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24 信力建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失败和损失最惨重的一场战争。在这场短短九个月的战争中，中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割让辽东半岛、台湾省、澎湖列岛等地（后辽东半岛由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的代价“赎回”）；赔款白银2.3亿两。
甲午战争带来的民族尊严之痛，国人自尊之痛，却要远远超过割地赔款之痛！——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携带全权委任状，乘坐德国商船“公义号”抵达赤间关马关港（今下关港），与日方全权代表、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举行谈判。谈判其间，伊藤博文极为横蛮，屡屡逼李鸿章在早已拟定的条约文本上签字，称：“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并限定必须在一个月内办理割让台湾的手续，李鸿章哀求放宽期限，说：“台湾已是贵国口中之物，何必着急。”伊藤博文回答：“还没有咽下去，饿得厉害！”二十多天过去，日本下最后通牒，限四天内答复，否则北京必不可保。清政府被迫全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条件。
“马关条约”签字消息传回国内后，“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人”（谭嗣同）。李鸿章，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卖国贼”。
今年的7月25日，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国耻纪念日”。在21世纪的今天，回忆这段历史，记住这个教训，仍有极为重要之意义。
中国日本一衣带水，自汉朝始两国开始交往频繁。历史上曾经长期同属儒家文化圈。进入近代后，两国又一度面临相同命运：1840年，英军炮舰轰开了“天朝上国”大门；1853年，美国“黑船叩关”，日本结束了二百多年的封关锁国政策。不久，两国先后开始了旨在“船坚炮利”、富国强兵的变革：1861年，中国开始实行“洋务运动”；1869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然而三十年不到，昔日的“徒弟”、“莞尔小国”日本后来居上，甲午一战，洋务运动首领李鸿章最终俯首于明治维新首领伊藤博文面前，签订了大清有史以来最屈辱的《马关条约》。
李鸿章、伊藤博文，分别是当时中日两国最杰出政治人物，他们相同历史条件下的截然不同命运，可以说是两个国家政治人物和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时至今日，仍有极强的现实反思和警醒意义。
“现实反思和警醒”之处在哪里？《马关条约》签订前日本首相、全权代表伊藤博文与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有一段发人深思的对话：
“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鲜之事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举世关注之外交场合，面对“东瀛倭国”首相伊藤博文一番咄咄逼人，充满揶揄、教训的话，身为“天朝上国”大学士的李鸿章作了极为坦诚的回答。而内心深处，作为“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的头号弟子，此时的李鸿章究竟是羞愧交加？还是悲愤难禁？抑或急火攻心？
伊藤博文关于“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之语，其实有失公允，其实早在1864年李鸿章就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欲学外国利器，莫如觅制器之器”一语，盖有深意在焉！用现在的大白话意思就是：“我们不但要学西洋的科学技术，更要学习西洋的观念和制度！”——这与伊藤博文“改革内政”一语可谓不谋而合。而且李鸿章后半生中，作过不少类似表述。
伊藤却没有意识到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是：神道、天皇制与武士道文化主导下的大和民族（日本虽属儒家文化圈，但德川时代儒学才在日本真正盛行），远不像中国这样背上障碍社会进步、禁锢国人思维创新能力的沉重历史文化包袱。无论是国民的血性、民族的凝聚力，还是政治精英、文人士大夫的务实求真态度，以及锐意进取、献身牺牲，都不是中华老大帝国所能相比的。
在无数中国人心目中，“小日本”是一个“死不认罪”。殊不知，日本其实是一个只敬畏强者，甘于向强者低头服输，不耻下问向强者学习的民族。还是一个危机意识极强，极善于抓住历史机遇的民族——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海军准将率领的舰队到达江户湾口，轰开了自“锁国令”以来关闭了达二百多年的日本国门。这时的日本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极为相似。然而，前者一旦认清与先进国家的巨大落差，以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福泽谕吉、伊藤博文、井上馨、大村益次郎、山县有朋、三条实美、板垣退助、胜海舟、白石正一郎、土佐之雄杰等等为代表的日本民族精英纷纷挺身而出，前赴后继推动“明治维新”运动（前述英杰大多数或被刺杀，或战死）。
