程。这是人们认定长城在历史上起作用的最本质的概念。这个概念直到今天仍旧延续。但这个问题之产生有一个前提,即从中原中心的角度观察,长城的确起到保护农业生产地区安全的作用。这个立论是从定居者的角度考虑的,由此就伸展出另一个逻辑:定居者的土地是不动产,他们生存的地理空间是恒定不变的,与之相对应,北方草原的游牧势力“逐水草迁徙”的灵活性以及对谷物粮草和布匹丝绸这类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需求促动,引起了游牧民族向农业地区的侵略性行为的必然趋势,如同格鲁塞所说的“游牧民族的南下几乎是一种受草原上居住条件支配下的自然法则”一般。这样的认识思路,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而其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定论”还有两个要素不可忽略:一是文献记载的主流是源自农业性的定居社会,中国后来历史发展的结局是以农业社会兼容游牧社会的形式展现的,从主流的趋势进行的历史追溯,则不可避免地彰显着主流社会的话语;二是迄今为止的记述亦以汉文文献为主导,游牧社会的文字记录几乎被隐藏在汉文文献之下未能显露。其原因还是受制于第一个因素。那么,长城果真就是这样定位的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认识?这看起来简单不过的问题背后所隐藏的意义,则是相当深远和复杂的。显然,如同历史上连接不同政治势力、不同王朝的长城所表现出的多面性一样,长城的意义也不止于一个层面。从单个角度所体悟的结论如果超出体察的限域,其含义也会随之转变。如果说狄宇宙其书从游牧社会角度观察而具有学术价值的话,那么长城所展现出来的多重含义也就随之而呈现。他在第4章辟出专门段落讨论长城,他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


第一,长城的最初建立,本是春秋晚期以后特别是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为在征战中防御自身并保持进攻而建立的,随着中原北部诸侯国向周边特别是向北方扩展,它们将那些地区的异族人征服或者驱赶到更北的地方,然后修建城墙以保护新占领的地区。伴随这个过程的一个趋势则是周围外族与北部诸侯国的融合。


第二,秦始皇将北部诸侯国建立的长城连接起来,其目的旨在向北开拓取得游牧人的地区后以修建长城的方式保持其新有的疆土,并将农耕生产迁居到那些地区,“从而产生了一个假定的抵御游牧族的屏障”,“在华夏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构筑起了一个连续的防御工事”。


第三,在狄宇宙看来,长城的修筑与其说是防御,不如说是为了驱入外族领土后,“击退”或“兼并”那些游牧势力而修筑的。“换一种说法就是,秦国、赵国和燕国只有从外族人那里获得了大部分的领土,并且将游牧民族从它们自己的故乡驱逐出去以后,才需要保护它们自己不受游牧民族的侵扰。”


第四,就此,狄宇宙不认为长城是修建在华夏人与游牧人之间的地带,而是在后者活动的地区修建的。这就导致二者之间的关系趋向紧张和对立。传统的观点只是看到了这种对立,但将对立的局面引起长城的修筑归咎于北方游牧势力南下的攻击,这是长城被视为“防守”的原因。而狄宇宙的认识正好相反,是中原诸侯国与继承其后的秦汉帝国将自身的势力扩展到游牧地区后,再将征服过来的土地与其他游牧民族分隔开来。所以“长城就是华夏北方各国整个扩张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长城的建立是为了支持并且保护华夏各国向迥异于周族世界的外族地域进行政治和经济渗透”。


第五,正是有南部王朝北上修筑长城的行为,才有北方分散的游牧势力凝结的对应,而凝结行为的支撑则是它们对自身认同的加强,从而使它们走向一体化的道路。“匈奴帝国”势力的坐大,除了自身政治、经济、自然环境提供的条件之外,南部王朝成熟的政治性发展,特别是它们对北方的征服并修筑长城防线的举措,无疑是一催化剂。狄宇宙在书中刻画了这样的思路:中国北方早期的形势很可能是农业定居的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尚处于各自的发展之中,双方并没有十分密切的交往,然而随着农业民族势力的加强,尤其是政权建设的发展,其向北部开拓的势头也逐渐强化,并北上进入到游牧人生活的空间;与此同时,北方游牧民族自身也在迅速地发展,于是南北势力相互交叉出现的“碰撞”就不可避免。长城的修筑,是双方接触的结果之一。所以它不是单独一个政治体的“构建”,而是多重政治体互动的产物。


第六,从这个思路出发,狄宇宙认为“匈奴帝国”的结成,实是游牧势力为抗衡农业定居王朝的“压力”而作出的回应。反过来说,一旦游牧帝国形成强大的势力之后,它对定居王朝构成的威胁也是空前的,这就导致汉朝先是出兵征服匈奴、失败之后则改由“和亲”以维持稳定政策的出台。但其主导地位被匈奴削弱的局面一直不被朝廷认可,于是才有后来汉武帝的反击。匈奴与秦汉的关系,以及此后南北的往还,均由双方早期的上述局面所决定。



