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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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评图书：
书名：《煌煌商周》
作者：高虫二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
出版日期：2021年9月
商王武乙试图通过弱化神祀力量来复兴王权。
商王给自己的祖先赋予了一个奇幻的来历，也就是《诗经》中所提到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以，商族自称玄鸟之族。这个部族较早地形成了国家形态，掌握了冶炼铜、铅、锡的矿石技术。这让商族对于周边部落、部族形成了降维打击的能力，一方面，前者有更完善的组织系统和动员能力，另一方面，青铜兵器在当时具有直观的冲刺优势，还能被商族量产。
商族的文明，建立在与神鬼沟通的祭祀活动基础上。所谓甲骨文就是祭司解释神祗意志所书写而创造的。因为有了文字，商族还开始记录历史。相对而言，当时的中原大地上，其他部落、部族都还没有文字和历史记录能力，只有商族才掌握了历史与时间的解释权。
商族在今天的河南省安阳市建立了都城（殷），今天的河南就是直属领地，而在其周边则是属国，履行商王交托的军事和政治义务，然后获得授封。
尽管商国看上去异常强大，但仍然存在政治上的重大缺陷，最为突出的就是神祀力量对于王权的限制。商人敬鬼神，通过特定的神祀仪式来献祭，完成这些仪式，承担神与国对话转译职责的就是巫师。商人拜祭的神灵之中，祖先神是核心祭祀力量，意味着统治者只能出自商人部族。这样一来，其他部族、民族因为军事、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力量逊色于商人，再加上商人制造的神祀意识形态，就难以生出取而代之的想法。
新出版的《煌煌商周》一书指出，构造精妙的商王神祀统治模式，运行到商代晚期开始暴露出重大缺陷，那就是巫师阶层滥用自己的权力，开始极大地限制商王行使权力。因为商王无论做什么，都需要占卜，而巫师则是解读神灵旨意的唯一人选，所以后者可以任意给出阐释，让商王无论做什么都不能顺顺利利启动。
武乙曾试图效仿盘庚迁都，来强化王权，但神祀力量异常强大。这种情况下，武乙设计出了一个类似于现代行为主义的做法，就是让工匠做出一个人偶，宣称这个偶人是天帝下凡。然后，武乙与人偶就开始赌牌，当然大获全胜。武乙赢了牌，还将人偶揍了一顿。另外，武乙让人做了个皮囊，装满鲜血后高高挂起，宣称这就是上天，然后自己弯弓射之。
《煌煌商周》书中解析指出，武乙的行为艺术，看上去疯疯癫癫，但他其实为了削减神祀力量乃至神灵不可挑战的地位。之后，武乙进一步压制了神祀力量，大大减少了可供祭祀的人牲的供给。
但诡异的是，武乙却在渭河边大白天被雷劈死了。《煌煌商周》书中指出，历代商王出征均有完备的军事保护，所以很难被敌手以正面袭击或刺杀的方式除掉。但武乙在位期间给巫师阶层以及旧贵族势力造成了重创，其集中王权的改革动了大家的奶酪，所以很可能是遭到内奸刺杀。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武乙被杀，其改革被中断，实际上就断绝了商国通过改革而继续长期延续的可能。但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武乙改革如果走向成功，也必然要让商国从自我建构的神国，变成世俗国家，而失去意识形态的庇佑——商国建国之基在于通神，然后以技术优势来稳固军事霸权，再通过频繁的军事征伐来迫使属国以及四方蛮夷服从。商人意识形态的实质就是“天命唯亲”，如果没有神祀力量通过一系列繁复的仪式来加持，这套意识形态就无从令人信服。
武王伐纣，周朝取代商朝，最大的意义其实就是完成了武丁没有完成的使命，那就是以革命行动，让王权取代神权，并且建基于道德政治基础上。当然，道德政治本身不能缺失政治实务的基本能力，商周鼎革千年后，王莽就曾试图复兴周礼，重建理想国，却因为眼高手低造成了政治格局的彻底崩坏。
《煌煌商周》这本书以通俗诙谐的语言，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中华文明商周时期的历史，分为两条主线讲述了周族、周国的崛起，以及商代晚期的商王如何导致国家崩坏的故事——两条主线合二为一，也就是神祀力量支撑的政治，发展到后来必然导致神权与王权的对立，王权改革以武乙遇刺身亡告终，周国在崛起过程中已经非常有效地以“天命有德”的政治逻辑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盟。当然，“天命有德”也无疑使得后世几千年里改朝换代变得稀松平常，毕竟，如何定义“有德”可能存在争议，但一些王朝“无德”却是有很清楚的依据的。
商周鼎革的进程，可以说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使得古代中国摆脱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三个古代文明崩坏阻断的命运。“德政”囊括了道德修养、政治教化、明德慎罚、勤政保民等一整套政治执行规范，因而最终让商代的祭祀转变为了周代礼制，古代中国自此便以世俗国家的形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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