近代日本是幸运的：佩里黑船“闯关”事件后，在关乎民族兴亡的重要历史关头，它有一大批头脑清醒，有血性、有奉献、牺牲精神，有高度历史使命感的政治精英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拯救民族的神圣使命。这里强调“一大批”极为重要——对一个国家的历史车轮转轨而言，仅出一个“板坦虽死，自由不灭”的板垣退助远远不够。在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像吉田松阴、坂本龙马、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大村益次郎、板垣退助这样或战死，或被杀，或被刺死者却不计其数！正因为有一批批伟大启蒙思想家、政治谋略家和政治精英的涌现，1869年开始明治维新的日本短短三十年年便实现了“脱亚入欧”战略跻身西方列强。并接连战胜两个东方巨人——大清和俄罗斯。
马克斯·韦伯有言:一个国家的落后，首先是政治精英的落后。而此时此刻的中国，既不能出现福泽谕吉一样高瞻远瞩的伟大启蒙思想家和政治谋略家，更没有出现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一样的“明治前三杰”，以及像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一样的“明治后三杰”等一批既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政治家和政治精英，只能出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一样唯“圣意”是从的政治“裱糊匠”。虽然后来也涌现出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士人，但与日本“明治前三杰”和“明治后三杰”相比，无论是血性，还是奉献、牺牲精神，抑或器局、才具，都远不是一个档次。个中原因，发人深省——
两次鸦片战争惨败后，包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内的朝廷统治者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西夷之强在于政治制度,不在“奇巧淫技”。然而，“传之万代”潜意识和侥幸心理，驱使大清王朝最高领导核心对必然导致皇权旁落的君主立宪深恶痛绝，高举“祖宗之法不可变”大旗，对任何消减皇权的改良说不。而朝廷顽固派则顺势而上，认定“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在奕亲王等人坚持下，虽允许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清朝封疆大吏在各自领域开展旨在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达到“船坚炮利”之目的“洋务运动”，却拒绝学习比西方科学技术更重要的西学思想、宪政制度。
跛足的改革，注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具有大清特色的洋务运动失败的命运。1861年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沈葆桢、丁汝昌等人纷纷在在治下建立兴办轮船招商局、矿务局、电报局、铁路、机器织布局等工矿企业。然而，由于这些企业厂矿以官办、官督商办为主，官商合办为辅，一大批政府官僚和纨绔子弟进入充职。在衙门官僚式的管理下，人浮于事，腐败丛生，浪费严重，严重制约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更无从谈起。
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还通过行政保护垄断市场，奉行“唯兵”、“重官抑民”政策，导致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严重钳制。而缺乏总体设计，又导致产业结构畸形发展。直到洋务运动结束，中国远未形成的近代化工业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模式。
落后的制度固然可怕，但近代化意识（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的落后更为可怕。所以一个国家的近代化，首先是人的近代化。对这一点，日本近代杰出思想家和维新派精神领袖福泽谕吉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日本不能只羡慕西洋的船坚炮利，更要羡慕西洋的文明。所以他指出：“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强烈主张日本国民精神“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并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作为中国当时首屈一指的政治精英和“洋务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李鸿章的近代意识和世界眼光比起他的同僚大员们无疑要高出一筹。但与福泽谕吉、伊藤博文、高杉晋作，坂本龙马，吉田松阴、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一大批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治精英相比，却逊色太多。正如一些学者所言：伊藤博文的“智略未及李鸿章”，然而他的近代国家思想——主权、统一国家、官僚制度（政治、军事）、公法、私法等素养，与伊藤博文相比远不在一个档次；伊藤博文是一位“以法治为主义”的政治家，是日本明治时期近代法制的主要奠立者。而李鸿章却是中国“有治人无治法”传统观念的继承者，对近代国家思想缺乏根本的认知。只是一位精明强干的事务性官僚政治家。