▲ 汉武帝时代欧亚大陆形式(来源:维基百科)


上述6点是我阅读狄宇宙著作根据他对长城的描写总结出来的。虽然未必一定准确无误,但我想基本上算是靠谱的,他的思想表达得应当说是比较分明的。这样的认识与中原王朝为核心的观察具有很大的差别,正如姚念慈教授述及清史学界讨论“康乾盛世”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不属事实认证一样,对长城的讨论,很大程度上也属于价值的判定。自然,早期历史面相的残缺,特别是有关北方游牧势力记载的疏失,长城的研究较诸后世历史,其事实认定的分量仍旧很大,所以狄宇宙对长城的讨论,如他所说,仍然处于事实澄清的层次。也因为这样,他所说的不无理据。说到此,联想到我平时所持的一个观点,即我们多数对历史所做的“阐释”,本质上无“对”、“错”之别,更多表现的是此种或彼种说法的根据与合理性成分的多与少。长城价值与意义的断判,应当属于这个层面。由此,我们今天再来看待长城,除了依据具体王朝的长城讨论具体长城的价值与意义之外,就本书所涉及的早期长城而言,除了有中原核心区长城的功能、价值与意义的理解,还应有长城所“防护”对象一方的理解,即从长城的东西南北看待长城,所得到的解释显然是超越任何单方面的解读的。狄宇宙一书给我的启发,就在这里。由此我还想到长城的另一个相应的问题:长城与民族到底是什么关系?



一个不加考虑的想法流行在人们的头脑中:长城是历史上汉人王朝防护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的工程。从中国历史上南北民族互动的角度讲,长城正好(大致)处在南北民族活动区域的交界地带。事实果真如此吗?我的理解如下:


长城的修建,最初的目的是中原诸侯国在相互征战的过程中为自身免遭对手的进攻而采取的措施。城墙的建筑在那个时代有着重要的防护作用。春秋晚期至战国年间,随着北方游牧势力的崛起,北方诸侯国也将这种军事攻防的措施用于北部的防护上面。当时南北势力的对比,诸侯国的能力远超北方分散的游牧势力,北部诸侯国征服或融合当地游牧民族的进程使得这些国家向北开拓的时候采取修筑城墙的办法以保护新获得的地区。秦始皇的举措正是这些诸侯国方法的延续,只不过他在统一农耕地区之后,所加诸的动作幅度远远超越了单个诸侯国的能量。如此看来,长城在这里本质上的属性只是军事措施或攻防手段,与民族没有直接的关联,如果有联系,也只是与不同的政治势力(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秦汉之际也是草原游牧势力统合并汇聚于“匈奴王朝”之下的时代,于是形成了中原王朝与游牧王朝对峙的局面。长城则是这种对峙局面的产物,如同诸侯国对峙一般。但问题恰恰就是两者对峙所依托的,一个是汉人为主体的王朝,一个则是非汉人(游牧人)为主体的王朝。这种王朝依托民族群体的差异,本质上取决于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最终则取决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差别,所谓长城地区正好处在不同生活环境的交界地带,于是不同族群的分布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对应,与不同王朝之间对立的产物——长城——修筑就纠结在一起,这就是人们将长城与民族联系起来一起考察的直接原因。实际上,长城与政权、民族与文化生活方式、文化生活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这三组概念之间是彼此对应的,这三种对应的关系彼此属于不同的逻辑范畴,不可混淆,而“长城与民族关系”的表述恰恰就混淆了其间的差异。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地理界线是长江。长江在历史上并没有成为阻隔不同民族交往的障碍,换句话说,长江南北各个民族的往来互动,并没有因为长江的存在而阻断,也没有因为长江而区别彼此,这主要是长江南北分布的族群其经济、文化与生活方式大体是相似的,均处在农业生产的范围内,其差异则是旱作农耕或是水田农耕,这样的差异阻止不了文化的、政治的与认同的统一化趋势,因此远较长城难以逾越的长江自然天险并没有阻隔民族交往,而地理沟通相对顺畅的长城却被人们视作划分、阻隔民族群体的界线而引出汉人与游牧人的分别,这个说法显然将地理、自然区域与民族(或族群)的差异直接联系在一起了。为此,我再一次表述我对上述三组对应概念的关系如下:


▲ 长江流域图


长城是政治体(王朝、国家等)军事攻防的产物,它与政治体发生直接关系,而与民族(族群)、生活方式、自然环境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政治体是由不同的民族或族群组成,民族、族群的划分则是由生活方式或文化生活决定的;而文化生活、生活方式则受制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这三组对应的概念是逐次递进的,后者决定前者,一层决定一层,不可僭越。将长城与民族联系在一起的说法,恰恰僭越了这种关系,我认为是不妥当的。


排版:@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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