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去世与新国王查理三世的登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人对英国君主制感到好奇，不解于为什么一个民主政治高度发达的国家还保存着君主。这需要我们回到历史。实际上，在十七世纪中叶，当英国君主专制达到顶峰之时，英国人曾尝试废除君主制，甚至将君主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在经历了查理二世的复辟统治后，英国人又迫使其弟弟詹姆斯二世流亡海外。在议会与君主进行了漫长的博弈之后，英国君主放弃了诸多特权，立宪君主政体得以确立。英国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统治模式决定反抗模式，君权大小及其统治是否顺应民意决定了其存亡。
发生在1640至1689年间的英国革命也是近代世界的开端。它在英国国内创立影响深远的政治制度安排、推动民族国家发展和现代化，在国外则影响了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革命、推动世界现代政治的进步。长久以来，对英国革命的研究汗牛充栋，内容和观点也纷繁复杂。在本专题中，我们将从背景、过程、影响等方方面面重现这一重大事件，并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回顾，以期读者能够更全面地掌握基本史实，也对史实之上的种种分析和解释有所了解。本期推送的文章聚焦于十七世纪英国革命的背景，从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等四个方面阐述了革命发生前的状况。
山雨欲来：十七世纪英国革命的背景
高亚林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历史总是环环相扣，不断延续的，了解十七世纪英国革命的背景与过程是我们分析与评价英国革命的前提，“在我们理解内战是怎么爆发的之前，就不能很好的理解内战为什么爆发。”
很多关于英国革命的著作都将英国革命的前期社会、经济、政治状况追溯到斯图亚特王朝的开端，即詹姆斯一世继位，在叙述当时的情况时，甚至还提到都铎王朝的改革，以及伊丽莎白的统治为詹姆斯留下国库空虚的现实，詹姆斯一世的统治状况也与伊丽莎白留下的国家状况密不可分。“十七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是英国人民历史的转变时期。这个时期英国人民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都是很大的，因而可以有足够的理由说，日后四十年代革命风暴的种子就是在这些年代播下的。”了解革命前英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是我们理解英国革命的重要前提。
一、经济状况
十七世纪的英国，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农业仍然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到处散布的农村大大超过零星的城市数量，英国的主要人口还是农民。
“五百万的人民中，总有四分之三的人是住在乡村中的。除了伦敦在当时已经成了工业与商业的中心外，其余别的城市，都是没有很多人口的。”但英国的农村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都铎时期的圈地运动仍在农村持续发生，不过由于工业的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粮价不断上涨，刚开始圈地的主要不是为了养羊，而是耕种。后来随着商业的发展，出口羊毛需求的增多，圈地主要用来做牧场，放牧羊群。“从1578-1607年，在经过调查的各郡，被圈占的土地共达六万八千七百五十八英亩，被拆毁的农舍超过五百四十九家。”查理一世对违反“反圈地法令”的人收取罚金，其实是使得已经圈占的土地合法化，并鼓动了继续圈地的浪潮。1607年，英国中部发生了农民起义,因为圈地运动而引起的农民起义，断断续续地一直持续到英国内战的爆发。
十七世纪的圈地运动使英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业耕种技术和产量有所提升，因圈地而兴起的大租户逐渐增多，大农和乡居绅士（拥有农场和地产和城市富人）发展起来，失地农民和雇农成为农村的底层居民，但自耕农仍然是农村的主要力量。到十七世纪末，尽管自耕农数量减少，那也仍然比租户的数量多，农民依然是国家的主体。反对圈地和教会十一税的运动依然是由自耕农主导的，这些农民也成为英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
十七世纪英国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有了明显的起色。工业的发展变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技术的发明与改进”，如使用风泵在矿井中排水，鼓风箱在炼铁生产中的运用等；二是在工业生产中出现了新的组织形式。在工业部门涌现一系列的手工工场，一个厂房能够聚集数十或上百的雇佣工人。行会内部和行会之间也分化成三个彼此对立的集团，一是上层集团，主要是发了财的工匠组成，二是小工匠，与家庭工人差不多，三是帮工和学徒。但在当时以农业社会为主的英国，工匠和商人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主要社会人口还是农业人口，以及贵族、绅士和依附他人的人。商业方面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地理大发现和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英国成为国际贸易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而英国的海盗船只成为重要开拓殖民地和商品财富运输工具，商业公司也纷纷建立，如东印度公司就在1600年成立。此时，商业的主要问题在于贸易自由，英国王室推出了贸易集中化政策，如出售特许证，使贸易主要集中在伦敦商人手中，使得其他商人的处境艰难。英国工业商业虽有较大发展，但与尼德兰、荷兰、法国等相比，仍比较落后。