大清统治集团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之落后，从强大的顽固派长期攻击“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言论中略见一斑——顽固派攻击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等等。
而清末的对外关系，仍然是在先前的“朝贡体系”或谓“华夷秩序”被打破之后建立起来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清政府仍未完全改变先前的“与西洋各国唯彼来而无我往”的被动局面。以慈禧为首的、在唯我独尊文化环境中熏陶成长起来的朝廷领导核心，此时对英、法、美、德、意等西洋列国虽心存恐惧，但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是当时朝廷皇上和大臣的普遍心理。连洋务运动“总设计师”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甲午战前的几年，在日本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居国民总收31%、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严峻现实下，清政府竟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但军队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而陆军更糟，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然而另一方面，为迎接慈禧太后诞辰，却挪用3000万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
与大清削减军费预算、慈禧太后甚至挪用3000万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山县有朋等日本政治精英高瞻远瞩：“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钱虽然不算很多，但却作出一个良好的表率的作用，全国富豪和民众纷纷捐赠军费，一年捐款达100万日元……所有这些，极大地鼓舞民心，更激励了士气。为此，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观念、制度的落后，短短时间里，号称“亚洲第一海军强国”的大清便被“小日本”悄然超越：1890年之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吨位27000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到了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拥有军舰32艘。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此时的北洋海军舰不但数量被超过，而且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等弱点。
近百年间，一直有人指李鸿章在甲午战争黄海大战中“避战保船”。其实从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来看，李鸿章指挥上虽有较大失误，但却将所有淮军主力部队派往前线，从主观希望上全力与日本决一死战，但因实力悬殊、军队和装备不及人，以及用人不当等因素导致了战败。吴汝纶曾说：“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梁启超亦认为“李之失机之处多矣，然不失机亦绝无可胜之理”。
为何“然不失机亦绝无可胜之理”？旅日学者宗亚泽先生的历史著作《日清战争》对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示：日本花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在军备上迅速取得了对清国的优势：在陆军方面，清军参战军队的枪械装备率为85%，而日本装备率达到100%；海军方面，尽管清军进口战舰的吨位数在亚洲位居第一，但日本联合舰队在舰船动力、巡航速度和火力等其它多个指标上占优。如果说，在军事装备的各项数据上，明治日本还没有明显优势的话，那么在军事后勤方面，日本则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在交通运输上，开战前日本国内的铁道线已达3200公里，陆海两军征用汽船近28000吨，而清国全国保有铁路才300公里，在海上还需要租赁洋船运兵；在兵站、野战通信、军队医疗、情报收集和媒体宣传等方面，日本也都建立了一整套近代化的系统，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国内国际各类资源，这些资源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保障，而在清国国内，后勤体系却仍处散乱无序的状态中，这些系统要么仍在沿袭旧有的八旗和团练系统，要么干脆就付之阙如。
