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文化人除向报刊社投寄稿件外，写作者也有直接将书稿卖给书店、书铺、书局的。书店、书局的老板都有编辑眼光与学识，并兼具商人头脑；能获利，才肯收稿、印刷、发售。不过，在上世纪30年代，书店老板还必须有点“警觉”——当时大街上时不时就有“狗子”出现，他们甚至会到店里嗅一嗅；某些进步书籍，特别是“涉共”的“红书”，大多数书店老板是不敢沾边的。
《鲁迅书信集》第271页，有1931年2月24日，先生给曹靖华的信。信中道：“兄之《铁流》不知已译好否？此书仍必当设法印出。”可以肯定，鲁迅先生预感到此类书籍出版困难。果不其然，到了五一节前，曹靖华将苏联文学代表作之一，绥拉菲莫维奇的长篇小说《铁流》全部译完，上海却没有一个书店、书局敢于接手承印发行。因为当时街上有“稽查人员”在寻嗅，此类书是在禁之例的，书商们是不想找这个麻烦的。
朋友付辛苦之作不得出版，怎行？于是，鲁迅自掏腰包拿出一千大洋，用了个实际上不存在的“三闲书屋”的名义，找家印刷厂，就把书印刷出版了。然后，全拿到鲁迅的朋友、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一本一本把1000册《铁流》全都售出。为了这事，鲁迅还特意写了风格独特的广告，介绍新书。他写道：“本书屋以一千现洋，三个有闲，虚心绍介诚实译作，重金礼聘校对老手，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所以对于读者，虽无什么奖金，但也决不欺骗的。”此后，鲁迅又把版权卖给另一书店，让《铁流》在北京出版；由此，进步书籍流向更多读者手中。
“三闲”，据曹靖华回忆，这个“三闲书屋”是不存在的——实际上是鲁迅、瞿秋白、曹靖华三个患难兄弟搞了回“自费出书”，同时也表现了他们的纯洁友谊与无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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