二、社会状况
16-17世纪即革命前的英格兰社会还是一个农业社会，“英国社会主要由数千个小小的农村共同体组成，小城镇和屈指可数的'城市’只是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广袤的乡村社会中。英国社会的人文地理，虽然由村、城镇、教区、郡县共同构成，它们作为各级社会单元，都有各自的完备性；但乡村与教区始终是为数最多，也是最为基层的社会组织。村庄与庄园、牧场与农场，不仅是地理学和行政学的单位，而且也是地方社会的基础。”再加上英国农村的分散性，使得这也成为英国地方意识较强的原因所在。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圈地运动”的推进，大量的农民丧失土地，而一些自耕农或商人则借机富裕起来，成为“中产阶级”，其中也有不少农民上升为“乡绅”。由于“荣誉”观念的存在，一些“乡绅”在其所在地担任一些官职，比如乡长、治安法官等，但都是义务服务，他们把这种任职当作一种“荣誉”，这种“荣誉”能给他们带来较高的社会地位，或者通过担任公职，也能为自己的财产经营带来一些方便。“16-17世纪的英格兰，没有常设的地方政府，只有常驻的乡绅，他们提供的是自愿服务。乡绅自治与伦敦中央政府的联系比较松散，而且更多地依赖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说，这是一种以地方主义为中心、以传统文化习俗为纽带、由乡绅自愿担任公职进行管理的社会治理方式。从教区和村庄，到郡县，甚至到王国，社会治理大多由治安法官和巡回法庭来实现，处处体现着乡绅的社会责任，以及王国政府对地方精英的高度依赖。”这种高度的地方自治也成为英国政治的重要特点。
十七世纪初，英国的社会也有社会阶级分层。“英国农业方面也是分成许多阶级的。大封主，农村贵族，自耕农，佃农，农工，及很多的贫民。”按照许洁明的分法，将英国社会分为五个阶层：一是贵族，包括公、候、伯、子、男，二是绅士，包括男爵、骑士、准骑士、乡绅、富商、律师、教士、官吏，三是自耕农，包括约曼农、农夫、小店主、小商人、手艺人，四是工资劳动者，包括茅舍农、农业工人，五是依附他人或被救济者，包括学徒、仆役、教区济贫对象和城乡流民。英国各阶级都热衷于商业和增加自己的收入，贵族也不会以从商为耻，中小贵族在社会变革中不断兴旺起来，而资产阶级上层和封建贵族与王室休戚相关。
高度的社会流动性是英国社会的另一个特点，“17世纪后半期，'乡绅’一词的创造和'贵族’一字的应用，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社会进展的情况。城乡的结合、大城市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传播、经济的流动性和社会的变动性都包括在人们相互生活在其中的某个门类中了。到1690年，英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流动性的和单一的有钱精英。获得财富和权力的大门，不是像欧洲许多国家一样，限制在陈旧的特权的观念和摆脱不掉的关于出身纯正的老框框中的。”各个阶层的人民纵向之间由于婚姻关系、亲友关系和职业关系等，存在很大的流动性。
文化方面，受文艺复兴的影响，对宇宙、世界和人的认识有了新的发现，最重要的是对英国国家的认识，文艺复兴促进了英国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也促进了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同时随着印刷术的引进和发展，文化的传播也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与繁荣时期。散文、诗歌、戏剧等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促使英国出现了文化繁荣的景象。围绕政治权力的归属问题，政治理论学界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思想文化表现出百花齐放的繁盛局面。
三、政治状况
16-17世纪英国的政治状况错综复杂，也充满着表面的与暗藏的冲突。
“伊丽莎白崇拜与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君主的公共形象”“新教政治传统与非宗教原则的君主统治”“宗教宽容政策与英格兰人民反天主教的情绪”“新教国际主义与和平外交策略”“公民人文主义与宠臣政治”“乡绅的地方认同与对抗专制统治”共同构成十七世纪英国革命前的政治文化，对理解英国革命有着重要的影响。人民的思想意识、国家权力的分配、国王的个人秉性等都构成了十七世纪英国革命的政治环境。英国革命前的宗教问题，如关于主教制度与宗教礼仪的争论；议会及议会内部的党派分离，政治危机等，是英国革命爆发的重要影响因素。
