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卿蔚，文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现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三礼文献。
先秦文献中记载的“礼器”是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其范围涵盖“五礼”系统的各个方面。“礼器”是“礼”的物质外壳，其性质不能等同于一般的艺术品。“礼”的内涵在三代时期历经多次变迁，因此“礼器”的概念范畴也可分为数个不同阶段。常见的出土器物多为高等级贵族的随葬器，其虽与当时的“礼器”类似，但形制不能完全等同。器物学和三礼文献之间的认知差异，对相关领域研究造成诸多干扰。现行的古器物分类系统承袭自金石学，注重器物的外型及功能，但无法体现出“行礼之器”的使用场景和各类“组合礼器”之间的关系，更忽视了“礼”所强调的尊卑等级。这种分类逻辑导致“礼器”逐渐失去了“礼”的生成背景，仅见“器”而不见“礼”。
关键词：礼器；五礼；三礼文献；礼学
本文来源：《中华文化论坛》2024年 第1期
三代时期“礼”的概念可分为广狭二义，广义的“礼”包罗万象，是贵族统治阶层各个领域的行为准则 ；狭义的“礼”，则主要指以祭祀为核心的“五礼”系统。沈文倬先生指出，“五礼”是“礼崩乐坏”之后，礼家依据古礼，将原本的各类贵族仪典整理为五大类，以“吉”“凶”“宾”“军”“嘉”为类目形成的礼仪系统。其中“吉礼”即祭祀之礼，分为天神、地祇、人鬼三类 ；“凶礼”包括“丧”“荒”“吊”“禬”“恤”，均与死亡、灾难相关；“宾礼”主要指天子款待四方诸侯前来朝会的典礼 ；“军礼”与祭祀同等重要，类属庞杂，其中既有征伐行动，又有命将出师、凯旋献俘等 ；“嘉礼”则包含冠礼、婚礼、饮酒礼等。
目前学界对“礼器”概念及器物分类系统的理解，多是基于考古学所作出的界定。考古学承袭金石器物之学，多以器物形制特征、功能和作器年代作为依据。而三礼文献对“礼器”的记载则遵循“五礼”系统，其所呈现出的并非独立的器物，而是完整的礼仪场景，因此无论概念范畴还是分类标准，都比现行系统更加复杂详尽。这就导致文献中定义的各类“礼器”与器物分类系统无法匹配，从而对相关研究领域造成诸多影响。
一、“礼器”的本质及“礼”与“器”的关系
作为“礼”最直接的产物，“礼器”既是“礼”所衍生出的实体，也是借以传播思想的渠道。“礼器”的外在形态与“礼”的内核关系密切，“礼”需要表达的各类概念，都会借由器物的形制、纹饰、材质加以强调。因此“礼器”不能等同于一般器物，它承载了“礼”的内涵，又兼具必要的功用性，天然具备特殊属性。“礼器”的本质是“礼”外化而来的“物质外壳”，其核心目的是为了阐释“礼”。之所以称为“物质外壳”，是相对于“礼”的思想层面而言，此处所说的思想，并不仅指春秋之后产生的“礼义”或“儒家思想”，夏商周各阶段的统治者制礼作器，均带有特定的思想表达
在探讨“礼器”和“礼”的本质问题时，不应单论此二者的关系，“礼”“器”均是人为产物，“人”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正如孔子所说：“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疏云：“言能行其礼，全在人乎！谓人能行礼也。”“礼”与“器”之间，并非纯粹是“内在思想”作用于“外在实物”的单向关系。有学者认为，“礼义”是“礼”的本质，“礼器”是“礼”的表象，以“人”为主体的“礼仪”是二者之间的桥梁。
“人”在“礼”“器”之间的作用，可以从“礼”的传袭过程中得以窥见。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考古发现证实，文献记载的内容基本属实，由夏至周的“礼”存在明确的传承关系。二里头文化的考古证据表明，夏代礼制已经基本形成，其后通过礼器、墓葬和祭祀等形式，对商周文化持续产生深远影响。顾颉刚先生指出 ：“因为殷的文化高于岐周，典章制度比较完备，祭祀的典礼场面大的很，所以周人克殷之后就大量采用了殷的文化。《康诰》里讲到刑法，叫康叔去执行'殷罚’和'殷彝’就是一个例子，洛邑中'殷士’和'庶殷’甚多，祭祀时采用了殷的仪式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西周金文也证实，周人入主中原后，在很长时间内袭用殷礼，并利用殷遗民的知识为其服务，且周人在运用殷礼时有所改造，并非全盘照搬。