军队装备的差距，后勤体系的落后，其背后折射的是近代意识、国家政治制度的落后。从鸦片战争开始，清国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已经进行过频繁交手，但清国的国防观念仍属于“中世纪式”。曾为清国建立开国功勋的八旗制度早就腐朽败坏，而道光、咸丰年间在镇压国内叛乱中壮大起来的地方兵勇，则只能算是官僚政府的雇佣军。这样的军事体系，遑论进行近代化的系统建设，连最基本的“国家忠诚”都很难实现。战争爆发以后，大清军队频频发生让世人耻笑，令国人蒙羞的事件：“叶志超狂奔500里”；号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口只在一日之内告陷落。战场上各路清军部队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将军到兵勇普遍胆小怯战，炮声一响，官兵惊慌失措，皆如惊弓之鸟，战之魂飞魄散、退之蜂拥而去，逃跑速度之快，丢弃武器之多，堪称近代战争史上一大奇观。仅平壤一战，清军就遗弃米粮2900石、杂谷2500石，相当于15000名清军一个月的用量；同时，战后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有9艘被编入日本海军舰队，而大连湾、旅顺口、威海卫等海防阵地被占领时，炮台完好率高达80%。清军的“兵败如山倒”可见一斑。
甲午战争，从本质上而言，是一场完全意义的近代战争。大清之所以惨败，完全是输在近代化意识和政治制度落后之上。
应当指出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并非彻底的宪政制度转型。这就为日本最后走上军国主义埋下祸根。明治维新后，日本发布征兵法令实施兵役制。1877年日本政府进一步完成了对国内军事力量的统和，打造了真正的“国家军队”。这时，日本改造了军队的组织机构和体系，并对军人实施国家意识的精神教育，运用“武士道精神”对军人展开全面洗脑，对新兵教育导入“为国尽忠”思想，强调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大义，为国而死是士兵的职责和荣光。近代国家体系的打造和洗脑教育的开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军队的素质。然而洗脑教育却最后沦为滋生军国主义的土壤。
尽管如此，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观念教育，日本军队都全面领先于清国，这才是日本最终能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完全没有想到，在战场上遇到的是这样一群毫无斗志、一溃即散的散兵游勇。在这样孱弱的国防力量下，日本征服清国的信心得到大大增强，对“天朝上国”最后一点顾虑和心理恐惧完全消失。
中日两国最高统治者在重要历史关头的态度，预示了失败者必然命运——虽然大清参战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63余万人，但最终惨败于参战兵力只有24万余人的“东瀛倭国”，“天朝上国”彻底颜面扫地！大清朝随之风雨飘摇，百姓日益水深火热。
中日两国最高统治者在重要历史关头的态度，又导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两人的命运截然不同的结果。李鸿章因一生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定了太多不平等条约而落得“汉奸”、“卖国贼”骂名。与李鸿章相比，伊藤博文可谓志得意满，一生无憾！——虽最后死于朝鲜志士安东根之手，虽一直被中国人痛骂为“战争狂人，刽子手”，但在日本人眼中，却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英雄。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前面说过，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相同历史条件下的截然不同命运，可以说是两个国家政治人物和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李鸿章为何会落此悲剧结局？李鸿章下面一段话既令人嘘唏，更发人深省：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痛骂李氏作“汉奸”“卖国贼”者，有谁同情“大清裱糊匠”李鸿章当时内心之酸楚、无奈——签订“马关条约”遇刺中弹后，李鸿章含泪立誓：“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为尽量减少赔款，他苦力相争，后几近声泪哀求，其情其景，梁启超的评述最为精准：“戎马压境之际，忍心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况鸿章亲历其景者。……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
痛骂李氏作“汉奸”“卖国贼”者，有谁同情“大清裱糊匠”李鸿章当时心头的万般委屈？——名为“总理大臣”，其实不过是一位最有权力的封疆大吏。满清皇室对其处处防范，朝廷顽固派无时不攻击。正可谓“外有强寇，内有顽敌”，纵然有伊藤博文之才，又如之奈何！
从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国政治精英思维模式、思想观念的巨大反差中又可看出，落后的制度固然可怕，而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的落后更可怕：近代化事业的真正主体只能是人，因为近代技术工艺和设备，本身是没有生命的。所以，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和政治精英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尚未从传统转变到近代时，再完美的近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传统人的手中很可能成为一堆废物。畸形发展和失败的悲剧也就难以避免。
大清王朝之所以败给日本，最根本原因在于只学西洋“船坚炮利”之技，而拒学比“船坚炮利”更重要的近代化意识和制度。当它终于认识到问题严重性之时，武昌起义炮声已断绝了它的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