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774年日本发生了什么？没有什么注定改变世界的大人物诞生，也没有一声炮响给闭关锁国的日本人民带来光明，只是2个日本老头完成了1本书，1本医书。
显微镜，《红毛杂话》1787年
1774年日本发生了什么？
没有什么注定改变世界的大人物诞生，也没有一声炮响给闭关锁国的日本人民带来光明，只是2个日本老头完成了1本书，1本医书。
这2个老头儿名叫杉田玄白、前野良泽，都是日本的著名“兰医”，也就是西医。
日本的传统医学，和他们的衣裳一样，是从中国学过去的，用的是“汉方”，大夫这个职业讲的也是世代相传，老子做大夫、儿子也学医学，几辈子干一行，对于医术的感情也就非同一般，往往在学完家传手艺之后，去外面游学拜师。
杉田玄白就是医生中的奇葩，不但学“汉方”写出了《养生七不可》，还苦学荷兰语，抱着荷兰人不远万里带过来的医术乱啃，其中就有1731年出版的荷兰文解剖教科书，看到其中详尽的插图，佩服得不得了，可惜活人不能乱解剖，也就苦于没有验证的机会。
直到1771年，杉田仔细观察了一个被处死的犯人的尸体，估计也伸手切了几刀，惊奇地发现，人身上的结构和插图上画的一样，比中医说的人体结构靠谱多了，咱赶紧给它翻译成日文，让大家都知道知道吧。
就这样，山田拉着前野良泽、桂川甫周等同仁、小辈，花了4年时间翻译成了《解体新书》一书。
这本书之所以重要，和它在医学史上的位置关系不大，而在于参与翻译它的几个人，通过这本书学习、实践了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扩展到了“兰学”（注：西方科学，取荷兰的兰字得名）的其他领域，完成了日本科学史上的一次飞跃。
好吧，这话说得太严肃了，轻松点说，这几个日本老头儿点对了科技树，正巧他们很会教学生，成材的弟子足够多，弟子混得好，师门水涨船高，“兰学”终于成了日本一个正经的学派，上了台面。
你可别小看“上台面”这个成果。
要知道，德川幕府在17世纪屠杀了国内的天主教徒之后，反复下达禁令，不允许外国人到日本做买卖、传教。
稍稍有点特权的是荷兰人和中国人，也被限制在长崎居住，你没看错，就是后来挨了原子弹的长崎，那地方的中国人有生活了7代还没有加入日本国籍的，比汪精卫可有种多了。
话题拉回来，荷兰人不远万里来到长崎，被圈在一个人工岛——出岛上居住，有人就有病，有病就有医生，因此，荷兰东印度总督在250年间派遣了100名左右的西医常驻长崎。
德川幕府的大将军不是傻瓜，身边放着这么个小岛，不只是为了买点鹿皮。实际上，幕府政权一直趴在这扇小窗口后面，羞羞答答地观察着世界，比如，规定每年来航的荷兰商人必须向将军报告当年世界上发生的大事，是不是很有点《参考消息》的味道？
这种有限地开放，在1716年继任第八代将军的德川吉宗任内，达到了一个小高潮。
与他同时代的清朝皇帝是谁呢？
雍正行乐图之刺虎，雍正皇帝身着西式服装，头戴假发。
康熙、雍正、乾隆。
这爷仨同样对世界洞若观火，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在给自己妹妹的信中曾提及此事：“乾隆皇帝有遣使臣至法见路易十六世之计划，德明将随使行。法国王室似甚期待使臣之来。”这次访问，最终因法国大革命爆发而夭折。
有能力、有意向和万里之遥的法兰西互派使团的清帝国，无疑远比只能拉着荷兰商人问长问短的德川幕府更加开放，但是，这种开放只与皇帝有关，扩大一下外延，只与八旗贵胄中的一小部分近臣有关。
因为带来西方文明的传教士，事实上被乾隆皇帝拴在了宫殿里，作为私人的工具。
除了以画画知名的郎世宁外，精通天文、数学的戴进贤受命修历法；蒋友仁负责画《皇舆全图》；傅作霖到征讨大小金川前线设计火炮；安文思为宫廷修钟表。