“人”与“礼”“器”之间，也并非单纯“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礼”本质上是服务“人”的需要，有了“人”的参与，“礼”和“器”便实现双向性的互通、循环。《礼记·礼器》：“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郑注云 ：“礼器，言礼使人成器，如耒耜之为用也。”其表达了三者微妙的互通性，“礼器”体现出的“盛德”，即因“器”承载“礼”之思想 ；而“言礼使人成器”意指由“礼”影响“人”，使“人”具备“器”所蕴含的品德。用“礼器”喻指品德高尚的“人”，等于是将“器”放在比“人”更高的位置上，通过“器”衡量“人”的德行。“德”对“礼”的意义非同一般，周人将其引入“礼”的体系，形成了全新而复杂的礼乐制度。更有学者提出，先秦时期的玉礼器与礼制发展路径类似，经历了“巫玉”“史玉”“德玉”三个阶段。礼家常以“德”阐释周代礼制特点，“德”与“礼”的融合，使“礼”的内涵更加复杂，从而也更彰显“人”的作用。
与此同时，“器”也并非始终作为“礼”的外在形式存在，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互为表里，既以“礼”证“器”，又以“器”鉴“礼”。但这种双向影响是在“礼”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才出现的，在初始阶段，“人”治“礼”并作“器”，“器”的影响力位于末流，它是为了展现“礼”而被创造出的“衍生品”（图 1）。这一时期的“礼”和“器”单纯服务于“人”的需求，“器”还不具备对“人”的影响力。之后“礼”对“人”的影响愈加显著，逐渐超越“人”，成为社会制度、道德准则。由此，“礼”和“器”在无形中反作用于“人”。
这便体现出“礼器”与一般器物最本质的区别，“礼器”蕴含“礼”的要义，它的形制设定不以“用”为目的，而是以“礼”为标准。甚至会出现“器”反作用于“礼”的情况，这种以“实物”为主体，转而影响“思想”的典型案例，在后世并不罕见。在“礼”的成熟阶段，“人”“礼”“器”三者实则互相作用，构成闭合循环（图 2）。
总体而言，成熟阶段的“礼”，本质是“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境界的反映。“人”是“礼”的缔造者和实施者，而“礼”一旦脱胎成形，便升华为一种抽象符号，与“人”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此时，“器”则变成“人”和“礼”之间的媒介，“人”在造“器”的时候赋予了“礼”的概念，而后又在用“器”的过程中，通过其感知“礼”存在的意义。“礼器”逐渐变成一种实体化的“礼”，使“礼”摆脱了抽象仪式的限制，在“人”和“礼”之间构建起一道桥梁，使“人”不废“礼”，也使“礼”能教“人”。
“礼器”的功能也并不仅限于服务各类仪典，有学者认为，其在周代具有宗教化、政治化、宗法化三方面功能。“礼器”在宗教崇拜方面的作用无庸置疑，早期的“宗教式仪典”或“祭礼”在器物中保留了丰富的痕迹。至于“礼器”的宗法、政治功能，则贯穿三礼文献始末，充分反映出彼时等级尊卑划分之严格。例如《礼记·礼器》：“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又如《礼记·杂记》：“《赞大行》曰 ：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此类功能更接近“礼”的核心，不仅区别等级尊卑，更重要的是，“礼”以身份等级为依据，辅助并强化国家权力集中，从而维护贵族阶层的统治和社会秩序。如沈文倬先生所说，殷周时期贵族巩固政治统治依靠的是“天命思想”，而这种思想需要“礼”来表达。在“礼”的控制之下，社会各阶层秩序井然，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和公平。历朝贵族阶层的权力争斗几乎不可避免，很多王朝的覆灭都是由身份僭越开始。宗法制以人与生俱来的身份为依据，划分明确等级，且没有设置其他跨越阶层的方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僭越的可能性。“礼”作为宗法制的辅助，不断强化不同阶层的身份认同，同时从道德伦理层面强调尊卑、嫡庶的重要性，最大程度上保障贵族统治阶层的权力。自宗法制瓦解之后，“礼”对各阶层的约束发生变化，统治者对各阶层的管控也逐渐减弱。至中古阶段时，礼之不存，自上而下仪节不究，导致各种形式的僭越成为十分显著的社会问题。后世朝代大多以“法”代“礼”，“法”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的公正。但是在防止身份僭越这一问题上，多数朝代的法律规章，并不如西周宗法制度奏效。