首先，人民的权利意识、自由思想、政治协商传统等结合起来，都为17世纪英国革命提供了坚定的思想武器，来对抗国王的专制统治。文艺复兴提出的关于人的思想，激发了英国人民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就是在英国革命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两次内战都有国王要求征税的事件，而议会和人民反对国王的这种做法就是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体现。自《大宪章》以来，就有了保护人民权利不受国王侵犯的传统。从贤人议会到议会的产生，政治协商的传统及其运行在英国早已趋向成熟。洛克、哈林顿等人的政治思想也为英国革命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洛克主张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同意，且人民可以推翻不称职的政府，“洛克在便准版本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为人民人民保留了最低限度的革命的权利——这是霍布斯万万不能同意的。而历史证明，正是以洛克为首的辉格党人的温和革命理论为英国'光荣革命’提供了法理论证”。对王权的限制、对人民权利的尊重、保护与表达都为英国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和医生，被广泛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被称为“自由主义”之父。
其次，国家权力的分配，在国王与议会之间出现了倾斜。如白芝浩在《英国宪法》中指出“议会对亨利八世是盲从的，在伊丽莎白时期是窃窃私语的，到詹姆士一世时已有反意，再到查理一世时则开始反抗了。”“革命的核心问题是争夺国家最高主权——主权属于国王，还是属于议会？这是一场由政治对立引发的内战，也是自玫瑰战争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武力冲突。”英国革命的政治状况主要表现为国王和议会的斗争。英国的专制制度从未达到法国路易十四时的程度，主要的原因就是英格兰王室财力的不足，没有固定税收，不能养常备军，加上伊丽莎白变卖了大量王室地产，使国库收入减少，“她出售土地的收入偿付战争的费用。虽然此事并未使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处境像一度想象中的那样困难，但它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它使国王丧失了借贷的抵押物。”议会上院成员主要有大贵族、富人、主教等，上院具有对下院提案的否决权；下院成员则选自伯爵的领地和各城镇，主要是骑士和城镇代表，但没有自耕农和手工业者，只有下院有批准新税的权力，这也是下院的力量所在。詹姆斯一世在《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则》中表达了自己的专制观点，他认为君权神授，议会的权力来自国王。下院则坚决予以反驳，这样，国王和议会的纠纷产生了，这种斗争只有在内战的战场上用武力才能解决。詹姆斯一世有专制的欲望，却没有金钱和条件，他未经议会许可征收新税，并玩弄各种花招增加收入，当时，盗用公款、贪污受贿的风气盛行，政治社会风气混乱不堪。1621年，下院向国王提出让王位继承人查理娶一位新教徒为妻时，想同信天主教的西班牙结亲的詹姆士一世一气之下解散了议会。但迫于“三十年战争”的费用于1624年2月19日召集议会，但补助金只批准了一半。詹姆斯一世、查理一世都对议会的权利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犯，终于在议会的讨伐中发生了英国革命。
再次，宗教问题。都铎王朝在宗教改革以后，基本确立了英国国家的地位，但天主教一直都有被恢复的潜在可能，如“血腥玛丽”进行的恢复天主教的活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詹姆斯一世、查理一世以及詹姆斯二世等国王都有恢复天主教的企图，天主教与国教一直处于矛盾的边缘。另外，清教徒要求国教进行比较激进的改革，如要求废除主教制度等。关于宗教的争论与矛盾，如主教制度和教会礼仪，始终是英国革命的重要影响因素，可以说宗教问题是英国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最后，国王的处境。詹姆斯一世及其后继者的处境与其个人思想观念的结合，激发王权与议会的斗争。詹姆士一世（苏格兰詹姆士六世）按照伊丽莎白的遗愿继承英格兰的王位时，同时也继承了英格兰留下的一系列问题，并作为苏格兰国王面临着对英格兰统治的适应性问题。一方面是英格兰本身的问题。像钱乘旦先生所说，“第一，王室入不敷出，国王无法'靠自己生活’；二，宗教矛盾复杂，教派众多，清教徒构成最大的挑战；三，在都铎时期逐渐成熟的议会，不再盲从专制统治。”另一方面，詹姆士一世作为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对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政治生态、经济社会现状认识不清。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议会就存在明显的差别，“苏格兰的议会在整个存续期间都未能成为苏格兰政治生活的中心，而一英格兰议会至少自从亨利四世时起就成为了英格兰政治生活的中心。”詹姆士一世并不了解英格兰的情况，以为可以像在苏格兰一样进行统治，并经常与英格兰议会发生冲突。推崇“君权神授”，巩固和扩大国王的权力，其对内对外政策都受到英格兰人民的反感。
