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元帅的贴身副官张耀南
在跟随贺龙元帅戎马征战的众多将领中，有一位澧县籍人，从贺龙就任澧州镇守使的时候起就投奔其下，长期作为贺龙的贴身副官，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转战湘鄂西，爬雪山过草地，驱日寇，打老蒋，到解放全中国。
张耀南于清光绪11年，即1885年冬月24日出生在湖南澧州城內洲后街，儿时三兄弟，老幺就是张耀南。那滚滚长江的九曲回荡之处——湖北监利便是其祖籍之地，那年，本为粮仓的江汉平原惨遭洪水洗劫，哀鸿遍野，人葬鱼腹。就在这种情况下，张耀南的祖辈便带着幸免于难的全家老小东飘西荡，落脚到了澧州城，讨过米、打过长工，后来凭着“九头鸟”的精明，才搞点小本生意，支撑起了一个家。张耀南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的父亲便把振兴张家的希望，寄托在了小儿子的身上。他给儿子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张耀南。意思是希望儿子将来能够出人头地，成为江南上空一颗耀眼的星星，“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这位没有进过学校门的生意人，自己虽然不会识字断文，但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为了儿子有出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当儿子能够咿呀学语时，他便硬撑着勤劳苦作，把儿子送进了学校。读了几年私塾后，因家境日渐窘迫，便跟着父亲做生意，协助父亲算账、记账，把所学的知识全用在了生意场上，经过一段摸爬滚打，他也能和长辈们一起谈经论道，渐渐地成了生意场上精明的里手。张耀南20多岁成家。妻子叫卢氏，婚后小两口和和睦睦，亲亲热热，日子倒也过得舒心。在亲友的帮助下，他独当一面经营起了柴草、山货，生意红红火火，忙中有乐。不久，媳妇给他生下了千金张帮富之后，应了老人们说的“会生儿的先生女，生个姐姐带兄弟”的吉言，果真在这姐姐四岁的时候便带上了弟弟张帮贵。张耀南把儿、女都看得精贵。有天，一个相面先生告诉他：他命中多子女，可头几胎恐怕养不住。情急中的张耀南向那先生重金讨教，那先生掂了掂手中的铜板，思忖了一会，才告诉他说：“给你个化解的方法，让你孩子的小名序号从'四’开始，取双数，包你的孩子一生无灾”。张耀南本不大相信这些，但为了家，为了孩子，他与媳妇商量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是大女儿张帮富就成了“四丫头”，儿子张帮贵就成了“六儿”。就在张耀南家里接连增丁添口的时候，转眼到了1925年，澧州所辖七县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大旱灾，三月不雨，致使赤地千里，人们只得采蕨挖葛而食，用树皮草根充饥，百姓易子析骨，惨不忍睹。自然，张耀南的小本生意是江河日下，债台高筑。几个债主天天上门相逼，并扬言不还债就置他于死地。同时，家里开门几张口，柴米油盐不能少，年已不惑之年的他，深感家的危机与肩上担子的沉重。一天，为了避开与债主的冲突和妻子的唠叨，张耀南清晨将手中仅有的一块大洋留给了妻子，就悄悄的出了家门，漫无目的游荡着。日落时分，不知不觉到了大堰垱，他站在路边，心生悲凉，突然扑通一声扎进涔水河里。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哲人们的辩证理论预示着人在绝望的极至之时，或许会迎来人生旅程新的转机，张耀南就是这其中的一位。张耀南鬼使神差的一头扎进涔水河，想了却一生告别人世的时候，正好贺龙路过，忙派人一个猛子扎下去救起了他，呛了水的张耀南哇哇几下，吐出几口水之后，还没有定过神来，就埋怨人家不该把他这个有家不能归，妻室儿女难团圆的苦命人救起。当他知道是贺龙救了自己时，才将自己的苦水来了个叫化子过河，倒了个精光。本来，作为一个小商人，对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为民除害的故事早有所闻，尤其是贺龙来澧州后深得民心的情况，他更是清清楚楚。他知道贺龙亲自带领部队在羊古庄铲除了地方恶霸武装;他也知道贺龙在津市对勒索商贾、强占民家、骚扰百姓的旧军阀队伍强制缴械;他更知道贺龙对自己的队伍进行了严格整训，是惩恶爱民的队伍。