西周时期“礼”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作用，便类似于后世的“法”，因此“礼”也常被认为是一种国家权力。彼时“礼”与“法”是相统一且互补的，二者都属于“社会约束”：“我们认为，礼作为国家权力，包含了刑，是法的指导原则，具有强制性和普遍性的特点，这说明中国古代的礼和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谓的“礼包含刑”，并非传统意义认为的“礼”和“刑”各自适用于不同社会阶层之义 ：“礼是适用于从天子至庶人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不存在礼与刑二分现象。礼是普遍的社会规范，它包括刑在内。”
今人对周代“礼”和“刑”关系的理解，大多出自《曲礼》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说，但多对其理解存在偏差。郑玄云 ：“为其遽于事，且不能备物。”所谓“礼不下庶人”实指庶民由于生活条件有限，无法按照王族水准来筹备仪典，达不到“正礼”的标准，但这并不等同于庶民“无礼”。孔颖达云：“谓庶人贫，无物为礼，又分地是务，不服燕饮，故此礼不下与庶人行也。《白虎通》云 ：'礼为有知制，刑为无知设。’礼，谓酬酢之礼，不及庶人，勉民使至于士也。故《士相见》礼云 ：'庶人见于君，不为容，进退走’是也。张逸云 ：'非是都不行礼也，但以其遽务不能备之，故不著于经文三百威仪三千耳。其有事，则假士礼行之。”此处表达得更为清楚，庶人不能备物之“礼”主要指“燕饮”“酬酢”类性质的礼仪，但“婚丧嫁娶”类仪典则基本具备，只是由于条件有限而大多“因陋就简”：“庶人非无礼也，以婚则缁币五两，以丧则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葬则悬棺而窆，不为雨止，以祭则无庙而荐于寝。此亦庶人之礼也。”是以，“礼”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并不仅停留在贵族阶层。
同理，所谓“刑不上大夫”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而言 ：“制五刑三千之科条，不设大夫犯罪之目也。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设其刑，则是君不知贤也。张逸云 ：'谓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贤者犯法也，非谓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则以八议议其轻重耳。’”贵族违法并非可无条件免罪，只是因其身份高贵，需要参照具体情况慎重衡量罪行轻重。高等级贵族的量刑标准与他人有异，这的确可看作是贵族特权，但并非默认贵族不受法律制约。“刑”的威慑与当时的“礼”一样，以不同形式贯穿整个社会。
综合来看，在东周之前，“礼器”所承载的“礼”，主要可分为“辨别身份等级”和“敬鬼神”两个功能。前者属于社会功能，是建立在以“人”为使用对象的前提下，用于强化身份认知，藉以巩固统治阶级权力，多以“礼器”的材质、风格、形制来体现身份尊卑。而在祭“神”时，“礼器”则旨在表达对“神”的尊崇，“礼器”形制通常据所祭神灵的性质制定，此可归为宗教功能。此二者最能反映出“礼”在社会层面的作用，故此也最接近“礼”的本质。
古器物研究多以器物形制、材质为主要分类标准，因此象征尊贵地位的铜器多被归入“礼器”。事实上，铜器大多与仪典中实际使用的“礼器”有本质区别，其中很多是专用作随葬或兼具其他特殊功能的器物，此类随葬器的性质应与礼书中界定的“礼器”有所区别。
（一）“礼器”的概念范畴及相关研究思路的变迁
“礼器”的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呈现为自先秦至今不断缩小的趋势。此概念原本泛指所有与“礼”相关之物，《礼记·乐记》云 ：“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说明当时社会对“礼”的属性没有限制，“五礼”中所有类别的仪典均在其列 ；并且对“器”的型态也没有限制，凡与仪典相关之物均囊括其中。因此，先秦阶段是“礼器”概念范围最全面的时期。