詹姆斯一世（James I，1566-1625），名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uart），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James VI）。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九位苏格兰国王（1567年—1625年在位）、首位英格兰及爱尔兰国王（1603年—1625年在位）
1625年詹姆斯一世的儿子查理一世继位。他自登基时起就与议会相矛盾，查理更是强调自己的权威，认为议会应该由他掌控。在于西班牙的战争方面与议会意见严重分歧，查理把同西班牙的战争主要看成是报私仇的手段。而资产阶级的愿望则完全相反，查理并不打算在海上进行这场战争，而是在德国战场，其目的是帮助他妹妹收复已经失去的巴拉丁。于是查理就在1625年解散了自己召开的第一届议会。1626年又是因为金钱迫使查理召集新的议会，而议会并没有给国王补助金。1628年3月17日又是因为补助金而召开第三届议会，并给议会发出威胁，在议会开幕辞中说道，若不满足他的需要则会采取一些“特殊手段”，国王与议会的关系更加紧张。伊里奥说“这场争论所涉及的绝不仅仅是我们的财产和领地，而是包括我们称为自己的一切。我们所要争取的，是我们的祖先作为自由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另外还有皮姆、约翰·汉普顿、法学家爱德华·柯克等人。“为保障这些'权利和特权’不受侵犯，下院草拟了一份'权利请愿书’”“下院是试图杜绝国王对反对他的政策的人随意进行镇压的可能性。”1628年6月7日，因为需要钱，国王批准了请愿书。6月26日到10月20日的休会期间，发生了两起重要事件：一是军官费尔顿为报仇雪恨，暗杀了伯金汉公爵；二是议会反对派领袖之一温德渥兹（未来的斯特拉福伯爵）投到了国王方面。国王要求征税，再次召开议会，但下院没有讨论征税问题，而是讨论宗教问题，主要要求遏制英规最近出现的天主教发展势头，议会气氛非常紧张。1629年3月2日，国王宣布休会，但下院大多数拒绝服从国王的命令，因为他们有理由担心，国王最终会命令解散议会。议长想离开的时候，被霍里斯和惠灵顿强迫坐回座位。没有议长议会就不能进行。“伊里奥提议，议会应在走散之前通过下面三项决议：1)一切企图把教皇的各种新规定引入英国国教的人，都应看做王国的主要敌人；2）一切建议国王不经议会批准就任意征税的人，都应看做英国的敌人；一切自愿缴纳不经议会批准的捐税的人，都应宣布为英国自由的叛徒。”此时，议会听说国王已带着武装部队赶往议会，准备驱散会议，霍里斯急忙凭着自己的记忆复述了提案，议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提案并匆匆离开了议会厅。国王宣布解散议会。
查理一世（Charles I，1600-1649），斯图亚特王朝的第十位苏格兰国王、第二位英格兰及爱尔兰国王（1625年—1649年在位）。英国历史上唯一被公开处死的国王，欧洲史上第一个被公开处死的君主。
于是，开始了查理一世十一年的独裁统治。一方面，对反对国王或不顺国王之意者进行镇压，市街上几乎天天都有人在受鞭笞，耻辱柱上也几乎天天都有人示众。越是这样残暴的镇压，越是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加剧了人们多国王的憎恨国王。另一方面，查理还想方设法筹钱，如不经议会同意而直接征税，出售媒、铁、酒等专卖产品的专卖权，征收船税等，不断激起人民的愤懑和反抗。从16世纪末以来，由于经济社会的变动引起的人民起义和反抗不断发生，如1607年农民的反圈地起义、1620年5月埃克西特的织工暴动，到查理一世的独裁统治期间，起义和暴动更是此起彼伏，人民的反抗情绪不断激涨，全国蔓延。如1638年在沃尔威克发生了暴乱，袭击了收税人。各地零星的骚乱，就像在黑压压的天空中，闪过的一道道雷鸣闪电，狂风暴雨就要来了。
四、国际状况
“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英国必须具备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即国家主权与民族一体性。”都铎王朝的宗教改革使英国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国家主权逐渐确立，也确定了国家对国内教会的权威。亨利八世的政府改革，则加强了英国的民族一体性。都铎王朝的外交活动，基本是为王权的加强服务。而17世纪以来，因文艺复兴、罗马教廷衰落等原因，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遍布在欧洲各地，对海外殖民地的扩张与海外霸权的争夺都在与民族精神的互相照映下激烈的进行着。而詹姆斯一世、查理一世等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一方面倒行逆施，实行亲天主教的政策，甚至企图恢复天主教，为英国革命埋下了祸种；另一方面，斯图亚特君王并没有把推进英国的海外扩张，争取国际地位放在首位，他们在处理国家战争的时候都是想到自己的王权，为加强自己的王权，往往与英国议会和人民对外发展国家势力的意愿发生矛盾和冲突。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一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文字编辑：Léo 马佳磊
技术编辑：曹政杰
责任编辑：孙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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