他曾想到过投奔贺龙去干一番事业，但在当时，他还只想着家庭，养家糊口，做个安守本份的生意人。张耀南见自己今天绝处逢生遇贺龙是个缘分，便下定决心要求跟着贺龙干。从此张耀南和贺龙结下了不解之缘。贺龙听了张耀南介绍情况后，十分高兴，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是读过书的人，又会经商做生意，是难得的人才，我们的队伍是求之不得呀!你只要愿意跟我们干，债主就不敢再找你。贺龙为了试探张耀南，接着说：羊古庄有个大财主，囤了许多粮食，趁着灾荒卖高价，群众反映强烈，你看该怎么办?张耀南想了想，答道：象这个奸商专门赚取黑心钱，不如开仓济粮，救助百姓。贺老总哈哈大笑，说：看来你不是奸商，你就只能跳水了!你是个老实的生意人，我正好去办这件事，也正好用得上你了。第二天，贺老总便安排张耀南带着队伍，打开了财主向应轩的粮仓，把粮食发给了饥民。接着贺龙又安排他去南县、华容等地采购粮食，打击不法商贩，扭转澧州灾情，稳定民心和社会秩序。此时的张耀南本想有点空闲时请假回家看看，但他没有回家，不想让人知道他在贺龙的部队，他害怕他走后地主老财、伪政府报复他的妻子儿女。贺老总也曾要他回家报个平安，可他说：下次我跟贺老总回澧州，就在家多呆几天，难道你贺老总就不回澧州了?谁知张耀南这次与家一别就是十年。1926年初北伐开始，贺龙积极响应支持北伐，5月，国民革命先头部队出师湖南，贺龙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五师师长。1927春，贺龙率部北伐出师河南，当时，河南的老百姓也陷于兵灾战祸，到处都是逃荒讨米的悲惨景象，贺老总对于他们寄予深厚的同情，常常开仓济粮，救济灾民，所到之处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有一次，部队在漯河附近逍遥镇作战时，师部住在一家大豪绅的院子里，这座深宅大院，过去穷苦百姓是不能随便进去的，现在贺龙的军队来了，当地许多老百姓也就“好奇”进来看看。恰好碰到师部在开饭，这些人围着不走，有的望着饭桌直流口水。这时，师部副官张耀南很和气地劝他们说：“你们要吃饭，也得等我们师部的工作人员开过饭再来呀。”他的这个话被贺龙听到了，贺龙立即制止他说：“不要叫他们走开，和他们一块开饭嘛!”于是贺龙与张耀南和老百姓一起吃了这顿饭。其实，张耀南的差事既忙又难，也是个在物资极度贫乏条件下的苦差事。行军打仗，保护首长，他得首当其冲;一到宿营地，人家休息，他要忙于筹措物资，解决部队的吃用问题。可他总能凭着过去多年经商的经验与大胆出色的完成任务。张耀南离家出走之后，带着两个孩子的妻子，原以为丈夫在外躲几天了就会回家的，她总用男人外出收帐的理由来安慰自己，也打发一个个讨债人。十天半月过去了，没有男人的影子;三月半年过去了，还没有男人的消息，她对自己男人的生与死已是茫茫无知。没有男人的家是脆弱的。为了还债，张耀南的妻子不得不把儿子丢在家里，带着刚刚懂事的女儿去给人打工抵债，那孤独与思念，劳作与伤悲，伴着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病痛侵扰着她的身体，泪水磨瞎了她的眼睛。一晃十年过去，1935年8月，她在盼望与遗憾中丢下两个可怜的孩子离开了人世，还是好心的邻居给了她一张破芦席。妻子被安葬的第二天，跟随贺龙攻克了澧州城的张耀南，满心高兴地回到家中，只见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脸上挂着泪痕，倒在一堆乱草堆里，他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家。随行来的红军战士听说后，马上从一个财主家抬来一口棺材，张耀南拿出自己珍藏了许久的一只手镯恭恭敬敬的给妻子带上，以弥补自己对妻子多年的愧疚，重新安葬这个为他经受了众多磨难的女人。红军在澧州休整期间，张耀南介绍万帮义等多名同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让刚刚成年的女儿张帮富和儿子张帮贵参加了红军，女儿分在卫生队，儿子在军部作勤务。部队行军到了大堰垱，军部领导决定让张帮富留在后方担任联络员，帮部队筹措军需和药品。张耀南虽然舍不得女儿，但还是做工作让女儿留了下来，又把一份对亲骨肉的思念与牵挂留在了故乡。不久，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日夜行军打仗，条件十分艰苦。