先秦“礼器”的定义虽无实质性变化，但在“礼”的传承过程中，时人所尊崇的核心理念却一直在变动。如《礼记·表记》：“夏道尊命 , 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又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又：“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由夏商至战国，“礼”的内涵经历了多次变迁，从而使文献中记载的“礼”和“礼器”，实则包含了不同时期所产生的多个层面的意义。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礼”主要包含了仪典、制度和思想方面的意义，但是这些含义并非一蹴而就。李泽厚先生指出，三代时期的“礼”经历过两次明确的转变，其一是周公制礼作乐，即“由巫到礼”的过程，“礼”源于祭祀，在西周之后成为宗法制度的载体；第二次是东周阶段，孔子将“礼”上升到纯粹的思想层面，使其以一种新的形态被纳入儒家文化的核心。此时的“礼”已经完全进入“形而上”领域，与先前的“祭礼”和“礼制”有本质上的区别。据此可知，“礼”是先由“祭礼”转变为“制度”，再经“制度”升华为“思想”，三者之间存在明确的先后顺序。这种源流关系，决定了在“礼”和“器”的研究过程中，需要具备溯源和断代的意识。“礼”所蕴涵的思想，即“礼义”，是最晚产生的 ；向前追溯是体现地位等级的“礼制”；而最早产生的是“礼仪”。
倘若我们将其与出土器物相结合，可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阶段，夏商时期的器物，应重点关注其形制，注重“形”与仪典要求是否相符，主要强调“形而下”层面的仪式化作用。彼时的器物应以外在形态为主，“礼”与“器”之间的关系较为纯粹、直观，尚不具备后世产生的其他深层意义。
第二阶段，西周时期的器物，大多具有明确的等级之分。这一阶段的礼器以不同材质、形制和用器数量严格区别身份，最能体现西周礼制强调的尊卑等级，这方面内容在文献中有很多线索可循。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器物本身的地位，同样会伴随着朝代更迭产生变化。其中最典型的，即商周酒器和食器的地位差异。商人尚酒，因此各种酒类和酒礼器的地位很高 ；但周人尚食，并且厌恶商人好酒之习，所以周人对酒的态度一向节制，对商人的酒文化也未能完全继承，这一变化在文献和出土器物中均有体现。
第三阶段，当春秋之后“礼”之思想趋向成熟，“礼义”便成为东周礼器特有的内涵。理论上这一时期的礼器，也与三礼经注疏中的内容重合率较高。此后“礼”的地位大不如前，唯有“礼”的思想，伴随着儒家文化流传于世。而这也可以引申出另一个关键问题，即“礼义”产生的时间节点。有学者认为，恰恰是在“礼崩乐坏”之际，“礼”伴随着社会制度转型，实现了精神思想层面的跃升，发展出了“礼义”的概念。这一时期贵族阶层对思想层面的重视，逐渐超过了祭礼仪典。
至三代之后，对“礼”的研究大多以三礼文本为核心，尤其自南北朝兴起的三礼义疏学，将阐释文本作为研究主体。唐宋之际，礼学研究思路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至唐中期，三礼文献已不能再为“礼”提供规范性基础。而宋代主流的礼学观，则由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本位”，转变为以金石学为代表的“制度本位”，不再追求仅解释经文，而是以“制”“事”为本，广泛征求其他历史文献，这种观点也彻底改变了宋人的研究方法。这一时期人们对“礼”本身的态度发生很大转变，官方开始有意简化或俗化各类祭器，甚至将日用器物形制加入其中，“礼器”逐渐变成一种标志或象征。
自金石学兴起之后，学界对“礼器”的研究范围开始明显缩小，趋向于仅指代“器物”。及至当代又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通常指“器皿类”，并且多倾向于青铜器 ；当代关于“广义礼器”的研究，则多被归入“三礼名物”之学。
（二）“礼器”与“随葬器”的本质区别
将青铜器作为“礼器”研究主体并不合适，“礼器”的原始概念过大，铜器在其中仅占据很小的比例。三代多数仪典用器又以漆器和陶器为主，以铜器为中心，极易忽视其他材质器物的重要性。当代考古学多认为铜器即“礼器”，其余材质的器物为实用器。但铜器多与仪典中实际使用的“礼器”性质不同，其地位尊贵，即使以高等级礼仪的标准来衡量也远超规制，因此铜器的确为“非实用器”。但若认为“非实用器”即等同于“礼器”；或将祭祀鬼神之器和供人饮食之器一分为二，作为“礼器”和“实用器”的区分标准，则恐难成立。仪典中的“礼器”各有所用，并非仅供陈设之物 ；且“五礼”系统囊括各类礼仪，“祭鬼神”和“供生人”之功能差异，并不能作为判断器物性质的依据。