上面这几位看着名字都像中国人吧？其实既有法国人，也有意大利、德意志人，他们在北京的生活被严密监控，不仅传教的本职工作干不成，还像拉磨的驴一样，“总是被支来支去干这干那。”比如给圆明园造喷泉……
到了嘉庆皇帝即位，这些忙来忙去的外国人也被赶走了，新皇帝不喜欢西人，也不喜欢西洋物什，传教士们像垃圾一样被爱新觉罗家族赶出了北京，直到1830年代，澳门之外的中国大陆，再也找不到传教士的踪迹了。
反观日本，中国的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元旦，杉田玄白、前野良泽等人的学生大槻玄泽在他开办的学塾“芝兰堂”中举行“新元会”，聚集了29名兰学同仁，一起开了个元旦茶话会。
在这个悬挂着西方医学之祖希波克拉底画像的斗室之中，日本的兰学者的元旦聚会，足足搞了42年。
在有名字可查的1796年、1798年两次“新元会”中，参与者共有藩主7人，藩臣、武士7人，幕府医官、藩医26人，町医8人，翻译3人，庶民6人，其他职业或身份不详者10人。
在德川幕府的分封体制下，幕府高踞顶端，其下就是各个藩国的世袭藩主，放在中国，就是曾国藩、左宗棠的地位，他们对兰学的学习，已经可以窥见当时日本对于西方知识学习的积极程度了。
另据日本学者的统计，明治维新前，日本有名姓可考的兰学者有9000多人，他们多以医入学，进而翻译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以及少量的社会科学著作，并通过师徒传授和游学等方式，形成了一个遍布全日本各个阶层的“兰学者”群体。
在这个群体之中，大槻玄泽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无疑成为各个区域的绝对骨干，日后明治维新中最活跃的政治人物们，都或多或少与他们有关。
当然，大槻玄泽的徒子徒孙们其实仍是翻译荷兰书籍的闭门造车，他们掌握的往往仍是二手、三手的知识。
真正让日本的兰学者走入新时代的是一个外国人——弗兰茨·冯·西博尔德。
楠本稻，曾任明治天皇宫廷御医。
作为第一个被幕府特许在长崎出岛之外开设诊所的外国人，西博尔德行事非常与众不同。出身医学世家的西博尔德，既是医生也是博物学家，他在长崎郊外的鸣泷塾广开宗门，要求其中优秀的学生各自认领课题，在全日本进行科学考察，最终用荷兰语撰写论文。
这也是日本兰学界第一次与国际科学界接轨，第一次走出翻译的旧路，这些改变为日本带来了一阵“西博尔德旋风”。
日后倒幕战争的主力，维新前造出日本第一艘蒸汽船的萨摩藩两代藩主，岛津重豪、岛津齐彬，维新前就独立制造出蒸汽机车的福冈藩藩主黑田齐清，中津藩藩主奥平昌高等人，都曾和西博尔德交往，这些人的影响力，或许比鸣泷塾多达100人的学生更强大。
不久后，归国的西博尔德行李中被查抄出了日本地图，以间谍罪被判驱逐出境，永久不得踏足日本国土，只给日本留下了一个2岁的混血女儿，楠本稻。
楠本稻日后师从西博尔德的徒弟们学习艺术，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妇科医生，而她为了学习西方医术所拜的荷兰语老师更为知名，甚至可以说改变了日本历史。
大村益次郎，日本“军制之父”，一手完成了倒幕主力长州藩的陆军整编，并且力排众议要求倒幕后的日本陆军完全学习西方军制，彻底终结了武士制度，而他本人也被愤怒的武士暗杀。
而他，就是个医生，村庄中的医生。
事实上，真正改变日本国运，令其免遭中国近代屈辱命运的人们，并非高高在上的天皇、将军，而是这些用自己的眼睛了解世界，用自己的手笔介绍世界的兰学者们，他们的第一职业，都是医生。
当然，面对沉珂缠身的病人，医生不止要会用药，也要会用刀。
凤凰新闻客户端主笔 刘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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