从小就营养不良的张帮贵，身体矮小虚弱，行军时给张耀南带来了许多麻烦。可他生来聪明灵活，很受贺老总的喜欢，贺老总便专门给张帮贵配了一匹马。在长征途中，贺老总有时忙里偷闲去钓钓鱼，去时总是叫一声张帮贵“六儿，钓鱼去。”张帮贵只要听到贺老总的召唤，就会马上背着渔竿和渔篓乐呵呵地跑在最前面。在长征的艰难跋涉中，张帮贵在与父亲的团聚里深深感受到父辈与战友的关怀与慈爱。然而，命运之神却又一次捉弄了他和他的父亲张耀南，使他们陷入了生死几茫茫的境地。那是贺老总的部队长征到达云南后的一天夜里，部队在深山崎岖的路上行进，张帮贵在晃晃悠悠的马背上进入了梦乡，给他牵马的那位战士也在极度疲乏中迷迷糊糊，不知在什么时候，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张帮贵跌下马来，掉在了路边的草丛中。张耀南听说没见了孩子，那无名火怒冲千丈，儿子是生是死，他不得而知;女儿留在了故乡，是祸是福，音讯全无，这些都成了他埋在深处的一块心病和无尽的牵挂。贺老总理解他并告诉他：部队已经通知地方党组织寻找“六儿”，要他振作精神，一定会有和孩子团圆的一天。“张六儿”从马背上掉到软软的茅草丛中，做着在妈妈怀抱里的美梦。天亮后，敌人发现了这个正在酣睡的孩子，用枪托打醒他，把他从草丛中揪起来，但看到“六儿”瘦弱的身体，破衣乱衫，满头癞子疤，又不说话，象个哑巴，不象个红军，才把举到半空的刺刀缩回来，朦胧中的“六儿”逃过了这一劫。敌人走后，张帮贵坐在草丛中，寻思着自己该怎么办?他不知道部队去了哪里?只知道这里是云南。他不想再拖累父亲和贺老总，也不想再拖累部队和战友，他想回家，想回家找姐姐。回家的路艰难而又漫长，身无分文的他只得沿途乞讨，一讨就讨了两年才于1937年回到澧县。红军离开澧县后，张帮富作为红军的留守人员回到县城，利用部队给予的一点资金，在洲后街租了房子做点小本生意，给部队经常筹措一些药品。弟弟张帮贵回家后，姐姐非常高兴，对弟弟承担起了父母的责任。为了维持生计，张帮贵跟着别人跑“三斗坪”挑盐巴，吃尽了苦头。而伪政府官员以他们俩是红军的后代为由经常敲诈勒索，找他们的麻烦。特别是那丁保长看见张帮富人长得漂亮，多次提亲。张帮富不同意，丁保长就勾结流氓地痞到店铺里寻衅滋事，并把她兄妹俩作为“红脑壳(红军)”关押起来，逼迫张帮富与他结婚。张帮富不忍心弟弟跟着自己受牵连，她要保护张家的这个根，只好委曲求全答应与丁保长结婚。婚后一个月，张帮富想尽办法逃了出来，带着弟弟去投奔农村的亲戚，可那位亲戚老远看见她们，唯恐受到牵连，连忙高喊“红脑壳来了，快来捉呀?”吓得姐弟俩转身就跑，只好另择它处栖身。1936年，贺老总带领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云南贵州时，他给部队补充物资，把部队收下那些地主老财家的玉器，向藏族的妇女斢换粮食等生活物资供给部队。后来部队进入茫茫草原的无人区域，大家只能吃草根、吃皮带，贺龙把自己心爱的枣红马杀了分给伤员吃。每到宿营地，贺龙就会要张耀南找有溪流的地方去钓鱼，用清水煮着吃。张耀南看着贺老总的生活这样艰苦，会严重影响身体，他就不辞辛苦到处去找盐。有一次，他通过司令部作战科长贺文玳才找到一块盐巴，这令他喜出望外，因为这能改善一下贺老总的“伙食”。特别是在祁县的那段日子里，他不仅出色的完成了筹措军饷的任务，而且个人生活也步入了新的起点。就在一次运送物资的途中，日寇的飞机突然袭击，本来已经多处受伤的张耀南倒在了血泊中，幸好村妇女主任许淑兰及时赶来，把他藏在家里治伤，使他死里逃生。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成了生活的伴侣，贺老总亲自为他俩在窑洞里主持了婚礼。婚后许淑兰随军，也跟随贺老总战斗了多年。1950年，张耀南参加解放大西南之后，已经65岁了。为了使他们过上幸福的晚年，贺老总将张耀南和一些功勋卓著的老同志一起安排在四川省公安厅工作，定居成都。1952年又转入四川省人事厅。1950年春天，中共澧县县委、澧县人民政府接到张耀南寻找儿、女的信函，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城关镇和平街居委会找到了女儿张帮富、儿子张帮贵。1951年，张耀南如愿以偿全家得以在成都团聚。1963年12月28日，张耀南病逝于成都，享年79岁，安葬在成都市磨盘山公墓烈士名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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