综合来看，大部分铜器属于专门的“收藏品”或“随葬器”，尤其是铭文中明确记载特殊事件、纪念先祖、彰显家族身份的器物，多属“私人藏品”。此类器物与当时实用的“礼器”差别甚大，不应混为一谈。更有部分铭文中带有赏赐庆功等内容的铜器，又有更为特殊的意义，董珊先生据《周礼·典庸器》所述，认为此类器物应称为“庸器”。“庸器”即所谓的“战利品”，与其他铜器性质又不同。
从根本上讲，“礼器”是专为仪典服务的，其器的制作、保存均有专职人员负责，不归私人所有；而铜器大多个人色彩浓厚，是为器主个人或家族服务的。由此可知，出土漆器、陶器也并不一定等于“礼器”，很多贵族墓中出土陶器、漆器精致程度不输铜器，同样超出仪典规格。是以，判断“礼器”的依据既不是材质也不是器型，而是应先从器物本质属性入手。值得注意的是，文献中对“礼器”的归属有若干记载，以祼礼为例，《周礼》中有“郁人”“鬯人”等职，专门负责祼礼相关事宜。其中“郁人”职责包括：“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郑注：“遣奠之彝与瓒也，貍之于祖庙阶间，明奠终于此。”可知彼时的祼器，并非于墓中随葬，则各类高等级墓葬中的随葬器，自然就不是真正使用的祼器。这也从侧面说明，仪典所用的器物未必非常尊贵。即便是“尊彝”等高等级礼器，其地位也仅体现在祭礼层面，达不到贵族随葬器的要求。“礼器”仅依托“礼”的地位起到象征尊贵的作用，而不能等同于器物本身的价值。
是以，探讨器物形制需先清楚“礼器”与“随葬器”的本质区别。很多学者先入为主地将出土器物理解为“礼器”的原型，甚至由此认为文献内容与历史事实不匹配。但“礼器”研究的目的，在于阐释、复原礼仪场景，呈现出其在仪典中应有的地位，因此对出土器物形制不应照单全收。
目前考古学所用的古器物分类系统，与三礼文献中的“五礼”系统基本没有交集，二者对各类器物的定义分歧较大。如今，在出土器物类属极大丰富的情况下，仅以现行系统无法满足器物分类的需要，有必要重新探讨“礼器”分类应该遵从的标准。
（一）现行器物分类系统的不足
器物学界定的“礼器”概念与“五礼”系统之间的认知差异，对三礼文献和礼学研究的影响最为显著。考古学坚持“以器为尊”，礼学家则“以礼为尊”，前者“依形”，后者“依义”，“器”与“礼”分属两套毫无交集的分类定名系统。“就器论器”的研究模式从表面看来没有问题，但无论考古学的思路如何有别于传世文献，其最终总归要与三代历史和社会制度相关联。目前的“礼器”二字仅见“器”而不见“礼”，实则已被还原成了普通的“器”，器物背后的礼仪内涵被忽视，仅关注形制和器用。“器”的外在信息固然重要，但“礼器”毕竟不同于一般艺术品，研究意义并不单纯在于器物本身，尊“器”不尊“礼”，便等同于忽略器物的生成背景。
除此之外，现行分类系统中存在的讹误，会造成对“礼器”性质的误解，这也是导致我们认为出土器物与三礼文献存在矛盾的根本原因之一。例如宋人将一系列三足器冠以“爵”“斝”“角”之名，但此类器物形制、功能与礼书描述的“爵”之属截然不同。这种错误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对经典的误读，在对器物定名形成根深蒂固的印象之后，研读文献时便会代入其形制，继而便会发现其与典籍描述无法对应。倘若在不质疑定名正误的前提下，会出现两种可能，一是认为三礼记载与历史事实不符；二是默认文献与器物皆属实，而后强行找寻二者之间的关联。这种“名实不符”对各领域而言均是莫大的障碍，甚至已影响到学界探讨相关问题时的逻辑。致使在本应以礼书为主体的研究中，同样无法避免器物学定义的干扰。自宋以降，以“器”证“礼”成为惯用方式，尤其器物与文献无法对应时，学者多主张以“器”为准。以实物为据本是对的但由于部分器物概念与文献记载不匹配，导致很多原本无误的文献内容被归为不可信的材料。
这种认知差异造成的影响在古器物和古文字研究中更为常见，如《清华简》中《封许之命》有“鼎、簋、
三礼文献中对“礼器”的分类，可归纳为几种方式。其一，也是最基本的方式，即以“礼”本身为核心，依据“五礼”类属次序，每类之下罗列不同器物。这种模式并不侧重于归纳，主要强调器物的性质和地位。其优点是可以系统地理解各类“礼器”所属的礼仪场景，从而更全面地了解仪典性质 ；其缺点在于，有些不同仪典中会使用相同的“礼器”，容易造成困扰。其二，按照不同器物产生的年代归类。这一逻辑可以理解为“纵向”的溯源性分类，将同类器物的源流厘清，其在分析器物来源或仪典演变时非常有用。
编辑：叶智文
编审：郭佳兴
审核：杨丽华、郭佳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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